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 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 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 谈主义。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 “器”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 大师杜威（JohnDewey，1859－1952）。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 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 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 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泽东 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说。1919年9月1 日，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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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1921年， 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 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 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 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 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 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 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 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 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 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 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青年毛泽东办的自修大学章程 的基本思想和学风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问题而非主义，但这决不表明毛泽东没 有主义，只是毛泽东讲求从问题中谈主义，从中国问题中谈共产主义。1927年 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问 题，而非普世问题。后来他和王明的斗争，都不是关于主义，而是关于问题的斗 争。经过三十年代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 学术空论，要讲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中国共产党的学风转向调查研究和讲究 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三十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佳境。 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中国现在的学 风有很大的浮夸成份，我们应该注意。对学者来说，学问的长进要靠解决国家的 困难，而不是靠故弄玄虚，不能靠出国、耸肩、说洋文唬人做学问；我们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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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幻想有洋人帮我们解决，尤其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真学者应该扎实研究中 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困难中成长。立功名于金石，也应是当今学者的境 界。目前国家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主要困难 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本世纪头几十年则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在经济上中 国已是成功的。现在国际政治矛盾因中国的发展已提上日程，由于多年的荒弃， 政治和军事的知识已成了目前中国学问的“瓶颈”。因此，以实事求是、不尚空 论和身体力行的态度和学风，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填补 已形成的知识空缺，为中国崛起而奋斗，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人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