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餐。身穿制服的军士你来我往，从各个方向上递给他各种报告，他一一作简短的回复，嘴里一直嚼个不停。好几分种过去，侍从才敢上前示意歌德已到，此刻正一动不动地站在远处。拿破仑瞥了一眼，右手慢慢伸进自己的夹克衫下，掌心触到左下肋骨。（过去他经常胃痛，养成了这么一个习惯，久而久之，他喜欢上了这个姿势，每当他发现自己被摄影师包围，他就不由自主。地摆起这姿势，仿佛乞灵上天帮助。）他赶紧咽下口中食物，（咀嚼使脸部扭曲，不宜拍照，而报刊总居心叵测地发表这种照片！）提高嗓门，说了一句人人都能听见的话：“要找的人就是他！”
这种话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那种“响词儿”。政治家在长篇演说时，总恬不知耻地重复一个意思，他们深知重复与不重复都一样，对于老百姓来说，除了新闻记者摘引出几个词，其余什么也记不住。为了方便新闻记者的工作，给他们一点提示，政治家就在大同小异的讲话中塞进一两个以往不曾用过的简洁而风趣的词语，这一招是那么出人意外，这些词语顿时不胫而走，家喻户晓。这年头搞政治的全部艺术已不是从政（众人之事取决于自身机制中那不为人知又不为人把握的逻辑），而在于想出“响词儿”，一个政治家是否被人看见、被人理解，民意测验中如何评估，以及最终能否被选上，全仗着这些“响词儿”。歌德还不懂“响词儿”这个术语，但是，任何事物在其物质化的实现和命名之前，它的实质早已存在。歌德立刻发现拿破仑方才说的几个词恰恰是不同凡响的“响词儿”，日后对他俩都将大有用途。他心头一喜，向拿破仑的餐桌走近一步。
诗人的不朽可以任你评说，但军事统帅是更加不朽的人物，因此，由拿破仑而不是由歌德首先发问是理所当然的：“您多大啦？”他问道。“六十。”歌德回答。“这年纪您看上去气色很好。”拿破仑赞许他说（他比他年轻二十岁）。歌德不禁受宠若惊。他五十岁时就已肥胖过人，成了双下巴，但他还并不太上心。随着年纪增大，临近死亡的念头频频出现，他开始意识到很可能要挺着这么可怕的大肚皮跻身不朽。他于是决定减肥，很快变得苗条了，虽说不算漂亮，但至少能让人联想起他昔日俊俏潇洒的形象。
“您结婚了？”拿破仑真诚地问。“是的。”歌德欠了欠身。“有孩子吗？”“一个儿子。”此刻，一位将军上前向拿破仑一倾身，通报了一条重要信息，拿破仑陷入沉思。他从马甲下抽出右手，用叉子戳了一小块肉塞进嘴里（这场景已不再有人拍摄），边嚼边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想起歌德，他真诚地问，“您结婚了？”“是的。”歌德欠了欠身。“有孩子吗？”“一个儿子。”歌德回答。“那么说说卡尔…奥古斯特①吧。”拿破仑突然点了魏玛大公国君主的名字，歌德是他的国民，听口气，他显然不喜欢此人。
歌德不能说自家君主的坏话，但又不能与一位不朽者分辩，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说卡尔…奥古斯特大力扶植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科学的话题使这位不朽的统帅停止了咀嚼，他从餐桌边站起，将手插入马甲，朝诗人走了几步，开始就戏剧发表看法。此刻，那群隐形摄影师苏醒过来，照相机咔嚓咔嚓响成一片，把诗人拉到一旁准备促膝谈心的统帅，只好提高嗓门，让大厅里的人都能听见。他建议歌德应该写一出关于艾福会谈的戏，因为这次会议将保证人类最终进入一个和平幸福的时代。他大声宣布：“剧院应该成为民众的学校！”（这已是明日报上第二个美妙的“响词儿”。）“如果您把这个剧本献给亚里山大沙皇②，”他改用比较温和的语调补充说，“那将是个绝妙的主意！”（其实，艾福会议就是为此人而开！他是拿破仑需要争取的人！）接着，他又就文学问题给这位歌德席尔上了简短的一课。其间，侍从送上报告曾打断了他的演说和思绪。为接着讲下去，他只好离开上下文，自己也没有把握地又重复了两遍“剧院——民众的学校”，然后，（啊！谢大谢地！他终于找到了思路！）他提到了伏尔泰③的《恺撒之死》。在拿破仑看来，戏剧诗人失去了成为民众导师的机会，这就是一个典型实例。他应该在这部剧作中表现伟大的统帅为人类的幸福操劳，然而他短促的一生未能使他实现这个理想，最后几个字眼听上去有点忧伤，统帅看着诗人的眼睛说：“看哪，给你一个伟大的主题！”
接着，他又被打断。高级将领们来到了大厅，拿破仑从马甲下抽出手臂，坐回桌边。他用叉子戳起一块肉扔进嘴里嚼着，一边听着汇报。摄影师们的身影从大厅中消失。歌德环顾四周，打量起墙上的绘画，过了一会儿，他走向领他进来的那位侍从，问他谒见是否结束。侍从点点头，叉子又把一块肉送进拿破仑口中，歌德离去。
① 卡尔…奥古斯特大公（1775…1828），魏玛公国君主。
② 亚里山大沙皇，此处指俄国沙皇亚里山大一世（1777一1825）。
③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
5
贝蒂娜是玛克西米利安娜…拉霍契的女儿，歌德二十三岁时爱上了这个女人。如果他们之间几次圣洁的接吻忽略不计，那么这只是一场非肉体性的、纯属情感方面的爱情，没有留下任何结果和影响。原因也很简单，用为玛克西米利安娜的母亲二话没说便把女儿嫁给了一个意大利阔商布列恩塔诺。布列恩塔诺发现这青年诗人还想与他妻子勾搭，就一脚把他踹出了大门，并且警告他永远不准再露面。玛克西米利安娜后来生了十二个孩子，（那个意大利种马一生养了二十个！）其中之一取名为伊丽莎白，这就是贝蒂娜。
贝蒂娜刚成为一个大姑娘时就对歌德颇有好感。一来是因为全德国上下都认为他正向名人殿迈进；二来，她听说了他与母亲曾有过的那段恋情。她满怀激动，让自己沉浸在那相距遥远的恋情中，惟其遥远而愈加心驰神往，（上帝啊，它发生于她出生前十三年！）她逐渐产生一种感觉，她应该有某种秘密的权力得到这位伟大的诗人，因为她可以象征性地（若非诗人，谁又对比喻当真呢？）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女儿。
不幸的是，男人们有种回避当父亲的义务、拖欠赡养费、对孩子不闻不问的坏毛病，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他们根本不理解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是的，每一次爱情的结晶便是一个孩子，至于它是否真地受孕或产出，都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在爱情的数学中，孩子象征着两个生命不可思议的总和。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即便不曾触碰过她，他也一定会考虑这个可触性，他的爱会结出一个籽实，在两个恋人最后一次聚会的十三年之后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就是贝蒂娜反复考虑的想法，最后，她鼓足勇气来魏玛找到了歌德。这是一八〇七年的春天，她二十二岁（与歌德追求她母亲时的年纪相仿），但她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孩子。这种感觉起着一种神秘的保护作用，童年是她的一副盾牌。
把童年的盾牌挡在胸前，这是她用了一辈子的策略。她从小就惯于倚小装小，这既是策略，但又是一种自然的表现。她一向有些钟情于她那个当诗人的兄长克利门斯…布列恩塔诺，她觉得坐在他的大腿上再舒服不过了。即使在当时（她十四岁），她已知道如何让自己同时扮演三个角色：小孩、妹妹、可爱的女人，并从这种界线朦胧的三重性中获得快感。谁能把一个孩子从自己腿上推下去呢？即使是歌德也做不出这种事情。
一八〇七年，他们初次见面，她就坐到了他膝上，当然这是她自己的描述，信不信由你：起初，她坐在沙发上，面朝歌德；他按照常规礼俗，用一种哀伤的语调谈起前几日刚刚去逝的阿密莉亚公爵夫人。贝蒂娜说她对此事一无所知。“这怎么可能？”歌德惊诧地问，“难道你对魏玛的生活毫无兴趣？”贝蒂娜说：“我只对您感兴趣。”歌德微微一笑，对这个年轻女人说了以下几个决定命运的字眼：“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她一听见“孩子”二字，羞涩腼腆顿时烟消云散。她声称沙发不舒服，说着便跳起身。歌德说，“那就坐在你觉得舒服的地方吧。”话音未落，贝蒂娜已经坐到他腿上搂住了他。就这么紧贴着他，她觉得舒
服极了。很快便睡着了。
事情果真如此，还是贝蒂娜杜撰出这一切，都很难说。不过，如果是她编造，那就更好：她向我们透露应该如何看她，她描述了她接近男人的方法：倚小装小，她就可以想啥说啥（声称对公爵夫人之死无动于衷，说坐在沙发上不舒服，而无数的来访者能有幸坐在这里，早已感激不尽）；装成小孩样，她就可以跳到他膝上搂着他；更有甚者，装成小孩样，她就能睡在他身上！
再没有比装成孩子更有效的办法了。孩子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因为他天真无邪，没有经验；他不必循规蹈矩，因为他还没有进入一个规矩无处不在的世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无论这些感情恰当与否，那些不愿领教贝蒂娜的天真的人往往说她癫狂（有一次跳舞，她乐极生悲，不慎失足摔倒，脑袋磕在桌角上），缺乏教养（在社交聚会上，她有椅子不坐，偏要坐在地上），乖张反常，不可救药。然而，那些愿意把她永远当作一个孩子的人则被她自发的天然本性弄得神魂颠倒。
歌德深受孩子的感动。她使他回想时自己的青年时代，他赠给贝蒂娜一只非常漂亮的戒指作为礼物。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只简略地记下：布列恩塔诺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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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歌德和贝蒂娜，这两位名噪一时的恋人，真地相会了多少次呢？她在那年的晚些时候，也就是一八〇六年的秋天，又一次来看他，而且在魏玛呆了十天。此后过了三年，她才又见到他：她去波希米亚的特普利茨温泉小住三天，没想到歌德也正好在这里疗养。一年以后，才是那关键性的两周魏玛之行，访问结束时发生了克莉斯蒂安娜打落她眼镜那一幕。
他俩面对面地单独在一起又有几次呢？三次，或四次，不会再多了。他们见面愈少，写信就愈多，确切他说，是她给他写信愈多。她写给他五十二封长信，信中使用了表示亲密的du称呼他，通篇都是谈爱情。但平心而论，除了铺天盖地的文辞，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不得不问一句，他们这桩恋情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出名？
答案很简单：因为从一开始这件事所关心的就只有爱情，其他概不涉及。
歌德很快意识到这点。而他最初感到这个预兆，是当贝蒂娜向他透露，早在她第一次访问魏玛之前，她已经结识了也住在法兰克福的他的老母亲。她不断向老太太打听她儿子的情况，老人受宠若惊，喜不自胜，整日价向她复述了几十个往日的故事。贝蒂娜认为她与他母亲之间的友谊能敲开歌德的大门，还有他的心扉。这估计并不全对。歌德觉得母亲的宠爱有点滑稽（他甚至不屑从魏玛去看看她），他从一个我行我素的姑娘与一个头脑简单的母亲的结盟中，已经嗅出了一种危险。
我可以想象，当贝蒂娜复述从老太太那里听来的故事时，歌德的内心感觉一定是很复杂的。起初，他看见一位年轻女郎对他如此倾心，当然会受宠若惊。她的故事会唤醒他心中许多沉睡的往事，会使他很愉快。但是，他很快会发现有些轶事不可能发生，有些事现在看来那么荒唐可笑，根本不该发生。而更为难堪的是，这些故事出自贝蒂娜之口，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带上一种让他不太舒服的色调和意义。倒不是说贝蒂娜想用这些童年往事同他作梗，而是因为一个人（任何人，不仅是歌德）听见别人所阐释的他的一生与他自己的版本不同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歌德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这丫头与浪漫主义运动的一帮青年知识分子有染（歌德对这些人绝无好感），她野心勃勃，令人不安，而且理所当然地认定（一种界于无耻的自信）她将成为一个作家。一天她直言不讳他说，她想根据他母亲的回忆写一本书，一本关于他歌德的书！他意识到在她表示爱情的甜言蜜语背后，隐藏着杀气腾腾的笔墨，顿时警觉起来。
正因为对她时刻保持警惕，他也就尽量避免造成任何不愉快。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她闹翻，此人实在太危险；他宁可采取一种怀柔策略，把她稳住。但他又深知，千万不可过分，因为一旦某个小动作被她理解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