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瘦弱发黄的辣子、茄子、西红柿苗又见到了阳光，在微风中摆动。
在收工返回的时候，炊事班长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对我们说：“大家干得不错！所里通知明天早饭后，我们这班人马到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的后勤付业队去干活，任务仍然是菜地里除草”。
第二天早饭后，炊事班长再次来到“收容所”大院，将我们带出大门沿着戈壁滩上的小道向北走去。
此时是早晨六点（新疆时间），太阳从东方升起，经过一夜降温，戈壁滩上的空气略带凉意而又十分清新。
老炊事班长今天显得格外高兴，似乎带着我们去他们的上级部门劳动，有着一种“荣誉”感。嘴上叨着莫合烟，走在队伍的后面竟然和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小“盲流”边走边聊起来：
“你娃多大了，哪瘩（哪里）的人？”他操着一口甘陕交界的口音问我。
我说：“老家安徽，年过二十。”
“娃！你年纪轻轻的咋个跑到新疆来了？”他边走边抽着莫合烟问我。
“到新疆找工作。”我实话实说。
他瞅了我一眼笑笑说：“你娃好好干，听说石河子市的单位明天要到我们‘收容所’里来挑人去干活，我看你娃不赖，有可能找上工作。”
我冲他点点头说：“但愿如此。”
我们二十个“盲流”被老炊事班长带着走完戈壁小道，来到石河子经管处，从经管处向北走便是一条宽阔笔直的马路，两旁是参天的白杨树，还有一座座红瓦白墙的平房和几栋绿顶黄墙的苏式楼房。听老炊事班长说，它就是石河子地区的首脑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
来到此处我才恍然大悟，四天前的中午，我和周俊鸿二人被老街派出所的民族警察带着，就是从它的西边转盘路上过去，再到“收容所”的。没想到几天之后，我们竟成为“收容所”的“盲流”被带到这里来劳动。
到了指挥部的南边，老炊事班长让我们在林带里先休息，然后他沿着两边都是菜地的土路向一栋凹形的平房走去，据说那是指挥部的职工食堂。
一会儿老炊事班长和一个四十多岁，穿着一身旧军装，腰上系着一块白围裙的男子从平房里走过来，他们拿着一些砍土镘、镰刀和小铲子等工具，来到跟前，老班长介绍说：“这是兵团驻石河子指挥部后勤处职工食堂的李班长，一会由他安排干活，希望大家服从分配，把锄草工作做好。”然后他向李班长告别，说他回去还要忙乎所里食堂的工作，等到下午七点来接下来接我们回去。
老班长走后，李班长把我们分为两组，土路西边种辣子、茄子的地里十个人，路东边种西红柿、葫芦瓜的地里十个人，任务是锄草和松土。
我和周俊鸿在以姜组长为首的一组，我们十个人被分到辣子、茄子的地里锄草、松土。另外十个人则分到西红柿、葫芦的地里干活。
一大堆工具很快被分到人手，有的拿铁锹或砍土镘，有的拿镰刀或小铲。
因为砍土镘是维吾尔族的劳动工具，来到新疆后才第一次见到，更没有使用过，我不敢拿。于是我拿了一把镰刀在前面割草，周俊鸿在后面用铁锹给茄子、辣子根部松土。大家干活都十分卖力，甚至有点比赛的架式。这里面干活最内行的要数姜组长和一个河南人，他们在老家可能干过农活，他们俩在我们组一路领先。干到上午十点时，路两边各组锄草、松土的活儿都干了过半。回头望去，在除去杂草和蒿棵的地里，辣子、茄子、西红柿、葫芦瓜一行行，一棵棵显得更加醒目。
一会儿李班长担来了两桶开水，并拿来了两包河南徐昌烟，让大家到林带休息一下再干，并夸我们活儿干得好。
休息一会儿大家又开始干起来，直到李班长和一个炊事员担着饭菜来到林带，叫我们吃饭时，大家才停下手来，这时地里锄草和松土的活都已经干了三分之二。
人们回到林带里，李班长和一个炊事员正在等我们吃饭。因为没有水洗手，两只沾满草绿和泥土的手只好在身上擦一擦拍打一下，拿上碗就去打菜。每个人先打一勺子烧豆腐，又给盛了一勺子炒葫芦瓜。然后到李班长那里发给一个二百克面粉蒸的白面馒头，再给上两块每块一百克玉米面蒸的发糕。也就是说这顿饭的粮食定量已达到了四百克。这在当时人们的粮食定量是绝对少见的，这一顿饭提供的食物比我们在“收容所”里一天三顿饭的定量还要多。这不仅说明了指挥部食堂对我们为他干活的肯定和奖赏，而且也证实了付出劳动与辛苦可以换来报酬——即劳动管饭的道理。
干了一上午活又累又饿的人们，将饭菜端到一边，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蹲在沟旁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我进“收容所”的第一顿饭，领了一块一百克的玉米面发糕就没吃完，剩下的半块发糕给姜胖子吃了。但以后每顿饭一块发糕，半缸子菜汤，对于年轻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上顿不饱下顿饥，在“收容所”被关在大院里，虽然每天不劳动，但定量也少得有点可怜。同时多是粗粮又没有多少菜，常是喝些带点咸味的菜汤，所以在“收容所”里食物不足吃不饱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
正如姜组长说：“你刚来不习惯，过两天你就会争着吃的。”
没过两天就验证了他的话不是戏言。我端着大半碗菜，因没筷子，只好用两根树枝代替，拿着一个二百克的馒头和两块玉米发糕，蹲在一边也像别人一样大吃起来，不到十分钟就将饭菜一扫而光，又喝了一大碗白开水，此时我才感到肚子吃饱了，这是几天来吃的第一顿饱饭。
最后李班长对大家说：“筐里还剩几块发糕，有哪个没吃饱的还可以吃。”多数人你看着我，我看看你都说吃饱了。唯有使用砍土镘干活最快最凶的姜组长，和那个河南小伙子没吭气，但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馍筐子。
李班长将馍筐递给了他们，说：“这里面还有七块发糕，你俩能吃就把它吃掉吧。”
他们俩二话没说，也不客气，拿起发糕就着菜盆里的剩菜便吃起来。姜组长一连又吃了四块，河南小伙子吃了三块，逗得大伙过来围观。也就是说他俩吃的几乎是我们吃的两倍。姜组长一顿吃了八百克（一市斤六两），河南小伙子一顿吃了七百克（一市斤四两），是当时一般人两天的粮食定量，而被他们一个人一顿吃掉。
但是姜组长的肚子撑得有点像孕妇，小伙子肚子胀得已经弯不下腰了。
吃过饭已经中午一点钟，李班长和那个炊事员收拾好饭碗，馍筐准备返回食堂，并说：“中午太热，你们可在林带里休息一阵，侍到下午三点钟以后再干。”随后他们离去。
新疆石河子地区夏季干燥炎热，中午气温有时可以达到摄氏三十多度，地表温度可能会更高。
烈日当空如同火烤，指挥部南边大道上的柏油路面几乎被晒得要融化了，人走在上面就会粘脚。这时外面行人很少，我们二十个“盲流”饭后在林带里有的搞些乱草，有的垫点树叶，躺在地上横七坚八的睡午觉。
真是吃得香，睡得着。午饭吃得又撑又胀的姜组长和那个河南小伙子，此时都像“八戒”一样躺在地上，已经是鼾声如雷，呼噜不止了……
多数人已经睡着，惟我还心神不宁地躺在那里难以入睡。后来刚迷乎了一会，耳边就听到姜组长在叫喊：
“起来干活了！”
我想他可能是中午饭吃得太多了，睡在那胃里发胀难受，需要起来干些活才能帮助消化食物，要不然他不会这么早就把人们叫醒干活。
刚过下午两点，赤日炎炎，闷热难当，蹲在灼烫的地面上锄草，如同架在烧热的平锅上烘烤。太阳晒得人头皮发痛，汗流浃背，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来，滴入下面被松过的泥土中。此时，我想起了中唐时期的诗人李绅所写的悯农诗《锄禾》：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通过今天在骄阳似火，挥汗如雨的劳动中，我确实体会到了农民种田的辛苦。
下午五点，我们二十个人终于完成了四亩多菜地锄草、松土的任务。此时李班长又送来了一担开水，并叫我们到林带里喝水休息。过了一会，“收容所”的老炊事班长来接我们，他告别了李班长带着我们由原路返回。
途中老班长对我们说：“今天，收容所的徐所长听说你们在指挥部的劳动中干得不错，非常高兴，给予表扬。希望你们还要努力，争取组织上的信任。你们中多数都是年轻娃，应当活泼，怎么死气沉沉的？在行进中可以唱个歌嘛！”
他不知道我们在炎热的地里劳动一天，已经累得腰酸腿痛了，那还有力气唱歌呢？
还是社会经验丰富的姜组长会随机应变，马上问大家唱个什么歌？
老班长高兴了，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学习雷锋同志，那就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吧。”
队伍里不知是谁讲了一句：“我们都是盲流。”
“盲流也是人，就不能学习雷锋了？”老班长有些生气。
于是姜组长带着大家开始唱起了学习雷锋的歌：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立场坚定斗志强。
学习雷锋，好榜样，放到哪里哪里亮，愿做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
一群“盲流”在老班长的带领下，行走在开阔平坦赤热荒凉的戈壁滩上，唱起了学习雷锋的歌子，一时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惆怅……
有点跑调的歌声在戈壁的前方——南山根处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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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走进收容所 体验人生关（四）
更新时间2011…7…30 22：03：16 字数：1938
第四节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突然听到姜组长在门外喊我：“小郭！所长叫你到办公室去一趟。”
我急忙出屋随他走出收容所大院，来到所长办公室门前，姜则转身回去。
进门后看到办公室里坐着三人，一位上身穿白衬衣，下身穿公安裤的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一位个子不高，两眼有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还有一位面色白皙，身材清瘦的男青年。
他们在目视我，那位公安发问：
“叫什么名字？”
“郭瑜。”
“多大了？”
“二十岁。”
“什么出身？”
“学生。”
“家庭成份？”
“城市贫民。”
“哪里人？”
“安徽亳县。”
“为什么到新疆来？”
“因为户口迁移西安没能落户，来新疆找工作。”我实话实说。
“有什么证明吧？”公安继续问。
我赶忙从贴身兜里掏出被汗浸得有点发黄的户粮关系迁移证和我高中时的学生证，一并递了过去。
他看了看，向旁边坐的两位男子点了点头，然后将学生证还给我，却把我由亳县迁往西安的户粮关系留下，并放在他的抽屉里。
随后他对我说：
“回去吧。”
我迟疑了一下说：“我的户粮关系呢？”
“先放在这里。”公安脱口而出。
我立刻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西安的警察将我的户口不予落户，搁置作废，最后退还给我，使我成了一个没有户口没有粮食供应的名亡实存“黑人黑户”。而这里的警察却把我的户口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证明给没收，这一回我真的要成为一个名亡实亡的人了。
当时我真是着急而又无奈，只好回到收容所大院。
姜组长和几个人上前问我：“怎么样把你挑上了吧？”
我十分颓丧地说：“连我的迁移证都没收了，还挑上个鬼。”
姜对我解释说：“办公室里坐的一个是徐所长，另外两个就是农八师八一联合加工厂（面粉厂）到收容所来招营（人）的劳资科干部和保卫科干事，看样子你有希望被选上。”
能不能选上，我心中没底，因为命运是掌握在别人手里。
后又叫了几个人到办公室询问，周俊鸿也在被叫之例，究竟要谁和不要谁，我们被叫者全然不知。
我心灰意冷地躺在既有臭虫又有跳蚤的地铺上，心乱如麻，想起童年时在集上看到牛市人们买牛的情景。买牛者不仅先看牛的外表，而且还要查看一下牛有没有病，掰开牛嘴看看牛的牙齿，以此确定牛有几岁，然后再摸一摸牛的身架，判断它有没有力气拉车、犁地。
我们这些被叫去查问的人，从家庭成份、个人出身、政治面貌、有无历史问题，犯过什么错误等等问起。根据各人的年龄所问的问题及时间长短也因人而异。有问题的不要，身体瘦弱有病的不要，因为要人单位把你招收去就是为了给他们干活的，所以被招用的多是一些比较年轻力壮的人。
后来事实证明，那时我们分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