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流浪到大西北- 第35部分

但是与我姑家同住在东道院的范警官，却有一个年纪和我相仿的亲戚（据说是他老婆的妹妹），户口不是年前才由陕西农村迁移到西安，刚刚落户的吗？而我又是城市户口，为什么就不能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为什么事情到我这里就变了样？近水楼台先得月，范警官可以先给自家的亲戚上户口，却不能给别人上？

我不理解，我不服，我决定上访！

先是到莲湖区公安局询问，后又向西安市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政府“人民来访办公室”去信反映——结果一样。

后来听我姑父说：“范警官卡我户口入户的主要理由，是因为我父亲曾为国民党时期的旧军人，他的子女也难免不会没有问题”。

此时我一下陷入困境，游览千年古都西安的雅性也被一扫而光。

移居西安的梦想顷刻间破灭，打算在西安落户谋生的计划也就成为泡影。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然而我又能退到何处去呢？退回亳县？母亲去世后，八年孤独艰难的求学生涯使我苦不堪言，不愿回首！

我在亳县无亲无故，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一无工作，二无生活来源，又依靠什么生存？

我决定在西安再等上几个月，看看情况有没有好转，报户口会不会有点希望。

然而，形势逼人，我又怎么样在此等上几个月呢？既然户口报不上，西安就不会供应我的口粮，没有饭吃就意味着我在西安市丧失了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注定了西安不是我的久留之地。

而我姑家孩子又多，生活本来就困难，她们住在城隍庙东道院20号，一个很旧足有百米进深的小院里，一间靠着土墙的小屋门前搭起了一个窝棚，里外面积总共不超过二十平方米，住着一家六口人。全家只有我姑父一人在西仓一个集体的针织厂上班，每月仅有四十多元工资要养活她家六口人及我这个不速之客，生活几乎到了难以糊口的地步。

为此，我姑母每天除了料理家务，到晚上还要在灯下给针织厂里勾一些袜子、手套（锁口一双两分钱），这样一个月才能挣上十元八元，以补家里的经济不足。

时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西安地区的灾情虽然不像鲁、豫、皖三省交界的地方那么严重，但在市民中口粮也是十分紧张的。

一天傍晚，我在房内烦闷无聊，便走出城隍庙东道院在西大街闲逛。当走到群众电影院的时候，这里正在一场接一场地放映着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许多人挤在售票窗口排队买票。

闲着无事，不如看场电影也好。于是我就凑到窗口前排队，花了一角钱买了一张晚上七点的电影票，在影院门前等候入场。

当我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时，突然发现有几个人向影院旁的巷口跑去。出于好奇我也跟了过去，看到在一个墙角下围着一群人，他们都是脊背朝外，面部向里，弯腰探头地伸出手臂，争着将钱递给一个年过五十，头上系一块蓝色土布，蹲在地上双手抱着一只篮子的乡下老太婆，并向她喊道：“我买一个！”，“我买两个！”。原来是人们不用粮票在此争购馒头。

看此情形，我也慌忙打身上掏出一块钱，从人缝里探着身子跟着大家争买馍馍。

此时人越聚越多，她惊慌失措，双手捂住篮子里的馒头大声喊叫：“一块钱一个，不要乱。”说着她一边接钱，一边从篮子里一块土布下面摸出馒头递给付钱的人。

不到几分钟，半篮子馒头已卖得差不多了，看样子我是没有机会买上了。

老太婆用手摸了摸篮子里土布下面盖首的馒头说：“不多了还有几个，谁有零钱？”

“我有零钱。”

她随手收了我的钱，递给我一个大约有二两重的冷馒头。

我赶紧将馒头揣进怀里，我拿着馒头刚钻出人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警察来了”。围着买馒头的人们像一群炸了窝的黄蜂慌乱地向四下散开。卖馒头的乡下老太婆挎着篮子迈动小脚仓皇地朝北面的小巷里逃去。

大约过了两分钟，一个警察手里提着棍警棍走了过来，转了一圈，瞅了几眼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就又向别处走去。

警察走了以后，紧张的空气又恢复了平静，刚才有几个买了馒头的人将馒头从兜里掏出来，站在电影院的门口就立即吃了起来。

我的肚子也在不停地闹饥荒，便走到一个房头面对墙壁从怀里掏出馒头，双手捧着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几口就将一个馒头吞了下去，顿时感到胃里舒服了很多。在转身要走时，发现我的身边竟然站着一个头发油亮，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穿一套中山毛尼装，足蹬一双黑皮鞋的三十多岁的男子，此时他和我一样也在面壁吃馒头。他吃完馒头后拍拍手，又掏出一块手绢擦了擦嘴，对我笑了笑，意思是“彼此彼此”然后转身离去。

就在我们二人对视时，我看到他的胸前别着一枚红色的“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徽。从年龄上看，他不是一位教授就是一名讲师，但他怎么也在冬天临街面壁和我一样啃馒头，让我不得其解。

可是我仔细一想，当时生活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们无不受到影响，何况从事脑力劳动的教师粮食定量比别人更低。

这说明了不管你是干部，还是高级知识份子，或是寻常老百姓，饥饿的滋味对于谁都是一样的。

幸亏在三年自然灾害后，国家调整了政策，农村实行了“三自一包”，农业生产得到了好转，生活有了改善。正如电影里列宁所讲的一样：“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当时，我姑家有四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再加上我这个报不上户口没有口粮的“白吃”，闹得她家一个月的粮食，不到半个月就被吃光了。为了填饱肚子，我姑父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要跑到十几里外的西郊向农民买些黄萝卜、青萝卜之类的东西回来，以代替主食。

当年我来到西安加大了姑母家的困难，使我坐立不安！几年前在亳县那个算命的老汉说我“命交莫窟”，犯了什么“煞星”若要摆脱困境必须向西行……

可是到了西安，并没有改变我的命运，反而是更加地倒霉了！

运交华盖欲何求，不该碰头也碰头。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必须找点活干，自食其力，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了。

据老人讲西安的居民有百分之四十的，是过去由外地逃荒来到这里的农民，其中有山西人、河南人，而以河南人最多。主要是在抗战时期，兵荒马乱造成了农村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拖儿带女举家由中原西逃来到关中，在西安落户。

你若由东而来，刚下火车，在站里走走，在街上转转，就会发现包括站里的列车员、售票员、服务员，以及街面上的饭馆、商店、旅社等行业的从业人员说话口音，除了部分当地陕西的口音外，你所听到最多的还是河南话。此时你刚从西安站下车，似乎感觉到了又回到了郑州。

以至于后来，我在西安户口不能落户，由此铤而走险流浪西域，途经宝鸡、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镇和新疆的哈密、鄯善、吐鲁番、托克逊、达板城、乌鲁木齐、呼图壁、玛纳斯、石河子、克拉玛依以及边境线上的伊宁、博乐、塔城、阿勒泰等地，乃至天山南北不论兵团农场和地方的公社，随处都可遇见河南人。甚至有的团场连队职工，河南人竟然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不管你是北京、天津、沈阳、上海、武汉、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支边青年、转业（军人）或是盲流而来的职工，他们的子女长大后都会百分之百的说上一口标准流利的河南话，其父母的家乡口音对他们却失去了影响。更有甚者连当地的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兄弟，一张口也是一口标准的河南“普通话”。

由此说明了河南是中原大省，河南省人口众多。吃苦耐劳，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河南人“撒”遍了祖国的大西北……

当年，我姑住的院子里八家就有七户是河南人。

西屋住的阎师傅（泥瓦工）就是河南温县人，他在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撇下老婆孩子，拿着泥瓦工具由黄河北岸像逃荒的一样，千里迢迢地从河南农村跑到西安打零工，挣点钱寄回老家养活老婆孩子。一来二去的在此混了好几年，他竟然报上了户口，只是到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把把老婆孩子的户口搞到西安，她们仍在老家农村生活，最后一个家一分为二，落了个两地分居。

阎师傅看我走投无路，就让我随他去干些零活（当小工），一天可挣上两块钱，当时对我来说这已是个天文数字的收入了。先后在西五路革命公园和体育场干了半个多月，挣工钱三十多元，暂时解决了我姑家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当时在西安市面上的零活也是十分难找，这样的好事并不多，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的时候十天八天就找不到一点活干。

3月中旬，一个薄雾蒙蒙的早晨，阎师傅捎来口信，叫我到端履门去干活，但我却错听为玉祥门。两个门，一个在城东南，一个在城西北，我竟把它搞成了南辕北辙。

当我赶到玉祥门在那来回找了几遍，当然是什么也没找到。

我没精打采，毫无目的地朝着北城墙走去，竟然来到了城墙根。这里房屋破旧，道路狭窄，冷冷清清，并不像东门、南门地段那样热闹繁华。城墙内壁青砖多有剥落，黄土裸露，墙根下散落着一些小窑洞，据说那是早在抗战时期，市民们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而挖的防空洞，后来已经住上了人。有的在小洞门前搭上棚子做饭或堆放杂物，地面上摊晒着一些破布和废纸，说明这里住的多是一些衣食无着，靠捡破烂为生的无业游民……在西城墙与北城墙的拐角处有一弯曲陡峭的小路，沿此土路而上，可攀登到高大宽厚的城墙顶端。

这时有一中年男子从上面下来，我便顺着他下来的小路，吃力地爬上城墙。

当我来到这段古老而又高大的城墙上，举目远望，顿觉三秦大地风光秀丽，一片苍茫……

西安城墙建于明朝洪武年间，周长13912米。墙体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厚度大于高度。以城墙为主体，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正楼、角楼、女儿墙垛口、城门等一系列军事设施，构成了严密完整的冷兵器时代城市防御体系。

然而，经过五百年的风风雨雨，战争的破坏、朝代的更迭雄伟壮观的古城墙也未幸免于难。

解放后虽经修缮，但位于城西北角这一偏僻地段的古城墙，仍然留下了一个年久失修的模样——城墙上面地砖残缺，黄土祼露，杂草丛生异常荒凉。

我扒着女儿墙垛口向外俯视，城墙脚下长满了灌木，护城河北岸便是贯穿东西的陇海铁路。到车轰鸣而过，而后又是一时的短暂沉寂。

一阵冷风吹来，我身上禁不住地打了个寒噤！

由皖北来到西安，“西安”、“西安”，西行千里来到此地并没有得到平安。首先是户粮关系不能报上，连个栖身之地也没有，更谈不上工作了，以后我将怎样生活？

有时人世间生存要比死还要难！

当时我为了解脱困境竟然想到了死。

假若我由女儿墙垛口，两眼一闭，纵身向下一跳，将会腾云驾雾般地坠落到城墙脚下，用不了两分钟就会脑袋迸裂，粉身碎骨，一命乌乎！

此后什么户口、工作、吃饭、穿衣、谈情说爱、尔虞我诈、相互争斗等等，随着一个人的生命结束也就一了百了。

然而我却没有这种非凡的胆量，又怎能做出这一惊人之举。

先烈们为国为民，抗战中英勇献身永垂不朽！而我死为了谁？又为了什么？是为户口、为工作、为吃饭就去轻生。知情者还可以理解，不知者会众说纷云，一片哗然，胡乱猜测——什么为爱情，什么畏罪自杀……他可能是个逃亡地主，也可能是个逃犯。死后也将会落上一个自绝于人民，被人唾骂不明不白的罪名！

我想到这里心中一阵酸楚，身上不寒而栗！

在千年古城上，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遥望着茫茫关中大地，独怆然而泪下！

我离开垛口，转身要走的时候，却看到草丛中的土坑里有一形似乞丐的少年（大约十五、六岁），他蓬头垢面身披一条麻袋在看书。

我打算悄悄地走过去，不愿打搅他，但还是被他发觉。他像一只被惊吓的小兔从坑里跳出，与我擦肩而过，并回过头来看我一眼，顺着城墙垛口向东而去。

我感到内疚，并很纳闷。这个头发蓬乱，衣服褴褛，面容憔悴，穿着一双两色的旧棉鞋（又都是左脚）的少年，手里拿的一本书，竟然是两年前我读过的高二语文课本。想必他的家境也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