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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领导与老师他们有小灶，而他们的粮食定量比学生还少，只是他们有工资在吃副食品和蔬菜方面比我们学生吃的好很多。但毕竟是在饥荒中，吃稀汤的时候仍然不少。
当时每逢下课，师生们首要的事就是争先恐后的跑厕所，因为经常一天三顿饭多是稀汤，出现了人们急于排队上厕所屎少尿多的怪现象……
饥荒在蔓延扩散，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不断地传闻在农村发生饿死人的事情，我们学校也出现了家住乡下的学生不来上学的现象。
到了1960年的4月初，我们班由原来的五十多人减少到四十余人，当时学生中出现了脬肿，身体极度虚弱，有的连体育课都上不成。人们惶恐不安、情绪低落，但还不能对人言说，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能找到一点食物填饱自己的肚皮……可是每周仍然要在班里分组政治学习讨论，各自表态“赞扬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和展望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生活前景！”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正在上自习课，作为班主任的“秃顶”颜老师，突然风尘仆仆地走进教室，他态度忏悔地对学生说：“今天我来晚了，是因为我老爹病故，上午回到乡下料理后事。他是个地主分子，我在家里只待了几个小时，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把事办了我就赶回了学校。”
他的话让班里的学生都感到吃惊，表明了他对地主分子的爹的怨恨！同时也表白了他对人民的教育事业是何等的“重视”——古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而他为了革命工作却做到了爹死无暇料理。
“秃顶”颜本是亳县涡河北的颜村人，解放前由于他爹会经营，顾人种地擅长“剥削”，家中慢慢地富裕起来，供养他读私塾、上中学，在解放前夕他高中毕业考上了师范学院毕业于五十年代初，后分配到亳县二中担任中学语文老师。
时值刚解放不久，斗地主分田地，镇压反革命，千百年来受苦的人们要向地主、资本家剥削阶级清算他们的罪行，以求翻身得解放。
“聪明绝顶”的颜老师看到了改朝换代，就采取了紧跟形势，单盯领导，溜须拍马，谄媚奉承……
尤其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极会伪装，扮演了一个比出身于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家庭子弟还要积极的“反右”勇士！当时他在批斗“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他能一边声泪俱下地声讨他自己剥削阶级罪恶家庭，又能一边狠命地揭发批判他人“*、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将烈火烧向别人，以图保住自己不被打成“右派”
实际上大多数师生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心中有数。只是他当时拼命地讨好领导，极力地阿谀奉承，抬高自己，诽谤他人，人们不敢接近，只能远而“敬”之。
世界上什么都能作假，可以掉包，唯独自己的爹妈是不可随意更换的。
“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本应为人师表，作风正派，品行端正的老师，应该给青年学生作一楷模，但他却是这种“德行”叫人恶心，令人鄙视。
当天晚自习我听了他的怪论，次日上午我禁不住的对人说：“‘秃顶’颜可能是个冷血动物。”
没想到没过两天，就有人向他回报说我骂他……
俗话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从而招来了他对我的打击报复。
1960年的夏天，仍然和往年一样“立夏”后天气逐渐炎热，万物生长旺盛。“小满”之后，大麦、小麦开始结果灌浆，籽粒趋于饱满，随后夏季作物就要开镰收割了。
然而由于前两年的天灾人祸和今春几个月的青黄不接，乡下的饥荒更为严重，有的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尽管此时临近收麦季节，但是农村的劳力却十分缺乏。
县里决定，通知城里机关、学校抽出大批人员火速下乡支援夏收。
我们二中学生和老师被分到灾情比较严重的城东北于集、五马、观堂地区，去帮助公社老乡收麦。
5月下旬，二中全校几百名师生浩浩荡荡地徒步开赴于集，午间稍作休息就分班分组马不停蹄地下到各村生产队。
我们高一（3）班二十多个男生被分派到一个较为偏僻落后的“小王庄”，一到那里就由生产队的人领着我们直接来到地里挥镰收割，一直干到太阳偏西才让收工回村。
当我们进村路过一个麦场时，看到了一幕让人揪心痛楚的情景——场上四、五个年过花甲的老妇和八、九个不足十岁的儿童，她（他）们骨瘦如柴，面色似土，有的手里拿着一根棍棒坐在场边捶打麦子，还有的在簸箕里用双手在吃力地搓揉麦穗。看到此景，才知道村里大食堂的饭就是用她（他）们双手搓打下的麦粒来加工做成的。
我们走到跟前，她（他）们用一种惊奇而又呆滞的眼光瞅着我们，好像认为我们是天上掉下来的不速之客。
几个多为小脚的孤寡老人，穿着退色而又破旧的衣裤，坐在麦场上，举起皮包骨头的双手，握住木棍有气无力地拍打着我们刚刚收割回来的小麦。
一群孩子，他们多为失去父母的孤儿，他们之中除了两个稍大一点的女孩穿着短裤，光着脊背，其余的不分男孩和女孩都是赤脚光着身子。
有的挺着饿得脬肿的肚子，四肢瘦如干柴，还有的脑袋瘦得皮包骨头，一对凹陷得吓人的大眼窝，由中透出一种惶恐不安的眼神……
我不忍心再看下去，匆匆忙忙的和几个同学转身向食堂走去。
次日拂晓，我们淌着露水割了两个小时麦子，而后拿着镰刀返回到村里，来到食堂等候开饭，似乎此时人们活着，干活都是为了吃饭，把它当成天大的事情。
这时，昨天下午在场里干活的老人和了孩子也每人都拿着碗，在食堂门前排队等着打饭；两个肥胖得膀大腰圆，满脸红光的女人（炊事员）正在烧火煮粥忙得不可开交。
当时，从旁边走来了一位三十多岁，身体高大，头大如斗，满脸横肉的大汉。他肩披一件白布衬衣，下身穿一条肥大的蓝布短裤，两足靸拉着鞋子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到了食堂门口大声喝问道：“饭好了没有？”
两个忙得满头大汗的肥胖女人齐声答道：“好了……好了！队长。”
“那就开饭吧。”
一个女炊事员手拿一根铁棍，来到伙房前“铛……铛……铛”地敲响了悬挂着的犁铧，向村里的人发出了开饭的信号。
于是等了好一会的老人和孩子们都拥挤着向前挪动，伸碗打饭，一个接一个地在碗里盛了半碗稀粥，发了一个面粉和麸皮掺在一齐蒸的小馍，各自端着饭，走着“呼噜……呼噜”地喝着吃着……
此时被称为“生产队长”的彪形大汉，二目圆睁立在伙房大门的一侧，肥大的身躯把门几乎堵了三分之二，他酷似一个“快活林”的“蒋门神”，口中还在不停地喊道：“下一个……下一个”。他突然停了下来，冲着一个年近七十，一手拄棍，一手拿碗，骨瘦如柴的老妇吼道：“昨天下午，你为什么不到场里干活！”
“大侄子，当时我胃疼才没有去。”老太婆无奈地解释道。
“不干活！就不要吃饭。”队长仍然不依不饶。
老人从队里走出来，眼含热泪，步履蹒跚地朝着她的草屋走去。
此时，我们中蹲在地上正在吃饭，食堂里给我们学生每人打了一碗粥，发给两个馍馍，这已是天大的优惠了。
但是眼前刚刚发生的令人寒心的一幕，让我口吃馒头如同嚼蜡，心如刀割……
难怪当时人们流行一个顺口溜：“饥荒三年，也饿不死队长和炊事员。”
当天晚上我们收工后，在几间破土屋里睡觉，起来小便时我一脚踩在不知谁放到地上的镰刀上，脚被割破，鲜血直流，钻心的疼痛。多亏我的同窗好友赵振殿当时急忙用块布给我包扎伤口，并扶我到三里外的大队部找赤脚医生给我敷药。后又陪我一同返回小王庄，此时已是深更半夜，瞎灯灭火，既没有鸡鸣，也没有狗叫，在这无村不死人，无家不戴孝的饥馑年月里连耗子也少了，村里无声无息，一片寂静……
次日我仅休息了半天，就一瘸一拐地又随着大家去收麦。
然而，我在小王庄只待了五天，脚伤还没有痊愈，就被当时作为带队的老师“秃顶”颜，抽派到灾情比这还严重，条件比这还差的观堂区帮助收麦。
这完全是因为春天他爹去世，他在我们班的晚自习课上，表白自己与他的地主老爹划清敌我界线时，我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竟说他是“冷血动物”而招惹来的祸。
事隔三月，他内心仍存芥蒂，此时趁机对我实施报复。
“五一”刚过，“芒种”将至，观堂地区的小麦也已成熟，但由于缺乏劳动力而无人收割，上级就让我们学校抽人去帮助收麦。
于是就从我们高中一年级四个班里抽出十二个学生，他们多为个子矮小，体质瘦弱来自于边远的农村穷困家庭，被颜视为没有多大“出息”的学生。而颜美其名曰“封”我组长，让我带队奔赴观堂灾区支援麦收，我却有口难言，只好“奉命”。
第二天清晨，我们便向观堂出发，预计要走三、四个小时才能赶到那里。
观堂地处亳县城的东北，它与河南省的夏邑、永城县接壤。
黄河以南，自开封向东沿途是兰考、民权、商丘、虞城、夏邑、永城等豫东地区，也是鲁、豫、皖、苏四省犬牙交错的地方。
此处有过去黄河夺淮的古河道，而今成了废黄河的遗趾。
历史上这里曾是有名的黄泛区。每逢阴雨连绵，黄河泛滥，洪水横流，涝灾不断，淹没了土地，冲毁了家园，灾民们出外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也是常有的事情。
此地处于黄淮平原的北部，土质沙化，土地贫瘠，到了六零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里的饥荒也就比较严重。
当时我们赶到观堂，已是中午时分，由区里分派到观堂以北五、六里远的一个叫阎李庄的一个村子（化名）。
该村环境较差，房屋破旧，有的院里只剩下颓垣断壁，连门窗都没有；村里的灾情十分严重，大部分的青壮年劳力已经丧失，剩下的多是一些瘦弱的老人和孩子，村里的事务只有几个干部和大食堂的炊事员在张罗着，安排我们收麦的事也是他们在跑前跑后。
在这历史罕见的大饥荒中，人们十分忧虑，惶恐不安，被饥饿吓怕的人们终于盼来了麦子的成熟。但多数人已是身体虚弱，骨瘦如柴，有的连路都走不动，那有力气还能到地里去干农活。
我们的到来给村里人带来了希望，每天收割下来的麦子成了食堂每顿饭的下锅之“米”，也成了人们的企盼和生命的保障。
“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粮食就是人的生命，所以民以食为天。”
此后，我更加体会到了老舍先生所说的“饥饿就是真理”的真正含义。要不然，在旧社会穷苦人们活不下去的时候，共产党为什么要领导他们闹革命，打倒土豪分田地呢？
我们在阎李庄历时一周的夏收中，每天从早到晚不少于十个小时拼命地在抢收小麦，有时在月光下还去加班，根本顾不上什么苦和累，这不仅为了自己（当时村里为了让我们有力气干活，每顾饭的数量都比社员多上一倍），更是为了在饥饿中挣扎的村民。
在我们十二个人中，多数都是乡下长大的孩子，有的虽然个头长得不比我高，但是干起活来却比我得心应手，割麦技术熟练，比我割得又快又好，当时我自愧不如。他们有人一天能割两亩地，我最多只能割上一亩多。
当时我们负责割麦，村里的干部和能够走动的社员他们负责用车运麦与打场。
我们在那总共干了七、八天，割麦一百多亩。虽然当年的小麦长势不好，但收割后毕竟还是打下了一些粮食，暂时扼制了灾情的恶化。
下午生产队长从区里开会回来对我说：“你们在于集的大队人马两天前都已返回学校，区上让我通知你们回去。因为你们夏收干的十分出色，区里还要送给你们一面上写‘支农模范’的锦旗，以表示对你们的谢意。”
不知队里从那里买来了几斤猪肉，当天晚上大食堂还给我们和社员改善了一次生活。
次日清晨，大家仍然下地收割了两、三个小时的小麦，也算是作为最后的表示吧，然后回来吃早饭准备上路。所幸村上只剩下几十亩小麦了，他们队上不出两、三天也就可以收割完了。
在我们走时，村上的干部以及能够行动的大人和孩子把我们送出村口，双方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走在去观堂区政府的路上，我回想这次下乡支农的感受——为什么在于集“小王庄”和观堂“阎李村”同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作风怎么会有天壤之别，我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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