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比跳交谊舞都高。
快到傍晚的时候，老徐扛着一袋子大米回来了。他走到后院，我正忙得满头大汗却一无所获，老徐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俯身亲自演示了几下。人家这手艺，真可谓是举重若轻、行云流水，没见他胳膊怎么动，碑面已经涂上了一层厚薄均匀的黑墨，动作心旷神怡。
老徐搁下墨扑，淡淡地说了八个字：“不动手指，只用腕力。”我依言试了一次，效果果然不错。我正要俯身继续去擦，老徐却把我给拦住了。
“天色已晚，明天再说。”老徐说。
我们两个把东西收拾起来，搬回了屋子。饭菜已经煮好，白米饭加炒青菜，还有几块蘑菇。
我们俩蹲在灶台旁，一声不吭地把饭吃完了。我把碗搁下，抹了抹嘴，开口问了一个忍了很久的问题：“你在这里多久了？”
“八年。”老徐干巴巴地回答。
“就一直在拓碑？”
“是。”老徐拓碑时大墨泼洒，说起话来却是惜墨如金。
“为什么？”我斗胆问了这个问题。
老徐放下筷子，看了我一眼：“因为碑就在那里。”
这个回答很有哲思，但实在是答非所问。他似乎在回避这个问题，我也不好去追问……于是我们两个在沉默中把饭吃完了。我主动提出洗碗，老徐也没谦让，转身进屋点亮煤油灯，开始写东西去了。我收拾完碗筷，觉得有点撑，躺不下来，就在屋子附近的林子里乱转。人这一闲下来，杂七杂八的思绪就重新涌上心头。我不知道烟烟在牢里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刘一鸣和五脉的状况如何，我这么缩在山里拓古碑，到底是修炼，还是逃避？无数的疑问重新浮现在我的心头。
我知道应该心无杂念，可这些不是杂念啊。
我在外头转了几圈，越转越心烦，有几次甚至有冲动干脆离开算了。可一想到钟爱华、戴鹤轩两张奸计得逞的脸，我终于还是忍住了自己幼稚的冲动，返回营房去。
我一进门，恰好看见老徐从书房走出来。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递给我几片丝绸和棉花：“做几个墨扑来。”我接过东西，先是一阵愕然，随即就想通了。棉花沾了墨就再也洗不干净了，所以一个墨扑只能拓一两块碑，属于消耗品，肯定得经常做新的。有我这个免费劳动力，老徐怎么会不用。
这墨扑看着简陋，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丝绸和棉花质地不同，要把它们扎成一个蒜头形状，扑碑的那一面平宽如熨斗，丝绸和棉花之间要分出层次，以便让墨汁渗透均匀。这么一个简单的工具，我扎了半晚上，才算是勉强扎好了六把。一摸脑袋，一脑门子汗。
我拿去给老徐表功，老徐却不置可否，只让我搁到工具箱里，然后早点去睡觉。我一晚上都在跟墨扑较劲，确实是精疲力尽，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脑子里再也没闪过其他“杂念”。
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我早早起来，继续跟这块碑较劲。有了昨天的经验，今天我的表现好多了。老徐在屋子里写东西，偶尔出来指导我一下。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话说得真是一点错都没有。手艺这东西，门道其实就那么多，老徐教会我几个诀窍，剩下的就是熟练程度了。还是卖油翁那句话——“惟手熟耳”。
我现在有点明白老朝奉为什么安排我来学碑拓。这东西非常讲究全神贯注，眼、手和心三者节奏相合，一点都不能错。稍有一丝分神，整个碑拓就可能前功尽弃。我有好几次都扑到最后一块了，精神稍一松懈，扑哧，全废。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我整个人双手拿着墨扑，一直盯着碑与纸，根本无暇多想。
傍晚太阳落山之前，我终于成功把第一块碑上的纸揭下来了。这次拓得不算尽善尽美，但大体没有瑕疵，已经算是及格了。我捧着还未怎么干的拓纸，爱不释手，心情像是小学第一次上手工课一样。
没等我高兴完，老徐指给我看另外一块石碑：“明天你来拓这一面。”
我一看，眼前一黑。这石碑和上次那块大小差不多，但上面密密麻麻的，少说也有三百多个字，而且都是小字。碑文说的是一个前清举人，自然是四骈六丽，朗朗上口，还用了不少冷僻字。从墨拓的角度来看，字冷僻不要紧，讨厌的是笔画太多，敲起字口来实在太麻烦了。
要知道，墨拓时宣纸要保持干湿得宜，如果中途停下来，再重新上水上墨，墨色就会有细微的差异。所以拓碑讲究一气呵成，中间不能停。一百多大字费了我两天工夫，这三百多字，不知得忙到什么时候才算完。
老徐这里没有钟表，我只能靠日出日落来计算时间。这一块石碑，我足足花了三天时间才勉强弄完。一天砸字口，两天扑墨，每天都从早折腾到晚，中间用废了无数纸和墨，眼睛瞪得生疼。老徐从来都不言语，就让我一个人闷在那忙活。这三天来我殚精竭虑，跟跑过一遍马拉松似的，倒头就睡。
我咬着牙，终于把碑帖从石碑上一点点揭下来，拿给老徐去看。老徐拿手垫着捋了一遍，略一点头：“你可以开始正式学碑拓了。”我一听，眼前一黑，差点跪倒在地。吓得老徐那条狼狗嗷嗷直叫，一边叫一边往后缩。
晚上吃饭的时候，老徐还是如平常一般沉默，我扒拉了两口饭，终于忍不住又问了一句：“为什么你要拓碑？”
老徐没吭声。我以为触到了他的痛处，肯定要挨骂。没想到老徐没发火，他闷着头把碗里的最后一粒米饭夹起来放到嘴里，嚼完咽下去，然后对我说：“碑者，人手所写，人手所凿，人手所拓。所以碑里有魂，是活的。相机和录像能留其形，难留其神，非拓不足以承其意。”
这是老徐对我说过最长的一句话，也很有哲理。可我觉得，他好像仍旧在回避这个问题。
到了次日，老徐又指给我一块石碑。这块碑不得了，是天子表彰南京一位官员的诏书，这家人特意请人给刻在碑上来做炫耀。天子诏书，字字都是金言，自然是一笔也不敢省略，还有被表扬的人生平与历任官职，整个碑面密密麻麻，光是看完就要眼花缭乱好一阵。我都没勇气去数到底多少字。
好在经过前两块碑的锻炼，我已经熟能生巧，所需要的，也不过是更大的耐心和更细致的心态罢了。
这一次的墨拓前所未有的成功，我从来没这么沉下心来，全神贯注地做一件事情。周围的一切似乎与我没有半点关系。我只盯着眼前的碑，以及碑上的字，它们就是我的一切。
在这个没有钟表的世界里，我拓完了吃，吃完了拓，到后来都不记得过了多少天了。我终于将这面石碑奇迹般地拓完了，乌金发亮，黑白严整，堪称是我完成的最漂亮的一张拓片了。老徐看了，终于吐出两个字：“不错。”
我一看机不可失，第三次提出了那个问题：“为什么你要在这里拓碑？”
老徐看了我一眼，啥也没说，一转身就走了。我心想前两次问，他都没生气，怎么这次就恼了呢？
老徐走的时候，没告诉我继续拓哪一块碑，我整个人闲下来，突然一下子反而不习惯了。我怕我闲下来又胡思乱想，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决定还是去找老徐问问接下来该拓什么，我刚一进营房，老徐恰好从书房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摞稿纸。
我一愣，这是要干吗？老徐把稿纸递给我：“校对。”然后背着手出去了。
得，我从拓匠又改行当编辑了。
这一摞稿子，正是上次我在他书房里没偷看的那堆。我现在得了老徐允许，可以放心地阅读了。不过说实话，这稿子我说做校对真是有愧于心，人家写的一手小楷极为漂亮，纸面整洁，一滴多余的墨迹都没有。拿到封建时代，可以去考状元的——这还用得着我“校对”么？
我躺到行军床上，选了个舒服姿势，摸着那条大狼狗的脑袋，一页页看下去。这部手稿的名字叫作《南京考碑记》，一看就知道是说南京碑帖的事。我刚一读序言，就大吃一惊。
徐舒川在序言里说，他的父亲徐年当年是孙中山先生麾下的一名卫士。孙先生葬在南京以后，他父亲自告奋勇，成为护陵部队的一员。1949年南京解放，解放军和护陵部队和平交防，徐年随即退伍。凭借抄得一手好碑的技术，徐年调到在南京市文物商店工作，负责碑帖。徐舒川从小就跟随父亲长大，深受影响，对古碑有了极大的感情。
难怪老徐住在这间废弃的营房之中，原来他和中山陵有如此深厚的渊源。
老徐说，南京六朝古都，两千多年历史，可是历代居然没有一部南京碑刻集成，更无人筹办南京碑林，实在可惜。古都古迹，历代战乱毁了不少，“文革”期间又砸了许多，改革开放万象更新，许多地方破土动工，又不知有多少被砸毁。他眼见南京文化就这样一点点流失、遗忘，魂魄无处归依，遂发下誓言，要在有生之年访遍南京碑刻，一一重拓，使前人心血，不致流散一空。
我这时才意识到，老徐并不是让我来校对，拙于表达的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回答我问题的。
他这个答案，可着实把我惊呆了。现代人，谁还会有这种想法，把自己的一生沉浸到寻访古碑的事业中？偏偏只有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么一条清冷狭窄的路。老徐的寡言，他的离群索居，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执着的孤独吧。这是个真正有古风的隐士。
他也许是傻，但谁又能说他的人生不够如意呢？我怀着这样的念头，翻开书稿的正文。正文的第一部分是各种古碑的碑文原稿，一部分则是考据碑文内容、立碑时间和出土地点以及缘由。稿子不长，可我知道每一段话都经过考验，写起来得花多少心血。这些文字很枯燥，但逻辑缜密，推理细致，还旁征博引了大量资料。我不知道他身居这么一间小屋子里，怎么有这么多资料可以查，外头那些古碑，又得费多大力气才能运来。越读下去，我越是惊佩。
我读了整整一个晚上，到旭日东升才算读完。不是我读得慢，而是我心怀敬畏，不敢浮光掠影草草浏览。我起床以后，揉了揉满是血丝的双眼，把草稿递还给了蹲在灶台旁熬粥的老徐。老徐看也不看，随手把稿子搁在锅边，离灶里的火舌没多远。他不在意，我却吓得赶紧把稿子拿起来，亲自给送回到书桌上去。
“老徐，我有个问题。”我蹲回到他旁边，看着他往灶膛里头送柴禾。老徐没吭声，继续拨弄着火。
我问他：“我前后问了你三次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你三次都给了我不同的答案？”
老徐搁下木条：“你拓第一块碑，以力拓碑，我就以力量来回答你；你拓第二块碑，以技驭墨，我就以技法来回答你；你拓到第三块碑，虽然技法粗糙，却能感受到有心意和魂魄在其中，我便用灵魂回答你。”
我没料到他这次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字，细细一琢磨，真是字字入味，不由得感慨道：“古人说以文证道，以心证道，想不到您把这拓碑也提升成一种境界了啊。”
老徐对我的恭维不为所动，又扔了一条柴进去：“院子周围的古碑你看到了？”我一点头。老徐叹息一声：“这些都是我从南京各处抢救回来的，一共两百零七块，我花了八年，前后拓了六遍。”
我被这个数字吓得愣了愣，这得花去多么大的精力和毅力？我先是钦佩，可细细一想后，忍不住冒出一个念头，老徐之前到底经历过怎样的事情，才会让他选择做这样艰苦卓绝而且无甚必要的事情？如果只是单纯的碑痴，他完全可以居住在城里，寻访起古碑岂不是更加方便？实在没有必要隐居山林。何况碑拓这东西，只要拓过一两遍，就足以保存其原貌，他却反复拓了六遍，这种近乎自虐一样的行为，必然有一个决绝的动机。
“我第四遍问您，您究竟为何在这里拓碑？”我严肃地说。
第一次问，是用力量回答；第二次是用技巧回答；第三次是用灵魂回答；那么第四次问，能回答的，应该就是本心了吧。
我见老徐没有动静，便先开口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从我祖父许一城讲到我父亲许和平，然后讲到我，讲到那个牵扯我们祖孙三代的佛头案。这一口气，就讲到了中午。老徐虽然不言语，但我知道他一定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因为锅里的粥都快烧干了，他却还在不住添柴。
我讲完我的故事：“我第四遍问您，您究竟为何在这里拓碑？”
老徐看我眼神坚定，终于摇摇头，叹了口气，起身从书房取出一页薄薄的稿子给我。这个稿纸看起来已经存放好多年了，抬头是南京市文物商店专用信笺几个字，边缘有些泛黄。我拿来一看，发现居然是一封检讨书。
检讨书的笔迹和老徐很像，但比他更为老练。上面说，“我”替南京市文物商店在民间收购了一张柳公权的《大唐回元观钟楼铭》的宋代拓本，号称是宋拓精品，旁边还有明代大戏曲家李渔的题跋。但“我”很快发现，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