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去有一种麻皮感。
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见。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当时担任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处长的童小鹏从香港拿到一卷彩色胶卷，拍下了开国大典唯一一张彩照，然后还要千里迢迢送到香港才能冲洗。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可见国家的重视程度。
这套照片都是在自然光下拍摄的，每张的右下角都用墨水写着一个号码。我排了排顺序，编号为1的照片是《清明上河图》画卷的平铺全景；下面的十几张是俯拍的画卷分段特写，细节清晰，笔触纤毫毕现，还附了一把尺子。这些照片联在一起，恰好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再往下，则是各种角度的特写，就连题跋、隔水、天头、地头这些画面以外的东西都没遗漏，甚至还有几张是举起原图，让阳光透射过来，以便看清其中绢层纹理。
拍摄者对书画显然很内行，镜头涵盖到了方方面面。看完这一整套照片，对《清明上河图》真本的情况基本就可以了然于胸了。这幅画在照片里保持着原始状态，绢色发灰，上头残缺、漏洞之处不少，还有些污渍，可见在东北没少受苦。
可惜我不是红字门出身，对书画的了解有限。大部分照片对我来说，除了赞一声足够清楚以外，也说不出其他什么门道。好在我不是来鉴定古董的，而是按照素姐给我的指示去验证几个疑点罢了。
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拍的这段画面，位于汴梁闹市后排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子。我想起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出放大镜，却发现台上骰子清晰可见，四个赌徒的脸部却模糊不清，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型是张是合。
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铜版纸印制。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无论是中学历史课本、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是用的这版。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注明此画是复制自故宫收藏的真本——当然，画面是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位置，立刻顿住了。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口型撮成圆形。
我一瞬间口干舌燥。
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口型。真本口型为撮圆，赝本口型为开口。
1951年的真本原始鉴定照片里，赌徒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版本里，同样部位却恢复了原状，变成了撮圆口型。技术上，这不难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幅进行修补。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部位，是不是有点过巧？看起来就好像是故意遮掩些什么。
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撮圆还是开口？
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张。
中国的古代收藏家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自己收藏的画卷上留下钤印或题跋，写写心得体会什么的，跟现在去旅游景点随手乱刻“某某到此一游”性质差不多。后人只要查看这些印记，就可以看出书画的大致传承，和看一个人的履历差不多。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他亲自题了画名，还钤了双龙小印。可惜这部分的绢布已遭人盗割，早就看不到了。好在其他的题跋都在，一个个数下来，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再到陆完、严嵩，一直到溥仪盖的三印，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记录了这一幅国宝的坎坷历程。
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有一个人的题款却始终找不到。而这个人的，本该是不可或缺的。
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
准确地说，张择端的名字在画卷上出现过。但那是在一个叫张著的金朝人的题跋中提到的：“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金明池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
据素姐的老师说，鉴定组就是凭这一点认定张择端是作者，进而确认为是真本的。严格来说，这种手法属于循环论证。张著说作者是张择端，所以这卷画是真的；因为这卷画是真的，所以张著说的作者是对的。
作者本人在呕心沥血的作品上不留名字，却要等百年之后由一个金人说出来历，这岂非咄咄怪事？
而且我之前做过一点功课，台北故宫藏有一卷《清明上河图》，是清代画院五位画家在乾隆朝临摹仿制的，其上有“翰林画史张择端呈进”的题款。仿本尚且有此，真本岂会遗漏？
我把照片和放大镜都放回到桌子上，身子朝后一靠，闭上眼睛，思绪万千。
素姐说得没错，这两点仅仅只是疑点，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清明上河图》是假的。但这些质疑，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引起全国媒体关注。只要让《清明上河图》重新公开接受鉴定，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到时候老朝奉以及他那些罪恶勾当，一定会被迫曝露在阳光下。
这就好像警方不一定有犯罪分子的确凿证据，只要寻个足够将其羁押的理由，再慢慢审出真相来便是。
我按捺住心头狂喜，万里长征，终于走到最后一步了。
我重新睁开眼睛，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巧的傻瓜相机——这是木户小姐从日本给我寄来的——对着我挑出的几张照片喀嚓喀嚓拍了几张，然后又把牛皮信封拿过来，对着上面的红戳也拍了几张。
我做完这一切工作后，把照片重新装回信封里，把图书馆叫进来。图书馆进屋说你看完啦，我说看完了。图书馆拿起信封，重新粘好扔回到书架上，冲我一伸手。我一边把两千块钱递给他一边说：“你信封里看都不看，就不担心我偷拿走两三张照片？”图书馆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新票子，我微微一笑，伸手前递，他一把抢过去，这才回答说你这人我信得过。他也不避讳，当着面开始一边蘸着唾沫一边数起来。那姿势，一下子让我想起蘸唾沫翻书的严世藩，心想这小子不会是严世藩转世吧。
图书馆把钱数完，满意地放进腰包。他环顾四周，发现那杯橘子水还剩一半，就拿起来自己一饮而尽，末了还吧唧吧唧嘴，图书馆刚收了钱，心情大好，话也多了起来：“哎，年轻人，我看你也不傻，怎么干这种花两千块钱看一眼照片的蠢事呢？”
“一样东西，在每个人眼中的价值都是不同的。”我淡淡回答。
“哪用那么复杂？我跟你说，年轻人，别被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洗了脑。不能换钱的是废物，能换钱的就是好东西，能换大钱的就是大大的好东西。”
“扯淡！”反正我也看完照片了，不怕得罪他。
图书馆听了我的话哈哈一笑，一指院角：“看见那堆蓝皮的书没有？那是一个老头毕生的收藏，专门裱了书皮，编了书目。可等老头一死，他儿子就把这些书全卖给我了，换了钱去买了一堆日本电器回去。我告诉你，全北京私人藏的书，有两成都经过我的手。那些爱书的人呵护一辈子，心疼一辈子，舍不得卖，还往里添钱。结果呢？到头来两眼一闭，那些藏品都会被不肖子孙卖到我这儿来。说得好听点是藏书，说难听点，花了一辈子心思只是换个保管权。你说这书藏起来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换俩钱花花。”
他这话听着让人极不舒服，但又没法反驳。我只能撇了撇嘴，表示不赞同。图书馆拍拍我肩膀，故作老成道：“年轻人呐，我是觉得你这人爽快，才有心提点一下。现在时代不同了，挣钱最重要，怎么你还想不明白？鲁迅怎么说的？满篇历史都写满了仁义道德，仔细看才从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挣钱’。”
我无心跟这个财迷多纠缠，既然交割清楚，就立刻推门出去。图书馆在背后喊了一嗓子，说下次你再想来看，我给你打个八折。
我冷笑一声，没言语。等到这事掀出来，自然会有人来他这里找原始照片，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他了。
我匆匆赶回四悔斋，把门窗关好，拿出纸笔来开始埋头写材料。我笔头不算利落，充其量只能得一个“表达清楚”的作文批语，边写边改，费了足足一瓶墨水，到十二点多才写完，起名叫《揭秘》。这份材料是给骆统的，所以没提任何关于老朝奉的事，单纯对《清明上河图》的真伪提出技术性质疑，还附了一些照片作为证据，结尾特意留了我的名字。
虽然我们许家是专研金石的白字门，去质疑《清明上河图》有点狗拿耗子，但这只是古董界内部的规则，老百姓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古董专家就是什么古董都懂的专家。我之前因为佛头案出了点小名，如今亮出许家招牌，可以增加公信力。
我勾完“愿”字的最后一笔，把钢笔搁下，整个人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在橙黄色台灯的照射下，这些稿纸泛起一片枯黄颜色，好像已然历经了千年。几年之前，我也是这样坐在四悔斋里，点着同样一盏台灯，为我父母写平反材料。那件事，同样与老朝奉有着莫大的关系。我许家与这一人羁绊太深，我爷爷、我父亲，再算上我这半辈子，已经是两代半的孽缘，如乱丝缠麻，纠结不堪。
“爷爷，爹，希望我这一刀，能把咱们许家这团宿命斩断。”
我望着窗外，低声喃喃说道，仿佛等着他们给我鼓励或者关怀，哪怕一点点暗示也好，窗外却始终寂静无声。我自嘲地笑了笑，收起不切实际的希冀，起身把稿纸订好搁到抽屉里，这才上床。
我枕着海绵枕头，看着天花板，四肢疲惫不堪，精神却无比亢奋。辗转反侧了大半宿，我迷迷糊糊就是睡不着，满脑子都是老朝奉和我们许家的事。一会儿是我的一家人互相搀扶着渐行渐远，一会儿是明堂大火，我爷爷许一城和一个面容陌生的男子殊死搏斗。忽然老朝奉从天而降，哈哈大笑说我早识破了你的伎俩，惊得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浑身都被汗水溻透。
这会儿大概是凌晨三点多，我醒了才发觉浑身滚烫滚烫的，喉咙疼得厉害，肠胃痉挛，床单竟然被汗水洇出一个人形。我又好气，又好笑，在成济村我又是钻墓土又是跳河，一点事没有；回到北京只去了一趟图书馆的院子，喝了他半杯橘子水，居然就病了。
眼看就差临门一脚了，在这个节骨眼可不能倒下。我赶紧挣扎着爬起来，找了几片胃药吞下去，然后从柜子里翻出一床棉被，打算用土法治疗——捂汗！然后我打开电视机，想转移一下注意力。可是大半夜的一个台都没有，我把电视一关，正准备重新上床，忽然之间，听到四悔斋外传来“哐当”一声。
此时正是夜深人静，这声音听起来格外清晰。我心中一惊，难道老朝奉知道我要揭发他的大秘密，打算派刺客来干掉我？我连忙把被子搁下，随手抄起长柄扫帚。棍是百兵之首，我虽没练过五郎八卦棍，但一些基本招式都还是会的。
我强忍着身体不适推门出去，四周漆黑一片，似乎没人。我再往外走了几步，脚下“哗啦”一声踢到什么东西，低头一看，不禁哑然失笑。
脚边倒着的是一件卧虎陶器，形状跟肥猫差不多大小，背上有提梁，脖子昂起，虎嘴张成一个上翘的圆口，里头是空的。这东西在古董玩家口里叫虎子，给男人晚上撒尿用的，虎通壶，说白了就是夜壶。这玩意儿是民国货，值不了多少钱。但这大半夜的，谁吃饱了撑的在我家门口扔个夜壶？叫人起夜也没这么奢侈的法子吧？我蹲下去把虎子拎起来晃了晃，里头没水，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扔在我家门口，好似是天外来物。
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谁会干这样的事，只好把它扔到旁边，转身回屋。刚一拉开门，我觉得后背突地一阵发麻，几条肌肉抽筋似的猛跳了几下。我惊得急忙回头，周围夜幕中却没有半分动静，只有那虎子张着大嘴望着我，喉咙深不可测。冷风一吹，我稍微恢复了点清明，陡然想到从前的一个老说法。
虎子这东西，切不可当门而放。夜虎当门，必要伤人，这是大不吉利。旧时候想恶心人，常把装满了人尿的虎子摆别人家门前，主人早上开门一脚踏翻，容易惹来一身腥臊。所以有句歇后语，叫夜虎子当门——惹不起，指的是不要出门惹事。如今夜壶早成了文物了，这些说法渐渐被人遗忘。不知是谁对我有这么深的仇恨，居然舍出一件古董，大半夜地干出这种古朴的流氓事。我望着远处的黑暗，脑子烧得实在难受，也顾不得多想，随手把虎子挪进屋里扔在墙角，然后回后屋继续睡去。
可是，这一夜，我再也没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