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因素。问题可能出自误食家中墙壁剥落的油漆而造成铅中毒，因此，结论就会是因为贫穷而使病情恶化。
从情境取向这种观点来解释问题，并非仅是概念分析上的抽象变化，更提供了解决个人与社会问题极为不同的
方式。这样的分析方式有着重要的涵义，并且提供直觉敏锐的心理学家们走人大众的生活，试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
这样做事、那样做事，理解该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只是，在个人主义当道的社会中，很少不受特质论所影
响的人，每每一发现问题，首要就是观看动机、特征、基因和个人病史。大多数人在理解他人行为时，都倾向高估
特质的重要性，而低估情境因素。
在接下来的几章，我将提供一系列真实的证据来对抗特质论，并且扩展焦点显示人们如何沉浸于情境中，因情
境释放的力量而改变性格。人和情境常常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纵使认为自己拥有稳定一致的人格，也可能不是真
的。独自工作与在团体中的自己可能不同，在浪漫氛围中和在学校环境中不同、和朋友一起与陪伴陌生群众时不同，
旅行中或藏身自家小窝中的自己，也都可能不同。
“巫师之锤”和欧洲猎巫行动
《巫师之锤》（也称为“女巫的骨锤”）是首先记载广泛使用“特质论”来理解邪恶的书籍，它后来成为宗教
审判的“圣经”，是宗教审判必读的著作。书中内容起于一个亟待解答的谜团：在全善全能的上帝之下，恶魔何以
仍旧存在？其中一种解答是，上帝允许它们存在是为了让人们接受考验，屈服于淫威之下的就下地狱，能抵抗邪恶
者便得以上天堂。然而，因为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上帝会限制恶魔对人类的直接影响。所以恶魔们以派遣巫师作为
中介者为策略，执行恶魔对人类的召唤，导致人们沦丧良知。
于是为了防止邪恶蔓延，处置散布各处的巫师，许多天主教国家以找出并消灭巫师为解决之道。从茫茫人海中
找出恶魔的卧底，“识别”是首要工作，然后以各式各样的严厉酷刑逼供，让这些人承认自己的确为“异端”（heresy），
接着便歼灭这些“异端”（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猎巫行动）。无法在这样的考验下存活的就如此死去，简单且直接。
就算不提起许多精密规划的恐怖行动、酷刑和数以千计的未知灭族行动所造成的大量死伤数目，光是这种大幅
简化复杂议题的概念，就足以教人燃起一把对于宗教审判的无名火。形成“巫师”这样低鄙的类别框架，提供社会
快速解决恶魔的方式，只要恶魔使者的身份一被确认，就是实施酷刑、下油锅、上火刑架。
在由男性主导的教会及国家中，我们不难想见为何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冠上巫师之名。这些“异端”通常会因
为几种形式受到威胁：守寡、贫穷，丑陋、畸形，少数几个特别的例子则是太傲慢和太有威权。宗教审判的工具，
目前仍现形于世界各处的监狱中，在军事或法律审问中心里更是标准执行程序（等我们拜访阿布格莱布监狱时，会
有更多的描述）。
系统力量由上而下的施压优势
整个社会体制如何像个大机器般地不断创造、转发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它是怎么被更高阶的因素——也就是
系统的力量——所创造且塑造。不单只是特质和情境，“系统”也必须纳入复杂行为模式的考虑之中。
当非法或是不道德的行为发生在像警察、惩治者、士兵等专业的公职人员身上时，这些人通常会被典型地认为
是少见的“坏苹果”，意指他们是少数的例外，必须摆在好坏界线的边缘地带。而制订这个界线的人，通常是这整
个系统的护卫者，他们希望能隔离问题、转移视听者的焦点，好让注意力和责备都落到督导不周或失职的上级身上。
像这种“苹果特质论”，再次忽略了“苹果”间的界线，以及可能的腐败情况对所有苹果的影响。于是，系统分析，
应聚焦在有权设定这些界线标记的人物。
这些有权设定这些界线的权势精英，通常就在玻璃帷幕之后规划许多“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境，人们就在他们
打造的社会结构下日复一日地生活。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曾启示我们这个力量的黑洞。这些权势
精英所处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轻易胜过我们任何人，他们可以决定许多重要议题并且产生重大的结果。只是，
他们关键性的地位，远远比他们所下的决策更有巨大的影响力；错误的行动，远远比错误决策更严重。·他们听从
现代社会主要阶级和系统的命令，操纵大型财团法人，运作国家机器并自认有特权，指导军队组织，垄断社会建构
的策略命令公告，集中了最有效的手段，享有权力、财富和名声。
当这些各式各样垄断的权力结合起来，他们便开始定义、实现有如乔治·奥韦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
八四》里所预言的我们的生活。这些军事结合宗教的力量是最终的至高系统，它将掌握今日美国生活的资源和品质。
如果一个权力引起了长期的忧虑，就会变成恐惧。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Eric Hoffer，The Passionate State of Mind）
创造“敌人”的力量
这种创造“敌人”的力量，通常是不自己做肮脏事，就好像黑手党老大总是把失误丢给小弟承担。系统利用影
响和沟通向下（很少向上创造统治性的等级阶层。当权势精英想要摧毁敌国，宣传老手就会施行制造仇恨的计划。
让一个社会群体憎恨另一个社会群体，隔离他们，使他们痛苦，甚至杀害他们，这需要通过“敌意想象”这种心理
建构，经由宣传深植于人们心中，让他者转变成“敌人”。“敌意想象”是战士最有力的动机，它能让装满仇恨和
恐惧的弹药的枪声响起，而这种惧怕敌人的想象，威胁着人们的内心安乐和社会国家的安全，鼓吹父母送孩子上战
场，让政府改变优先法案，把犁刀变成刺刀。
这些全可以通过话语和图像达成，海报、电视、杂志封面、电影、网络上的戏剧化视觉影像，伴随着强烈的恐
惧和愤恨情绪，“敌意想象”于是刻进人类脑海深处。这个过程起始于创造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先排除对方的人性，
认定他人是无价值且邪恶的，是不可解的怪物。深刻的大众恐惧，加上敌人威胁逼近，原本讲道理的人，行为开始
变得不理性，思考独立自主的人开始不经意地盲目遵从，爱好和平者变成骁勇善战的战士。
社会哲学家萨姆·基恩（Sam Keen）出色地描述了敌意想象是如何由国家宣传机器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以供战
争之需，并揭示了它们所激发出来的力量”。为消灭敌人的欲望辩解，虽然有些事后诸葛，但还是能为官方记录解
套，却未针对伤害作批判性的分析。
族群屠杀是敌意想象最极端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如何使用宣传机器，将犹太裔邻居、同事甚至朋友，
变成“全民公敌”，并且宣告他们应得“最后的审判”，他们在小学课本中，以图片和文字强调所有犹太人都是可
耻、且不值得同情的。
接下来，我会举一些近代的例子，说明种族屠杀者如何使用强暴作为污蔑人性的武器，然后，我会展示当事人
的复杂心路历程。这个去人性化的部分，都可以借助实验控制的方式及系统性分析来加以区分，并将关键的部分独
立出来。
违背人性的犯罪：种族灭绝。强暴以及恐怖袭击
三千多年来的记载，告诉我们没有人和国家可以免于邪恶势力。在荷马记载中的阿伽门农与特洛伊的战争里，
希腊军方的指挥者在进攻敌人之前告诉他的士兵们：“我们要让敌方无一幸免，就连母亲子宫里的孩？也不例外，
只要是人，就必须完全去除其存在。。”这句可恶的话，竟出自当时最文明的国度的一位贵族之口，那可是哲学、
法学，古典戏剧的起源地啊。
同样地，我们生于“大规模谋杀的世纪”。在由政府下达死亡命令，由士兵和市民执行的系统化谋杀下，已超
过5000万人因此丧命。1915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屠杀了150万亚美尼亚人；20世纪中纳粹肃清600万犹太人、300
万苏联战俘、200万波兰人和成千上万“不受喜欢”的人们：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杀死170万人民，伊拉克萨达
姆的复兴党，被指控杀害10万库尔德族人：2006年，种族灭绝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地区爆发开来。然而，还有更多
这样的事件，在世界的角落被我们随意忽略。
卢旺达强暴事件
位于非洲中心的卢旺达，爱好和平的图西族学到一件事情，即使只是简单的大砍刀，也可以造成大规模的摧毁。
胡图族人从1994年开始大规模屠杀图西族，几个月内就遍及全国，军队用砍刀和狼牙棒杀害了数以千计的无辜男
人、女人、孩童。联合国统计，约有80万到100万卢旺达人民在三个月内被谋害，是有史以来最凶恶残暴的大屠
杀，消灭了四分之三的图西族人口。一个受害者回忆当时伤害他的人所说过的话：“我们要杀光所有的图西族，然
后有一天，胡图族的孩子们会问：‘图西族的小孩长什么样子？”’
屠杀从前的朋友、隔壁的好邻居，都只是“奉命行事”。一位胡图族的屠杀者在十年后的一个访谈中提道：“杀
害自己的邻居是再糟不过的事情，我们曾经一起喝酒，他的牛会在我的土地上吃草，他就好比是我的亲戚。”一个
胡图族的母亲叙述她是如何活活打死一名邻居的小孩，这个小孩又是怎么带着惊讶，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友人、邻
居夺走他的生命。她说，一名政府人员告诉他们图西族是他们的敌人，而且给了她一根狼牙棒，再给她丈夫一把砍
刀，用来对抗敌人。她辩称这是“帮”那孩子的忙，因为他的双亲已在先前的谋杀中过世，这可以避免让他成为可
怜的孤儿。
直到最近，世人才开始注意被大规模强暴的卢旺达妇女。对她们来说，那是骇人的恐怖攻击，更是精神上的羞
辱。经由一些记录发现，这事件起于胡图族领导者西尔韦斯特市长（Silvester Cacumbibi），他偕众轮暴了昔日
好友的女儿，受害者表示，他在犯下恶行时告诉她：“我们不会浪费任何一颗子弹在你身上，我们将强暴你，让你
生不如死！”
在南京大屠杀中妇女受日军侵犯事件（后面还会提到）中，因为早期调查的错误，也因为中国人“家丑不可外
扬”的文化而隐瞒、模糊了事实，以至于我们对南京受害妇女的心理历程的了解，并不如卢旺达事件妇女更了然。
当布塔雷（Butare）这个村庄的人民在边界奋力抵抗胡图敌军的同时，临时政府派遣了一个特殊人士去处理这
个被看作“叛变”的事件。她是家庭及女性事务部的部长，也是在布塔雷村备受欢迎的政治宠儿，更在此处出生、
长大。波利娜（Pauline Nyiramasuhuko）是图西人，也曾经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开授过女性赋权的课程，是这个
村庄的唯一希望。但是希望马上就落空，因为她竟然策划了一个可怕的陷阱，承诺族人红十字人员将在村里的体育
场提供食物和避难所，但实际上胡图族的武装暴民早已埋伏在那里，最后几乎谋害了所有寻求庇护的村民。他们在
暗处上膛开枪，丢出手榴弹，少数幸存者则被千刀万剐、切成碎片。
波利娜还下了一道命令：“杀女人之前，必须先强暴她。”她还下令要另一组暴民从她车上拿汽油，浇上70
位妇人与女孩，监视她们活生生被大火烧死。在杀死她们之前，她还征求暴民强暴这些受难者。一个年轻人告诉翻
译他没办法强暴她们，因为他们“杀了一天的人已经非常累了”！
罗丝，曾遭到波利娜的儿子沙朗强暴的一名年轻女子，她是唯一被允许活下来的图西人，于是她能定期向上帝
报告她在这次屠杀中见到的一切。她曾被迫看着母亲被强暴，以及目击20位亲戚被杀害。
一份联合国报告估计，至少有20万女性在这短短时间内被强暴后杀害。她们被尖矛、子弹、酒瓶或香蕉树的
雄蕊刺人身体，性器官被砍刀切割，浇以滚水或强酸，乳房被切除。更可怕的是，这些由男性犯下的强暴罪刑，常
常伴随其他形式的生理酷刑并被当成公开表演，通过这样的公开方式，促进胡图人的社会联结关系。他们更通过轮
暴，共享患的友爱和忠诚。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