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主义的平庸性”（banality of heroism），则对每位随时愿意尽人性本分的男男女女挥动英雄的旗帜。号
角一旦响起，他们会明白这是朝着他们而来。当我们面对情境和系统的强大压力时，都该坚持人类本性中最好的本
质——以颂扬人性尊严来对抗邪恶。
第1章 邪恶心理学：情境中的性格转换
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
——约翰·弥尔顿，《失乐园》（John Milton，Paradise Lost）
注视下页那张漂亮的图片一段时间，然后闭上眼睛，试着从记忆中回想它。
你的心灵之眼是否看见纯白的天使们在黑暗的天堂上飞舞？或者你看见许多长角的黑魔鬼占据地狱亮白的天
空？在艺术家埃舍尔（M．C．Escher）的创作中，两种视觉效果出现的机会是同等的。但是一旦察觉到善与恶同时
并存时，你将再也无法只见其一不闻其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将不会同意你再回头好整以暇地将“善与完美”的
一面与“邪恶与败坏”的一面轻易划为黑白两道。在这本书的奇特旅程中，我希望你能一再思考一个问题：“我有
可能成为恶魔吗？”
埃舍尔的图呈现了三个心理事实：第一，这世界充斥善与恶，从前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也一定如此：第二，
善与恶的分界可以互相渗透且模糊不清，第三，天使可以变成恶魔，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恶魔也可能变为天使。
路西法变成撒旦的例子，或许可以让你更清楚记得这个善恶大逆转。路西法是光之守护者，是上帝最宠爱的天
使，直到他挑战上帝的权威，带领一群堕落天使投身地狱。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撒旦自负地说：“在天堂为
奴，不如在地狱为王。”在地狱里，路西法撒旦变成一个说谎者，靠着自夸、矛戟、号角与旗帜，成为该处的冒牌
顶替者，其作为可媲美现今许多国家元首。在一次魔鬼领袖的会议：中，撒旦得知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再回到天堂，
他的亲信别西卜（Beelzebub）于是提出最邪恶的计划，以毁坏上帝最爱的杰作——人类——来报复上帝。但纵使
撒旦成功引诱亚当和夏娃忤逆上帝走向罪恶，上帝仍宣称终有一日他们将可获得救赎。然而，上帝却任凭撒旦游走
禁制边缘。于是撒旦谋同女巫诱惑人类，女巫因此成为驱魔者的眼中钉。撒旦一族的恐怖手段，孕育出了前所未见
的邪恶体系。
路西法的罪孽，被中古世纪思想家认定为“贪爱”。对诗人但丁而言，从“贪爱”涌现之罪恶乃豺狼虎豹之恶，
仿佛其精神内部有个深邃的黑洞，用再多权力和金钱都无法满足。沉溺于贪爱的人，不论外在自我价值为何，都为
贪爱利用，或用以强化自我。在但丁描写的地狱中，因贪爱而犯罪的恶人要归在第九层地狱，以冰湖冻结。因为他
们一生自私地只为自己，所以判处在冰冻的自身中乞求永恒。为了让人们只看见自己，撒旦与他的部署将人类的眼，
从所有生物的和谐之爱中移开。
豺狼之恶使人类偏离慈悲，只求自身利益。在第九层地狱中，罪人受制于贪得无厌之心，所以冻结在自我囚禁
的监狱里，那里的囚犯与狱卒，全都活在自我中心的现实中。
研究撒旦起源的历史学家伊莱恩·帕格尔斯（Elaine Pagels），以挑衅的论点提出反映真实人性的撒旦心理：
撒旦令人着迷之处在于他异于常人的特质，他唤起贪婪、嫉妒、欲望和愤怒，这些都被视为最坏的冲动，甚至
可将人类比喻为禽兽的暴虐。。最糟的是，邪恶似乎与超自然能力密切相关——在战果之中我们发现，邪恶正是马
丁·布贝尔（Martin Buber）描述的上帝【全然他者（wholly other）】颠倒的魔鬼性格。
我们害怕魔鬼，却为之着迷。我们创造魔鬼阴谋的神话，对此信以为真，并且相信自己足以组织力量去反抗。
我们排挤“他者”，视之为危险的异己，对非我族类的过度纵欲与道德悖逆感到毛骨悚然，这全是出于对“他者”
的无知。研究“邪恶化身”的宗教学教授戴维，法兰克福（David Frankfurter）在妖魔化他者的社会架构下，做
出以下说明：
“社会性他者”（social other）好比食人族、魔鬼、巫师、吸血鬼，或是以上综合体，象征一概为对立的邪
恶形象。这些社会边缘人的故事，就像一出充斥野蛮行为、淫荡习俗与怪物的剧本。但我们在思忖“差异性”之际
惧喜交加的心情——因殖民、传教、军队入侵时残暴行为而产生的伤感情绪——确实会影响我们形成个人层面的幻
想。
天使、恶魔，以及其他芸芸众生的转变
我写《路西法效应》是为了试图了解，好人或一般人如何转变为去为非作歹的过程。首先，我们得面对最基本
的问题：“是什么让人为恶？”我们暂且摒除宗教的善恶二分法，以及先天不良或后天失调的原则。我们将以生活
中的真实人们为例子，看他们是如何投入自己的工作，并且在人性混杂的大锅炉中生存下来。换句话说，我们想要
了解的是：性格如何在强大情境压力下产生转变？
让我们为邪恶下一个定义。我的定义十分简单，基于心理学一个原则：邪恶是建立于涉及伤害、虐待、命令、
缺乏人性。毁灭无辜他者的刻意行为，或是使用权威、系统力量鼓励且允许他人这么做，并从中取得利益。简而言
之，也就是“明知故犯”。
驱使人类行为的动力为何？是什么决定了人类的思考和行动？是什么让我们一部分的人道德感深重、正直不阿，
而相对地又是什么让人容易抛弃礼规、犯下罪错？我们在回答这些人性问题时，是否都先假设是“内在因素”决定
了我们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沦？而都忽略了“外在因素”对于人类思考、感觉及行动的影响？在什么状况下我们会成
为情境或群体行为下的产物？有什么事是你自信绝不会在任何胁迫下做出的呢？
因为自我中心的偏见，大多数人都有认为自己是最特的幻觉。这个自利归因的保护罩，让许多人一厢情愿地相
信自己在许多自陈测验中处于平均值之上。我们往往习惯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以管窥天，却常常忽略了脚下踩踏着滑
溜的斜坡。这种情况在强调个人取向的社会中十分常见，例如欧美社会，但较少见于亚洲、非洲和中东等强调群体
取向社会。
在我们探索良善与邪恶的旅程中，请你先试着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你真的了解自己多少？你拥有哪些优点、哪
些缺点？你的自我认知，是来自一个过去曾经出现相同行为的类似情境，还是在一个过去习惯饱受挑战的新情境？
根据这个脉络来思考，你究竟有多了解日常生活中与你互动的人们，包括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及情人？
本书其中一项重点就在于强调，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往往来自昔日相同情境下的有限经验，这其中牵涉了规则、
法律、政策等各种外在压力。我们上学、度假、聚会，支付账单和税金，日日年年如此，但是当我们暴露在全新、
陌生的环境下，过去经验或习惯无法应付时，会是如何呢？开始一个新工作、第一次和网友见面、参加新社团、被
警察逮捕、从军当兵、参加某个教派，或自愿担任实验受试者。。当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动摇了，你的老方法可能
将不如从前一般好用。
现在，我希望你在看见不同形式的恶行时，能不断询问自己：“我也会这么做吗？”我们将在后面章节检视“卢
旺达屠杀事件”、发生在南美洲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事件、越南的“美莱大屠杀”，骇人的纳粹集中
营、全世界军事和警方的严刑拷打、神父性侵教徒事件，以及搜查“安然”和“世界通讯”诈欺案中其公司主管可
耻欺瞒行为的有关迹象。最后，我们会看看从这些恐怖事件中得到的线索，能如何解释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
案。我们将会发现这些都与心理学研究所提供的线索环环相扣，特别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紧紧关系着这些残暴事件。
邪恶是“根深蒂固”还是“虚无易变”？
壁垒分明地辨别好人与坏人能让我们感到安心，至少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它建立了一则二分法的定律，
在这样的定律之下，邪恶被认定为“天性如此”。大部分人将邪恶视为一种内在不变的特质，也就是说，我们认定
有些人性与生俱来，是他人所没有的，因此，坏坯子最后必定依循他们的本性展露邪恶的一面，诸如希特勒、伊迪·阿
明（Idi Amin）将军、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这些我们视为恶魔的执行大屠杀的暴君们；然而，我
们也无法否认生活之中有更多常见的“恶人”，如：毒贩、强暴者、皮条客、老人诈骗集团，还有那些恃强凌弱摧
毁儿童幸福的犯罪者。
其次，维持善恶二分法可令好人“免责”，好人们甚至不必反省自己是否可能造成、维持、延续或姑息以下这
些情境——行为不良、犯罪、破坏公物、嘲弄、欺弱、强暴、酷刑、恐怖行动，以及暴力。并且，好人们可能会这
么说：“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我们并不能改变什么——至少确定我不能。”
另外一个观点则是将“邪恶”视为“渐进式”，也就是随环境不同，我们都可能为恶；代表任何人可在任何时
间，或多或少表现出某项的特质（如聪慧、自傲、诚实或恶毒），而这些特质无论是朝向善或恶的一面，都是可被
改变的。渐进式的观点，意味着某项特质的获得是借由经验、专注学习或外界提供犯罪机会的介入而来，简言之，
无论遗传、个性或家世背景为何，我们都可以选择学习向善或向恶。
另一种理解：特质、情境、系统
“特质论”之于“渐进论”，正对比于“特质的”之于“情境的”因素会如何影响行为。当面对一些不寻常的
举动、一些突发事件或一些反常无理的现象时，传统取向是以某些导致行为的固有特质为了解来源，例如基因、个
性、品格、自由意念等倾向，要是论及暴力行为，则研究其凶残的人格特质，要是提及英雄壮举，则搜寻个人利他
奉献的基因。
为什么美国小石城城郊社区爆发高中生枪械扫射，造成几十名学生和老师死伤？为什么一对英国学生会在购物
中心绑架三岁孩童，最后还冷血杀害？为什么无数巴基斯坦和伊拉克青年男女会成为自杀攻击炸弹客？为什么许多
欧洲国家的人民，明明晓得极有可能被纳粹逮捕，危及自身和家人生命安全，仍然选择保护犹太人？为什么许多国
家里的“吹哨人”冒着个人损失的风险挺身而出，揭露当局者的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行为？
对于以上问题，传统的观点（支持者大多拥有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文化背景）会试图以病理学及英雄主义来解
释。现今精神医学、临床心理学、人格与衡鉴心理学皆倾向特质论，而我们大多的体制也基于法律、医学、宗教的
立场，认为疾病、罪责、犯法应指向病者和罪者，因此，面对以上这些问题，将以“谁”的问题为出发点来了解这
些事件：“谁”该负起责任？“谁”是罪魁祸首？“谁”应受谴责，而“谁”又应得赞扬？
社会心理学家在试图了解非常态的行为原因时，会尽量避免这类针对特质的论断，社会心理学家以自提的问题
开始，寻求是“什么”造成结果，在“什么”状况下会造成特定的反应，“什么”事件会引发行为，“什么”情境
下最接近当事者状况。社会心理学家会问，何种程度的个体行动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变项和特定安排下的环
境历程。
“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医疗模式尝试在受影响的个人身
上找寻病灶的来源，相对地，公共卫生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生病常常只
是环境病原体导致的最后结果。举例来说，一个出现学习障碍的孩童，医疗模式会给予许多药物上和行为上的处方
来克服这项缺陷。但是从情境取向来看，由许多案例中可以了解，根本问题可能不只如此，尤其是低经济水平这个
外在因素。问题可能出自误食家中墙壁剥落的油漆而造成铅中毒，因此，结论就会是因为贫穷而使病情恶化。
从情境取向这种观点来解释问题，并非仅是概念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