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 找到自己的风格（2）
四坏球保送。
这些球员散落到别的球队，或许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队友、教练可能嫌他们龟毛，球迷嫌他们拖慢球赛节奏，会有各种力量逼着投手激发英雄气概投快速球跟打者对决，逼着打者改挥大棒寻求长打。可是在运动家队，他们的龟毛个性得到肯定，甚至得到奖励，一支个性整齐的龟毛球队，化成巨大的战力，拖垮、打败了许多阵中充满英雄、明星的球队。
这些球员帮运动家队打出了好成绩，可是他们不太可能倨傲，用跳槽来争取加薪。因为赢球的关键是整支球队的风格、个性，不是单一球员。阵中球员如果单飞去了别的没有耐心、不是龟毛文化的球队里，他们也无从发挥起。
风格对团队的贡献
就这样，奥克兰运动家队在看似被“大者恒大”铁律笼罩的职棒市场上，创造了奇迹。奇迹不是真正的奇迹，而是运动家队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 Beane）独具慧眼，看出了风格、个性，对一个团队可以有多大的贡献。在别人都是各自为政、英雄主义的职棒世界里，耐心、龟毛的统一风格，就能打出一条成功大道来。
这是真正的创意，管理上的创意。而美国职棒场上验证过的创意，何尝不能适用于高科技产业，或国际局势上呢？
高科技产业上的决战点，不见得一定在谁网罗了最多与最优秀的研究、营销人才。许多公司的崛起，靠的是明白单纯的风格、个性，企业环绕着一种风格，建构其管理锁链、孕育其组织节奏，这种公司显然比较容易找到市场上的利基，集中焦点把事情做好，也相对比较禁得起景气的波动变化。
作为一个注定的“小者”，台湾是不是也该思考，我们要在“大者恒大”的国际舞台上如何自保、如何发展？找到自己的风格、个性，经济贸易上的风格、社会文化上的个性，很可能才是让我们不至于懵懵懂懂终遭大国权力利益吞噬的重要法门吧！
第三辑 走出大词的泥沼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站在人道立场，明确反对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抵制作法。他又基于宗教信念，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面貌，多所批判。
卡斯特罗看中约翰？保罗二世这两项特质，他相信：拉拢教宗可以争取到全世界对古巴的同情、支持，更可以对邻近的大患 美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伤害。
相对于美国，教廷教宗当然是次要敌人。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是辩证斗争法里所允许，甚至肯定鼓励的。
＇开放＇ 开放带来的效果（1）
前任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外表看起来如此庄严，其实内在是个富幽默感的人。主持户外大型弥撒时，群众热烈鼓掌叫好，打断了他的话，等闹声终于歇止，教宗说：“我还蛮喜欢你们的掌声，让我可以休息喘口气。”要离开现场时，天空下起雨来，教宗说：“我几乎忍不住要说，这真是个好地方，看到教宗要走了，天空都会流泪难过。但，不对，这种解释是烂神学。好的神学解释应该是，雨是上帝仁慈与关切的象征。”
这两项幽默言语，都是保罗二世访问古巴时说的。说这两句幽默言词时，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都在教宗身边。
那是1998年1月的事。经过长久努力，卡斯特罗终于邀到教宗访问古巴。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后，古巴是极少数极少数仍然坚持共产党革命专政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还因为这样，遭到美国长期禁运经济抵制。
共产主义国家，依循马克思的教条，必然视宗教，尤其是天主教，为“人民的鸦片”；所有的共产国家必定扫除境内天主教会对梵蒂冈的臣属效忠，努力隔绝教廷对自己国家人民的渗透影响，那为什么约翰？保罗二世会出访古巴，而且竟然还是卡斯特罗力邀促成的？
关键的原因就在美国禁运抵制。苏联垮台后，原本依赖苏联资助的古巴，陷入了经济上极度困难的状况。90年代初期，古巴人民真的是勒紧裤带忍受空前的物资贫乏，差一点就撑不下去了。
联合教廷对抗美国
教宗约翰？保罗二世站在人道立场，明确反对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抵制作法。他又基于宗教信念，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面貌，多所批判。
卡斯特罗看中约翰？保罗二世这两项特质，他相信：拉拢教宗可以争取到全世界对古巴的同情、支持，更可以对邻近的大患 美国，产生一定程度的伤害。
相对于美国，教廷教宗当然是次要敌人。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是辩证斗争法里所允许，甚至肯定鼓励的。
卡斯特罗做了很多调整，例如放松原本古巴境内对天主教徒的歧视、管制，让他们拥有一定限度的信仰自由。1998年教宗到访时，天主教徒已经可以在古巴参加公开礼拜，除了还是不能担任中小学教师之外，原则上没有其他职业上的限制。
卡斯特罗还找了一位拉丁美洲的主教，进行深度对谈，将对谈内容编辑出版，在书中卡斯特罗将教宗刻画成一个来自波兰、深知底层人民疾苦的自由斗士，一直不断致力于协助大众解脱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的欺骗、压榨，让教宗的一生职志与成就，看起来跟他自己不只有相通之处，甚至如此相近。
从开始邀请教宗，到教宗真正点头答应、出发成行，这一段过程中，卡斯特罗统治的古巴还进行了另一项巨大的改变。古巴的经济重心，从甘蔗等经济作物加上苏联援助，转型成吸引美国以外地区的世界旅游客。
不论多么痛恨美国，90年代后期古巴的几个大都市，开始自由收受美金，因为美金是全世界旅游客的通用货币。首都哈瓦那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建，保留了众多的绿树与穿杂其间的小广场，保留了殖民风的街道与房舍，加上古巴人民干净、秩序的生活习惯，吸引了愈来愈多的旅游客，借由他们的旅游消费，挽救了原本摇摇欲坠的古巴经济。
于是卡斯特罗更有待于教宗访问了，教宗访问必然带来大量报道，对古巴的普遍兴趣会被激发，也就有机会吸引更多旅游客，创造更大的美元经济。
约翰？保罗二世风尘仆仆、拖着病躯到了古巴，而且不顾虚弱的身体状况，每天一早就出发到一个城市进行一场大型弥撒，黄昏才回到哈瓦那，最后一天，教宗在哈瓦那最具象征意义的“革命广场”为教徒祈祷，卡斯特罗亲自出席典礼，古巴官方媒体还帮忙号召群众前往参与，“表达对教宗的敬意”。
教宗在古巴多次明白表达反对美国禁运，多次批判泛滥的资本主义及其庸俗贪婪，这一场教廷与共产主义结合的奇异之旅，也的确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大幅报道，刺激了各地人士到古巴旅
＇开放＇ 开放带来的效果（2）
游的意愿，除此之外，教宗还奉送了巧妙的幽默感。
卡斯特罗得到了他所设计、所想要的，因此他应该是这整件事的赢家了？
教宗访问古巴的影响
不见得。不管卡斯特罗是否预见，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古巴，在古巴产生两项无法磨灭的长久影响。一项是松动了古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强度，能够和天主教共存的共产主义，就已经不是原来建立革命政权的那个共产主义了。
第二项影响是使得古巴经济更加依赖旅游。而要持续吸引旅游客，要振兴旅游业，古巴不可能再关着门不理会国际观感。古巴不能有政治动荡、不能有仇外作为，甚至不能让国际上觉得那是一个封闭可怕的社会。
美国对古巴进行禁运，是希望借经济压力逼迫卡斯特罗进行改革，让渡出自由与民主的空间，并且降低对美国的敌意。卡斯特罗无论如何不肯对美国低头，所以找了旅游收入来对抗美国的压力，然而绕了一大圈，旅游、开放，毕竟还是使得古巴不可能维持原本的样貌，不得不给予其社会愈来愈大的自由空间。
这几十年逐渐组构而成的全球旅游网络，具有远超过一般想象的影响力。旅游业一方面使得许多地方快速丧失地理与文化上的特色，令人遗憾；然而换另一个角度看，旅游网络的同质化作用，却也发生在政治体制与运作层面上。自由、稳定、安全、开放，成了国际旅游的基本条件，于是任何想要加入这套网络得到经济利益的国家，就不得不自我转化提供这样的条件了。
＇怀疑＇ 保持怀疑、思考的态度（1）
以色列作家奥兹（Amos Oz）小时候曾经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的家从东欧搬到巴勒斯坦，在那里亲历了以色列建国的过程。
英国对于中东地区的控制，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就已大幅削弱。奥兹和当时其他以色列少年一样，疯狂崇拜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们诉诸暗杀行为来传递最强烈的讯息。
在1944年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由后来当过以色列总理的贝京（Menahem Begin）领导的组织，一口气炸死了超过八十个人，其中有他们痛恨的美国人，此外却也有无辜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另外在开罗，英国战争部部长被暗杀身亡。英国判以色列复国运动的恐怖分子绞刑，贝京他们就抓了英国军官把他们吊死，以为报复。
奥兹说，那个时候他跟其他男孩一样，最喜欢的玩具是模型小士兵跟各种小武器，每天趴在地板上摆弄自己的“私人军队”，指挥他们攻打白金汉宫。他们相信：唯有让自己变成狮子，证明自己是头狮子，犹太人才有办法在沙漠中各种凶猛动物之间活下去。
1946年以色列建国了，有一个特别的场合，奥兹跟家里的大人一起去耶路撒冷最庞大的会堂，参加群众运动。其中要上台对群众演讲的，就包括了建国后从地下组织翻身成为台面上政治人物的比金。
比金及其他政治领袖精英，讲的是古典的希伯来语。这是一种从书本、尤其是犹太圣经里复原的古老语言，靠现代犹太人的惊人意志力，让本来已经死掉消失了的语言，重新在日常生活里运用。
可是奥兹他们家，以及会场上坐在后面的绝大部分听众，使用的却是一种俚俗方言的希伯来语。这是他们在东欧犹太区里流传使用的语言。他们大致可以听得懂古典希伯来语，不过有些关键词，很容易产生误会。
例如古典希伯来语的“武器”，发音和希伯来俗语的“阳具”完全一样。“武器”的动词形式，在希伯来俗语里听来，就变成了不堪的“干”了。
虚幻的国家主义
贝京那天演讲的主题，是以色列的困难处境，号召以色列同胞认清危险局势，团结一致，保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祖国。贝京的演讲深具煽动性，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可以有效地控制全场群众的情绪，唯一的问题是：他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艾登夜以继日不停供应武器给埃及总统纳赛尔，却没有人、完全没有人供应武器给以色列，慷慨激昂讲的这段话，听在那些群众耳朵里，就变成了：
“艾森豪威尔和艾登夜以继日一直干纳赛尔，可是有谁干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人干我们！”
全场一片死寂。听到这些奇怪的话的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比金却没有注意到，他继续发挥：如果大家选他当总理，他保证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会乐意来干以色列，以色列再也不必担心没人干了。
前排坐的年长知识分子们，响起了零零落落的掌声，其他人则依然保持困惑的沉默，唯独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原本是贝京的超级崇拜者，再也没办法节制自己，开始冒出大笑来。
全场恐慌的眼光都投注到小男孩身上。那个小男孩就是奥兹。旁边他的祖父又羞又怒，立刻扯住他的耳朵，将他拉离开座位。即使如此，小男孩还是停不住大笑，被拉到会场外，祖父狠狠地赏了他好几个耳光，十二岁的奥兹才终于止住了笑声。同时也止住了他对国家主义的热情。奥兹说：“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逃离国家主义所承诺的复活与救赎 直到今天都还在逃。”
这段故事写在奥兹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里。长大之后，奥兹果真离开了深信以色列国家主义的家庭，远离祖父、父亲，住到集体农场里去，在那里开始写作，因为出版的小说获得好评，得到集体农场特许，可以有不下田专心写作的一点时间，他一本一本写出深刻剖析以色列社会与犹太人情结的小说，曾经多次被提名竞逐诺贝尔文学奖。他宁可要真实具体的农场同志情谊，再也不要高蹈却空洞的国家主义。
让他从国家主义幻梦中醒来的
＇怀疑＇ 保持怀疑、思考的态度（2）
契机，是比金一场煽动性的演讲，尤其是在演讲中意外造成的误会。“供应武器”变成“干”，这看来无关紧要，只具有闹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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