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种种热情与神秘经验，转译成理性的语言，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这段过程之后，边沁及其哲学，成了小穆勒身上深刻的伤痕，难怪他会在卡莱尔演讲的会场失控站起来离开。
小穆勒的反应可以理解，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卡莱尔的行为就没那么容易理解了。卡莱尔明知约翰？穆勒和他太太就在演讲会的观众席中，他甚至知道穆勒太太买了全系列每一场演讲的入场券，更关键的是，没有人比卡莱尔更了解穆勒和边沁的关系，尤其是边沁在穆勒生命中所代表的痛苦记忆。
卡莱尔比约翰？穆勒整整大十岁，两人相识时，卡莱尔三十五岁、穆勒二十五岁。使得两人一见如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穆勒正处于和父亲的紧张关系中，而卡莱尔也有一个严厉、凶悍的爸爸，那一年他爸爸突然去世，卡莱尔也陷入特殊的父子心理问题中。
最鼓励穆勒接触浪漫主义的人，就是卡莱尔，穆勒自我疗伤的过程中，通信最勤、最亲密的对象，也是卡莱尔。
卡莱尔帮助过穆勒，穆勒对卡莱尔的帮助更多。卡莱尔的著作在伦敦找不到出版商，黯然回到苏格兰乡下隐居，是穆勒反复劝说，把他再次劝到伦敦。卡莱尔在英国奠定文名最重要的作品，是《法国大革命史》，那本来是穆勒想要写的书。穆勒不只把题目让给了卡莱尔，还慷慨提供了自己收藏的数据与书籍。
卡莱尔完成《法国大革命史》后，还没出版前，穆勒就先写了一篇掷地有声的评文。文中盛赞卡莱尔的著作是近年少见的伟大作品，是一部史诗，势必影响往后英国所有的历史写作。穆勒自己承认：抢先写评文，是为了阻止“小鼻子小眼睛的评家”随便攻击《法国大革命史》，而且他的重量级评文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大有助于卡莱尔作品的成功。
卡莱尔与穆勒的决裂
两个这样关系的人，为什么会在公开演讲会场发生那样尴尬的事？根本的理由，还是要在穆勒为《法国大革命史》写的评文里去找。穆勒对于卡莱
＇基本价值＇ 基本价值的分歧很难并存共处（2）
尔处理“群众”的态度，有所保留。卡莱尔不相信群众，认为群众不可能扮演真正推动历史的角色。他在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里看到的，是个人的智慧与决心。卡莱尔否定有什么样的理性系统可以控制革命的血腥冲动，唯一使革命得以有所建树的，是英雄、是伟大的个人领袖。
相反地，穆勒寄希望于代议制政府，如果革命后不能建立代议制政府，那么“舆论上任何重大争议都将导致内战”。
两位曾经再亲近再要好不过的朋友，在这点政治立场上有着明确分歧。这点分歧终究使得他们无法继续维持那样的友谊关系了。太多事情都会触动这条神经，提醒、乃至扩大了他们的差异。例如1865年英国殖民地牙买加工人叛变，杀害了十八位政府公务员。牙买加总督动员军队镇压，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处死了四百二十九名牙买加人。一群知识分子与士绅联署谴责牙买加总督的行为，领衔的是穆勒；同一时间另一群知识分子和士绅联署声援牙买加总督，带头的是卡莱尔。
1873年，穆勒早于卡莱尔去世。卡莱尔听到穆勒死讯，感慨地说：“很多次我都想写信给他，问他： 约翰？穆勒，到底是什么因素将我们分隔开来呢？ 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穆勒地下有知，听到卡莱尔这样问，或许会回答：“是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分隔了我们。”很多不同立场的人能继续做朋友，可是在政治上相信个人英雄主义，与相信群众政府系统，这两种态度却很难并存共处。这是最残酷的事实。这两种态度，是政治态度，却又不只是政治态度，而是会影响个人几乎所有是非判断的根本价值，就连卡莱尔与穆勒都通不过这种差异的考验。
其实，感慨地说着“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时的卡莱尔，心底又何尝真正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因素隔开了他和穆勒呢？
＇历史＇ 了解真正的人间变化（1）
哥伦布为什么伟大？
“正统”的解答，我们会从历史课本里得到的解答，应该是：他不受自己那个时代的迷信所拘执，坚持认定地球是圆的，所以就能找到一条向西走却到达东方的航路，而且他勇敢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现，终于发现了美洲大陆。
不过如果稍后深入查考出土的原始史料，简单的“正统”解释，会需要蛮多附注说明的。例如：哥伦布阅读《马可波罗游记》，完全相信游记里所描述、形容的那个华丽、丰饶的东土，深深迷恋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与日本，所以才立志要找到一条比较方便能够去到远东的航路。
哥伦布一生四度西航，每次都在今天的美洲大陆登岸，可是不管别的航海家、制图者如何说明，他始终坚信自己已经到了亚洲。虽然发现了“新大陆”，然而直到去世，哥伦布没有察觉这块大陆之“新”，他认定自己的成就，是找到新的路径到了古老中国所在的“旧大陆”。
他为什么如此“铁齿”？因为他实在不是个太好的航海家，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航海家。与“正统”的解释相反，15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专业航海、制图圈，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确认地球是圆的，换句话说，大家早想到、也都同意，由欧洲出海向西航行，是可以绕着地球到达东方去的。理论上知其存在，却没有人起航去证实，理由是：这条航路太遥远了，超过当时航海技术的限制。
误打误撞的哥伦布
那为什么哥伦布敢去？因为他的地理计算太差了。当时一般欧洲地理相信：欧亚大陆横贯占据地球球面的一百八十度（事实上只有大约一百二十度），如果要从欧洲最西边出发，向西到达亚洲的最东边，就要航行地球一半（一百八十度）的距离。这个距离，不可能是当时只有八十英尺长的远洋船所能负担的。
哥伦布却不接受别人通行的看法。他主张：从《马可波罗游记》可以推断出日本在中国东方三十度。再来，如果不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而是从加纳利群岛出发的话，航程又可以再减九度。他又自作主张认定原本对欧亚大陆面积估计太小，最后算出来，只要航行六十度，地球圆周的六分之一，就能够从欧洲去到日本。然后他还混淆了英里和海里的长度，东算西算，认为只需航行两千七百英里就够了。今天我们确切量出来的距离，从加纳利到日本最东缘，是一万三千英里！
抱持着错误的信心，哥伦布才敢出发，也才争取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航程很远，哥伦布船上船员很恐慌，一直看不到陆地让他们心生恐惧，甚至开始怀疑船会不会航行到世界的尽头，“咻”地就跌入无底深渊里去。哥伦布为了安慰其他船员，特别搞了两本航海日志，一本放在外面，大家都可以去翻，另外一本私藏在船长室里，只有他能看。外面那本日志上，哥伦布刻意写“假”的航程距离，大概只有写在私密日志上“真”的距离的一半，这样船员们就不会觉得：怎么走了那么远，都没看到一片陆地呢？陆地在哪里？
用这种方式欺骗船员，蛮聪明的，只是后世计算发现，其实哥伦布误以为的“假”的航程距离，远比私藏的“真”的航程距离接近事实。“假”才是“真”，“真”反而是“假”啊！会搞这种乌龙，因为哥伦布根本无法正确使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他连在陆地上都测不准自己的所在位置。例如说，他去到古巴时，测出来的纬度是北纬四十二度，拜托，北纬四十二度已经比纽约还北了！
老实说，哥伦布的成就，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误打误撞”。他绝不是像“正统”解释那样天纵英明、走在时代前端发现真理。当大部分航海家和地理学家都相信地球是圆形时，哥伦布在航程中，竟然还自以为发现了“地球的乳房”。在今天的委内瑞拉附近，他觉得海水隆起，北极星看起来偏离了位置。他相信航行到“乳房”顶点后，船会接着滑下来朝地球的肚脐眼去，而那里，应该就是想象中“天堂”藏着的地方了！
那个时代的欧洲航海家、地理学家，以为北半球就只
＇历史＇ 了解真正的人间变化（2）
有一块欧亚大陆，没人想象到欧亚大陆的背面，还有美洲大陆。哥伦布真正的贡献，是发现了美洲大陆，矫正了错误的观念。可惜的是，哥伦布却从来没被自己的发现说服，继续坚持自己已经到了东方、到了日本或中国或印度的东缘，他的发现改变了整个世界，偏偏就是没有改变他自己。
历史并不那么有条理
这样一个人，抱持着多种错误的概念，懵懂地误撞出了历史的新页。几百年后，等他所制造出来的局面尘埃落定了，后人回头去书写他的事迹，却将他改写成了一个聪明、勇敢、冷静、执著的人。
真正的人间，往往是混乱、复杂、带点盲目冲动而产生变化的。但这样的人间，一旦被写成历史，就被改造得有条理有秩序，还有许多先知与英雄。历史课本之不可信，就在于那是历史最简化的形式，而简化的规律公式，几乎无可避免地排除混乱、复杂、误打误撞的因素，凸显不真实的少数先知英雄智慧。
明明最不聪明、脑袋一塌糊涂，会把古巴搬到纽约北边去的哥伦布，竟然也就在历史课本里被神化为智者了。类似这样的过程，以前也出现在我们的“革命史”叙述中。乱成一团，从不同角度出发的晚清社会骚动，最后却成了国父孙中山的睿智安排领导。历史之扭曲，莫此为甚，莫此为甚。类似这样的过程，现在也开始被运用在“重写台湾民主史”上了。历史课本开始叙述台湾民主化过程，无可避免地就意味着那本来骚动、多元、混乱、误打误撞的生命力，现在要被收编整理成单线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总体叙述了。而且是用后来民主化的结果，回头改造改写其过程的意义。
真正关心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的人，都应该抗拒这种“历史课本化”的扭曲叙述。该是怎样的哥伦布，还他怎样的面貌；该是怎样的台湾民主，也请还它本来的模样吧！
＇怀旧＇ 怀旧与怀旧政治（1）
台湾的家长，大概不外两种。一种希望给小孩“对的童年”，另一种希望给小孩“快乐的童年”。“对的童年”，就是把握时机拼命学习，以求尽早领先别人。这种小孩的生活被排得满满的，要上学要写功课，还要补英文补码学补作文补舞蹈 的确，这样的童年，大概快乐不到哪里去。
主张应该给小孩“快乐童年”的家长，多少有点看不惯、甚至看不起“对的童年”那一派。他们强调“童年只有一次”，不想给孩子任何压力，要送他们去森林小学，只能接受“启发教育”，而且要对小孩轻声细语，不能有一点强迫或压抑。
“干吗不让孩子快乐？”这派家长习惯理直气壮地问。是啊，这样教小孩，小孩是会快乐得多。然而人类至今还没有办法设计出完美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教育方法，度过“快乐童年”长大的人，难免也要承受“快乐童年”带来的后遗症。
西方发展心理学就探讨过“快乐童年征候群”。“快乐童年征候群”是起源于“快乐童年”毕竟要结束。曾经有过“快乐童年”的人，一旦开始被迫要独立长大，开始有了生活上的种种压力，就会无可避免地怀念起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
童年无法再来，童年快乐记忆却挥之不去，“征候群”于是主要表现为一种心理上的空虚与失落。每一个新的日子，对受困于“快乐童年征候群”的人而言，不是新鲜经验的累积，不是新鲜机会的开展，而是一次次痛苦的失落袭击。和那记忆的童年快乐相比，现实多么贫乏！现实的每一个日子，和过去对照而彰显其“匮乏”的本质，残酷地提醒着童年不再的事实。
愈来愈鲜明的童年记忆
这种人的时间中的主客关系，和别人相反。一般人会因为现实的刺激蜂拥而来，逐渐淡忘了对过去的记忆。愈近的现实，在成长意识里愈重要，愈久之前的记忆就不断被推到意识的边缘去，愈来愈模糊黯淡。活在“快乐童年征候群”里的人，却是愈活记忆愈重要、愈鲜明。现实中的任何痛苦，都让他追想起童年的快乐，让那快乐更鲜明。就算现实中有什么快乐，也都还是引发他童年同类快乐的记忆，现实快乐成了童年快乐记忆的抄袭仿制品，他真正享受的不是现实中的快乐，而是现实快乐挑激起的童年快乐记忆。
现实与记忆的反复对比映照，终致使得童年“纯粹化”，变成一切快乐的具体聚集。任何现实里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