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奴隶主来说，这确实是精明的计算。对天子皇帝来说，这却是狭隘近视的计算。
在满清厉行“逃人法”之前四百年，蒙元也有类似的法律。1232年，蒙古大军攻占河南，“俘获甚众。军还，逃者十七八。”于是皇帝下令：“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这种处罚窝主的方式似乎比满清还凶狠，达到了“灭其家”的程度。这时，耶律楚材（11901244，官至元朝宰相）为皇帝另外算了一笔账，他说，河南既然平定了，民都是陛下的，逃又能逃到哪里去？何必因为一个俘囚，牵连处死几十人上百人呢？
当时，耶律楚材刚刚在中原建立赋税体系，多一个百姓便可以多收相当于十几元人民币的税，蒙元大军的军需就要依靠这些赋税。为了那些二三流贵族的一点利益，破坏皇上的一片税基，这种法律究竟对谁有利？
于是，“帝悟，命除其禁。”
几经周折之后，满清也修改了逃人法，窝主免死，处罚减轻。同时又从根本上修改奴婢或农奴制度，规定不得虐待奴婢，殴打奴婢致死，家主也要治罪。后来，租佃制渐渐取代了农奴制，逃人的问题自然也随之消失。
我猜，两千多年前井田制被“初税亩”替代，大量服劳役的农奴成了纳税的自耕农，这种大包干式的制度变迁，便可以解释为统治集团对血酬（法酬）最大化的追求。同样，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晚清官府逐步退出企业，放松官家对工商业的垄断，容许民间工业发展等一系列的新政策。
杀人和害人本身毕竟不是目的，要获得更大的利益，首先要创造条件让牛羊长大，调动它们长肉和繁殖的积极性。根据血酬定律，同样是劫掠，对象价值一万元，或者价值一亿元，血酬的价值可以相差一万倍。那么，创造条件让对象发财，让他们拥有几十亿的身家，即使把劫掠强度降低十倍，依然是非常合算的。
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做法更令人大开眼界。何思源在《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中说，韩复榘野心不大，他感到保存山东地盘，也就很不容易，既怕蒋介石釜底抽薪，拉拢韩的部下从内部瓦解他，又怕蒋介石布下圈套，使韩落入陷阱。
何思源说，韩复榘怕自己军政内部日趋腐化，自己垮台。他常常说要改革，不然就会垮台。韩复榘请梁漱溟到山东办乡村建设，他说：“我不会改革，请梁来替我们改革吧！”韩复榘邀青年党来山东，最后又想和共产党合作，都是从需要改革的心出发的。
由此看来，为了收入的长期最大化，暴力集团的首领甚至可以搞改革，反腐败。如此继续走下去，暴力集团是否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从人民的主人变成人民的仆人呢？
我不清楚台湾的经验应该如何归类。在欧洲历史上，可以看到城市市民重金购买自治权的故事，统治集团出售“自治特许证”相当于长期血酬的一次性征收，出售主人权力也可以算作有偿改革。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不流血的主仆互换虽然并不罕见，但是，变成主人的却从来不是“人民”。“人民”是什么？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农民是一盘散沙，一粒一粒，互无关联。那时候既无人大，又无农会，数千万互无关联的沙粒如何变成主人呢？变成了主人的又怎能算作农民——人民呢？
2003年3月28日
《南赣擒斩功次疏》，《王阳明全集》，上，第3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版
（美）安东·伦丁：《在土匪魔爪中，也在上帝手中》，《洋票与绑匪》第583页
匪变：血酬定律及其推想（6）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陈光藻：《四川军阀最后的一场混战》，《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226页
姚雪垠：《长夜》，前言
《温江县志》，卷三，民政，户口。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10页
罗海钢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对这段叙述很有启发。他问：帝国的农民是如何形成的？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154页，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一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
见陆军部档中处决的土匪出身职业统计，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4648页
参见拙作：《探寻命价》
转引自戴逸：《简明清史》，第205页。以下叙述均参见该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二节，第六章第四节
戴逸《简明清史》第202页
张宸：《平圃杂记》，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07页
《清圣祖实录卷三十》，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01页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刑一，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07页
《元史·耶律楚材列传》
《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208页
探寻命价（1）
命价问题
咸丰九年（1859年）旧历九月十八日上午，咸丰皇帝在北京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福建布政使（近似福建省省长）张集馨，问起了福建械斗的情景，摘抄对话记录如下：
皇上问：“械斗是何情形？”张答：“……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
皇上问：“地方官不往弹压么？”
张答：“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
皇上问：“杀伤后便如何完结？”
张答：“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
皇上问：“命价每名若干？”
张答：“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
在这里我初次看到“命价”一词。作者还给出了准确价格：三十洋元（西班牙银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米的平均价格是每石2。4洋元，一条人命的价值不足1800斤大米，不过2000元人民币。
皇上的问题打破了一个美好的神话。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官价
意识到命价存在之后，我才发现古人明白得狠，甚至早就以法律形式给出了官价。
清朝雍正十二年（1734年），户部（财政部）和刑部（近似司法部）奏请皇帝批准，颁布了不同身份的人赎买死罪的价格：三品以上官，银一万二千两；四品官，银五千两；五六品官，四千两；七品以下，进士、举人，二千五百两。贡生监生二千两，平人一千二百两。
明朝也可以赎买死刑，但必须符合赎罪条件，包括年纪、性别、官员身份、亲老赡养等方面的考量。《大明律·名例》规定，死刑的赎价为铜钱四十二贯。在《大明律》制订时，这笔钱折合42两白银。大体相当于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
从数字上看，明朝的命价比清朝便宜许多，实际上，清朝的白银购买力往往不及明朝的三分之一，计算命价的时候也应该打个三折。另外，清朝经济要比明朝繁荣，人们的支付能力强，性命也应该贵一些。最后，如果回忆一下咸丰皇帝打听到的行情，就会发现官价大大高于市价，福建民间开出的30洋元，只能兑换21两白银。
明朝并不是以钱赎命的首创者。建立金国的女真族习惯法规定，“杀人偿马牛三十”。再往前追，汉惠帝时期，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免死罪。性命可赎，其他肉体伤害也可赎。司马迁若家境富饶，就可以免受宫刑，奈何“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
以钱物赎罪甚至赎命，一直可以追溯到尧舜时代。《尚书·舜典》中便有了“金作赎刑”的说法。所赎之刑，从墨刑到宫刑到死刑皆可，但要满足“罪疑”的条件——断罪有可疑之处。
我看到的最完整的命价等级资料，来自西藏噶玛政权（噶玛丹迥旺布，1632年—1642年在位）时期的《十六法》，和五世达赖时期（清初）的《十三法》。法律将命价分为三等九级，最高级是“无价”，或等身的黄金；最低级只值一根草绳：
探寻命价（2）
上等
上上：藏王等最高统治者（无价。《十六法》规定，上上等命价为与身体等量的黄金）
上中：善知识、轨范师、寺院管家、高级官员［有三百以上仆从的头领、政府宗本、寺庙的堪布等（命价三百至四百两）］
上下：中级官员、僧侣［扎仓的喇嘛、比丘、有三百多仆从的政府仲科等官员（命价二百两）］
中等
中上：一般官员，侍寝小吏、官员之办事小吏［属仲科的骑士、寺院扎仓的执事、掌堂师等（命价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两）］
中中：中级公务员［小寺院的扎巴（命价五十至七十两）］
中下：平民［世俗贵族类（命价三十至四十两）］
下等
下上：［无主独身者，政府的勤杂人员（命价三十两）］
下中：［定居纳税的铁匠、屠夫、乞丐（命价二十两）］
下下：妇女、流浪汉、乞丐、屠夫、铁匠（命价草绳一根，《十六法》规定，下下等命价为十两。）
这套法律不仅规定了命价，还规定了“血价”——五官或四肢受伤致残，伤人者要根据具体情况，向受害者赔偿所属等级命价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从上述数字看来，明末清初藏区的命价与明朝相比偏高，与清朝相比偏低，总体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无价”的字样。我们知道，这是主体自我估量的感觉。法律表达了这种感觉，恰好表明了谁是法律的制订者。不过，自我估量归自我估量，世界历史经验证明，最高统治者的生命并不是无价的。1533年，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囚禁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双方谈妥，国王性命的赎金是一大笔金银，金银要在囚室内堆到伸手所及的高度。这间囚室长约7米，宽约5米，据说堆积了黄金1。3万多磅，白银2。6万磅。这就是印加国王的命价。顺便说一句，皮萨罗得到金银后，照样处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只把烧死改成了绞死。这是一锤子买卖，不讲信用也难以报复。
如何看待官定命价的巨大价差呢？在当代人看来，蕴涵了人命不平等观念的法规不是很可恶么？这要看怎么说。一二品贪官犯了死罪，法定赎金是一万二千两银子，如果坚持“与民同罪”，一千二百两银子即可赎命，岂不是纵容大贪官犯罪？清朝督抚一级的大员，每年合法的养廉银就有一万两，够他们赎八条命了。反过来，寻常百姓每年收入二十两银子，也要一万二千两赎金，这条法规便形同虚设。人们对自身性命的支付能力确实不同，支付意愿也不同，命价在事实上就不可能相同。清朝根据这些不同定出不同的价格，买不买听凭自愿，比起明朝的一刀切来，应该是一个正视现实的进步。
实际上，当代的命价也不一样。同样死于交通事故，在现实操作中，赔农民的钱往往不及赔城里人的一半。美国的价差也不小。9·11事件后，联邦赔偿基金确定的遇害者赔偿办法据说有很大差别：如果遇害者是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能得到50万美元的赔偿。如果遇害者是华尔街经纪人，他的遗孀和两个孩子却能得到430万美元。这种差距招致许多受害者家属的强烈抗议，美国政府被迫承诺修改赔偿金发放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真要修改了，是压低华尔街经纪人的命价呢，还是提高家庭妇女的命价？经纪人一年就可能赚三五十万，纳税额也非常高，压低了明显亏待人家遗属。把家庭妇女的赔偿金提高到430万，纳税人又会有意见：干脆你把我这条命也拿走算了。
买命计算之一
最典型的买命，即以钱换命，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关于这套规矩及其术语，蔡少卿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写道：
如果土匪绑架到一名富家女子，就像抓到了一个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种行为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像逮到了一头肥猪，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
探寻命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