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可以适当照顾的政策，我勉强“光荣地”升入了育英中学高中部。那年暑假，我第一次意识到，爸爸妈妈的头发白了。
暑假很漫长，两个月的时间彻底变成了我玩儿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嘉年华。跟我差不多大的同志们应该都有印象，1998年开始有了ICQ，开始有了InterPhone这款可以视频电话的互联网软件，我开始立志要搞明白Delphi和BorlandC＋＋是怎么回事儿，网友们还组织了很多好玩儿的活动。
那时我已经不用瀛海威了，因为瀛海威接入互联网的模式着实变态，我注册了可以直接上互联网的瑞得在线。
总之，1998年中考后的那个暑假，太high了。
“放弃学业，我也能养活自己！”
《》 第一部分 自行车＋恋爱=逃课上瘾
经历了长达60天的放养型暑假后，1998年9月，我以极不习惯学习的状态进入了育英中学高一（2）班。完败的迹象几乎从开学后的第一个月就无情地显现出来。
首先，就是中考时救过我一命的化学，要不是它不被纳入升学考试范围，估计我早就被育英扫地出门了。进入高中第一个月的化学测验，因为荒废已久，我得到了人生中的最低分：29分。而且这玩意儿不像青歌赛，还能被去掉。其他的理科成绩也好不到哪里去，一路飞流直下。
第二，那一年，北京开始流行“山地自行车”，特别是在中学男生中间，风靡一时，被视为仅次于篮球、足球的fashion娱乐项目。同学在一起除了得瑟Nike、Adidas等运动品牌，就是得瑟玩儿自行车。我天生缺少运动细胞，篮球足球都不在行，所以选了玩儿自行车。玩儿自行车和打游戏一样，是会上瘾的。
我小时候很容易生病，基本上我一感冒同学就知道流感要来了，我闭着眼睛在解放军总医院里走一遭，都能将各个科室摸得清清楚楚。弱也有弱的优势，老师们都知道我身体不好，加上我长得过于苗条，只要用手猛搓脸把脸搓红，配合苍白的嘴唇和无神的小眼儿，没病也跟有病似的，病假，一请一个准儿。逃课干吗去呀？玩儿车呗。
到了1998年的年底，我又懵懂地投入了一场初恋。
初恋确实是美好的，每个人都不会否认，特别是在那少不更事的青葱岁月，无论结果如何，都是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那个满大街都在唱《心太软》的年代，在那个我天天抱着收音机准时收听王东主持的《中国音乐排行榜》的年代，在那个每周五的午夜收听伍洲彤老师主持的《零点夜话》的年代，在那个港台韩日文化席卷内地的年代，总之，在那个改革开放瞬息万变的年代，在那个我过早接触互联网被挤压催熟的年代……哥们儿情窦初开。
我开始用写作文的时间写情书，幸好哥们儿作文一直不错；我开始用打电话和同学说作业的时间打电话谈情说爱，最长的一次聊了一整夜，电话烫耳朵了才挂下；我开始关注伤感的情歌，这让恋爱看起来很有感觉；恰逢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在国内隆重上演，举国煽情，哥们儿初恋的火苗被燃烧到极致。
但是，如同烟花，瞬间灿烂。
我的精力被计算机、自行车和谈恋爱这三件事瓜分干净，留给学习的时间几乎等于零。我能骑着自行车很炫地跳上台阶，所有的忧伤情歌我都会唱，靠着懵懂的初恋我还总结了一套至今依然行之有效的追女大法。
等我回过神儿来，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悬崖边缘。
我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毫无任何炫耀之意，也没有任何炫耀的资本。时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回头看看高中的自己，真就不是个好鸟。一个学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完成这个任务后，才有资本去实现和体验自己的爱好，然而我不是这么做的，与责任相比，我的个性和任性占了上风。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这是个耻辱，虽然年轻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挺刺激。
尽管，我未必赞成中国的应试教育和曾经僵化的教育体制（还好，教育系统的领导们正在艰难地努力地改革着，我要向他们致敬），我也同样承认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弊端，但我已经可以理解任何一个国家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得不经历这样的阵痛。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意选择和我的同学们一起经历这个阵痛，愿意选择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愿意选择不让我的父母操心。
16岁的我，坚信哪怕放弃学业，靠自己一腔热血和过硬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也能养活自己，打出一片天下。就如同现在很多应届大学毕业生想的那样。
《》 第一部分 我将父母最后一点希望也掐灭了
高一下半学期，我的地理会考先挂掉了。无论搁在哪个中学，这也是件罕见且匪夷所思的事——当年的政策是，会考一门不过，可以毕业，但不可升学。所以会考的题目通常出得很有水平，想得满分不易，想不及格却也很难。连这一科都能挂掉，足以可见我疯狂到了什么地步。
也就是说，我还没有读完高二，就失去了高考的资格。我的母亲，哭到崩溃。
还有我的地理老师，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他的学养，他的师德，都是少有的，但我却因为这愚蠢的“个性”，给他带来了这样巨大的伤害，给他的教学生涯重重地抹上了一笔黑。
今天的我，为这段历史感到可耻。但在当年，我居然感到相当开心，我无知地以为立刻可以投入社会的洪流去挣人民的币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放弃了，妈妈却没有放弃。我有个姨妈在四川绵阳科学城工作，妈妈托姨妈帮忙在那里联系了一所高中，想让我在那里重读，拾起最后一线希望。
我虽然不情不愿，但我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看她哭成那个样子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我接受了这个现实，同意去四川复读高一，重新开始。
1999年年底，我注销了北京的学籍，来到了四川绵阳。
我重新就读的学校叫做四川省绵阳市科学城一中，还是个省重点。我住在姨妈家里，带着罪恶的“前科”，轻易不敢造次，老老实实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刚开始的几个月，我一边熟悉和适应新同学、新环境，一边饥渴地计算着还有多少天才能毕业然后参加高考，进而回到北京。那个数字总是让我感觉漫长得没有边际。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出远门，心里总有种莫名的焦虑和孤独。
感谢我永远不可分离的发小儿张骁。他很了解我，在北京买了所有我可能会喜欢的磁带寄到绵阳，让我在那段孤独的岁月里仍然听到了很多好听的音乐，此生难忘。
年少时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几个月以后，我就和新同学混熟了，还能说一口颇像那么回事儿的四川话。同学之间的感情使我拥有了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并不成熟也并不理性，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代沟。所以，我决定从姨妈家搬出来，住到学校去。父母虽然有些顾虑，但天高地远的，想管也够不着，只好由我去了。
毁灭和人生轨迹的改变由此开始。
年轻的叛逆造成一种必然的趋势，一切跟主流反着来。
我学会了吸烟。我的理由是，四川这个地方潮湿，而且抽烟的人很多，既然一个寝室八个人就剩下我一个不吸烟的，既然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也很大，我何不变被动为主动？
同学之间聚餐，酒是能带动气氛的，我又好面子，所以，我又开始和大家一起喝酒，虽然我当年完全就是个“一杯倒”。
为了在异地不被欺负，我结交了一群四肢发达的“打架”高手，整天穿着奇装异服跟他们吊儿郎当地混迹在一起，或者叼着烟头儿蹲在学校门口等漂亮女生。
不过话说回来，年轻的爷们儿，谁没打过架呢？我还是挺感谢那些人高马大的男同学们，在他们的保护下，我确实没被欺负过。他们也不是所谓的“坏孩子”，至少都比我强，其中最能打的那个考上西南政法大学了。在人生的关键问题上，他们比我活得明白。
反倒是我，具备了一切“坏学生”的特质，将父母最后一点点希望也掐灭了。
《》 第一部分 妈，再信我一次好么？
父亲发过火，母亲哭得不行，老师拿我没办法。
然而我心里也有另一个声音在问自己：这是你想要的么？适可而止吧。
遥想当年，12岁以前我是一个“真汁儿”的好孩子，在部队大院儿长大，看起来“很闹”，骨子里很乖。打过架，搞过破坏，但绝不无理欺人；对长辈和上级无条件尊敬和孝顺，喜欢得瑟，但从不装B。我是班上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誉称“好苗苗”；喜欢读毛主席著作，作文从没低于过90分；在一部电影里出演过毛主席秘书的儿子，给妈妈赚回了一个月的菜钱；尽管生活条件优越，但从不忘本，牢记吃苦耐劳、服从命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个年代里所有类型的“好人好事”我都干过，而且干得心甘情愿，干得无怨无悔……
改变我生活的是让我痴迷的计算机和青春期叛逆的荷尔蒙，但是我想要的也仅仅是初中毕业后去上职高，然后为了爱好去从事和计算机相关的工作；然后，是因为不愿看父母为我难过，才选择了普通高中，于情于理，这样的选择也能说得通。
然而再后来，我却因为自己的放纵而将初衷也迷失在不知所措的岁月里了。为什么我会从一个信心十足的“技术高手”变成了一个别人眼中的坏孩子？
诸多的“为什么”，成为我在四川绵阳最后一个月里想得最多的。我回想起我对计算机的执著，回想起我又乖又听话又“牛B闪闪”的小时候，并开始反思自己怎么一步一步“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当年想考职高的我，想必不是为了不学无术、抽烟喝酒、泡女生吧？好吧，就算后者是青春期之必然，那前两者呢？
我怎么记得初中时在梦中出现最多的，不是抽烟喝酒跳霹雳，而是自己混迹于著名IT公司并有所建树呢？
我怎么记得让我自豪的是我玩计算机玩出来的那些成绩，我张嘴一口流利的英文，我写的一手好作文，而现在怎么成了这样呢？
我确实迷失了。但幸好，我能记得起那一年我是因为什么而变了，我还记得我曾经的想法，我还分得清楚现实和想象的区别。
最初的目的很简单，靠自己的能耐赚钱养活自己的那份自豪！
仅此而已，我个傻B，我个瓜娃子，纯属自废武功。
以上这些话，我确实在四川绵阳科学城一中寝室的被窝儿里对自己说过。
于是，第二天我主动拨通了家里的电话，这是我进入叛逆期以来，第一次和我的母亲主动沟通，第一次平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妈，我想回去工作。再信我一次好么？”
《》 第一部分 打工生涯，从零开始
18岁拿下微软三项认证，不想再做“坏孩子”
父母总是你受伤后最可依靠，也是唯一可依靠的那个永恒的港湾，纵使你将他们伤得体无完肤。
2000年6月，母亲来到四川为我办理了退学手续。
这一次，母亲没再多说什么。她似乎也不确定她的儿子是不是想明白了。她那种不确定的眼神里还有一些无奈，和对孩子的义无反顾。
看着瞬间变老了不少的母亲，我无话可说，我深知自己这两年的表现对她在精神上的摧残，而母亲却并没做错过什么。她的一切行为都是一个母亲在这种情形下的正常反应，用她的经验和宽容保护着我。
事已至此，我唯有沉默以对，并且自己告诉自己，别忘了这两年，我是个浑蛋，而浑蛋不是我要的。
当我2000年6月底坐火车回到北京后，我知道我即将面对的只有工作，和尽可能地先向父母和身边的人证明，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我可以是那个初中曾立下誓言的我，我并不是一个“坏孩子”。
感谢母亲的宽容，她知道我没有学历，所以问我，你确定你要去工作么？
是的。我回答得很干脆，其实我等了两年，付出很大的代价，期盼的无非是这个结果。
好吧，妈妈给你出钱。你总得有些东西来证明你自己的实力，现在计算机的培训班很多，英语培训班也很多，你是不是能多少听听妈妈的，这两三个月，先给自己充充电，毕竟离开北京快一年了，你也快一年没怎么摸过电脑了，更没机会跟以前似的锻炼英文。三个月不长，你要让我彻底放心地让你去工作，你就再听一次妈妈的话行么？
好的。我确定，这次是真的确定。
当年的认证，多少比现在值钱，也不像现在有满世界的题库可背。正值中国IT产业蓬勃发展的阶段，微软以各种软硬广告大肆宣扬其价值，因此，计算机方面，我选择去参加微软的MCP、MCSE和MCDBA培训认证，我坚信只要我用心，就一定能拿下。
至于英语，它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