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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出口拉动增长
由于我父亲是位印度外交官，因此我跟随他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我对印度真正的记忆得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是父亲回到德里工作，而我才刚十岁出头。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我们不算贫穷，但是父母要养活四个孩子，而家里唯一的收入就是父亲在政府工作的薪水。更严重的是，市面上能买到的东西很少，尤其是对于习惯了欧洲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孩子，日子更是难熬。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来到超市搜寻面包。当时，政府正在努力限制非必要消费品的生产，面包当时也被认为是非必要的。此外，由于政府对面包进行官方定价，仅有的少量面包都被那些有关系的人买走，并以黑市上的高价转手。因此，我们在空荡荡的超市转来转去，想着怎么取悦于售货员，虽然其价格是政府定价的两倍，还是希望他们会有人从他们隐藏起来的存货中卖给我们哪怕半块儿面包。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朋友的哥哥在市场上买下了一个铺位，我们都极其兴奋，这使得我们不必再去市场上苦苦寻觅了。
但是，我们在找汽车上就没这么幸运了。高额的进口税使进口汽车价格十分高昂，让人难以承受。政府只允许三家国内的企业生产汽车，而且产量有限，因为汽车也被认为是非必要商品。能够容得下我们一大家子人的唯一一种印度制造的汽车就是大使牌轿车，这是1954年款的老爷车的印度版，几乎与原版没有什么区别。虽然这种车在其他国家都被认为是老古董了，但是印度想要购买这款轿车的人却要等好几年才能轮到自己。因此，我的父亲决定买一辆小型摩托骑着去上班。因为公共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全家很少出去游玩。
政府希望限制消费，并鼓励储蓄，而家庭的储蓄的确很多。但也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后果。由于商品短缺，而价格定得非常地低，在公开市场上很少能买得到。黑市因此繁荣了起来，如果你有现金或有关系，在黑市上一切都能买到。就业机会很少。增加汽车产量就意味着对餐馆和电影院的需求增加，于是，不仅汽车工人，而且侍应生和售票员的需求也增加了。我想这种现象背后可能有我理解不了的宏伟计划，但政府的政策显然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印度依然很贫穷。我决定深入了解一下，于是我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这本书也是印度政府政策无心催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三十五年之后，描述成功的国家寻求经济增长所遵循的发展道路就变得比较容易了。这种政策一方面注重政府在早期发展阶段加强干预，这正是我为什么将其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或者管制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注重出口。尽管描述起来容易，但实施起来却并非易事。在关键发展阶段，政府的行为必须背离其自然倾向。我青年时期的印度就搞砸了。也许这是为什么近年来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迅速地摆脱贫困的原因。
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在得到很好实施的情况下，成为了战后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在这一战略刚出现的时候，出口国的出口量很小，使得世界其他国家能够增加支出并消化其出口商品。不幸的是，当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出口国富裕之后，他们在长期追求外向型增长过程中所形成的习惯和体制已经使他们无力催生强劲而持续的内需，经济增长也难以均衡化。
他们在全球市场上为其剩余商品寻找那些能够消化这些商品的国家，并吸引世界各地的国家、公司和家庭增加支出。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担负了巨大的贸易赤字，这对于消化剩余商品来讲是很有必要的。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有多少国家为此而遭遇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发誓绝不再担负进一步的赤字以及不再借款。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扔掉了依靠外债增加支出这个烫手的山芋，美国以及欧洲国家，如希腊、西班牙以及英国却接了过来。不过，我想先描述下政府调控下的外向型增长战略，以及这种战略行得通的原因。
寻求增长的不确定性
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今天很多国家之所以富裕，是因为他们都经历过长期的稳步增长，而不是因为他们增长的速度很快。在1820年到1870年之间，澳大利亚和美国都是当时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它们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8％和1。3％。相比之下，智利、韩国和台湾这些后起之秀在短期内的增速是这个速度的好几倍，短短几十年内跻身世界富裕经济体之列。日本在1950年不是个穷国。但是在1950年到1973之间，日本的人均收入涨幅高达8％左右。这些后起之秀为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梦寐以求的发展标杆，但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这些后起之秀，尤其是在增长速度方面。
那么，这些后起之秀怎么会发展如此之快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日本在1950年到1973之间的增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匹敌的。但是从那以后，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中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这个发展速度。为了了解这些发展态势，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最初会贫困，以及他们是如何摆脱贫困的。
增加资本对增长很关键吗？
任何一个从富裕国家到贫穷国家的人都会发现他们之间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实物资本的层次不同。在富裕国家，巨大的机场里停放着巨型飞机，大型的工厂摆放着高科技机器，灌溉良好的田野里轰鸣着大型的联合收割机，而且家庭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家庭用电器。这都告诉我们富裕国家的实物资本远远多于穷国。实物资本能够提高收入，因为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产效率。一个使用反铲挖土机的工人所挖的泥土比好几个使用铁铲和独轮手推车的工人完成的工作量都要多。
然而，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1990年得一份有创意的论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实物资本的多少，那么为什么富国的富余资金不流向穷国使穷国能够购买所需的实物资本呢？毕竟，资本投资每增加一点点，穷国从中得到的利益更多。在非洲一些地区，要去数百英里远的某一个非洲城市，乘飞机去伦敦或纽约，然后再转机去这个城市，比直接去还要划算。如果非洲城市之间的道路修好的话，那么非洲的商业将会得到很大的促进。但是，增加一条大路对于交通已经很发达的日本对没有多么大的作用。的确，卢卡斯计算得出，一美元的实物资本在印度创造出的价值将是在美国创造价值的58倍。他提出，即使考虑到在印度投资可能伴随着较大风险，全球金融市场也不能无视这些收益的巨大差别。
卢卡斯总结说，也许是因为在穷国的收益会比计算的少很多，因为这些国家缺少创造收益必需的其他因素，也许是教育或者人力资源的缺乏。也许，一个使用牛和耕犁（已经延续了了五千年的耕作方式）的埃及农民，在使用了拖拉机之后会大幅提高生产效率。相比之下，一个美国爱荷华州的农民在已经使用了多种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之后，即使在多一个拖拉机，效率也提高不了多少。但是，印度农民也许受教育程度没有爱荷华州的农民高也许不了解废料和杀虫剂，不了解什么时候该使用这些东西实现产量最大化。因此，印度农民使用一辆拖拉机所增加的产量可能低于爱荷华州农民多买一个机器所增加的产量。
然而，即使在考虑到富国和穷国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异之后，卢卡斯断定，资本的使用效率在穷国还是要高于富国。此外，有证据显示近年来世界各国教育领域的巨额投资，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穷国可能缺少其他的要素，不利于机器和受教育的人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妨碍这些国家变富。少量的外国援助也不会轻而易举地提供这些要素。
组织资本
在我看来，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面临的真正问题，就是没有合理的组织结构支撑实物资本的有效利用。你不能购进一个复杂高速的机器后只雇佣一个聪明的人来操作它就行了。如果想将这台机器投入使用，这名操作员周围必须有一整套组织体系。你可能需要一个可靠的供货商来提供原料，需要买家购买生产出来的商品并将这些商品应用到实际生产中，需要经历决定产品结构，需要一个维修团队来负责机器的维修，需要采购团队与供货商接洽，需要营销团队来与买家打交道，需要安保体系在夜间保护机器，等等。一个小型汽车修理铺和丰田之间的区别，或者一家小药店和 梅奥临床 之间的差别，都是相当巨大的，而且这种差别据定了他们是否能够有效使用现代化的大型尖端设备。
当然，这些复杂的组织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他们需要其他复杂的组织来提供投入以及优势购买产出。同等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金融，电力、运输以及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同时，还需要良好的政府管理体制，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并推动商业交易的进行。
起步较早的国家如何建立组织资本
奥地利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提出，资本主义是在创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来者带来了创新性的方法和技术，摧毁了原有企业的生意。工业化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很多动态确实反映了这一过程。比如，在过去很多年间，摄像行业的很多发展都由于数码摄像技术的革命而黯然失色。柯达这样的公司没有预料到这场变革会进步如此之快，结果现在苦苦挣扎力求重塑自己。
这是考虑到这一增长过程，体制派经济学家（只是宽松的定义）提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是创造促进竞争和创新的体制环境，即确保财产权、完善专利法、削减准入门槛、减税，之后再让私营部门发挥作用。但是这种观点有个小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遵循着这条道路迅速脱贫致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穷国没有必要的私有组织来有效利用这样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又不利于快速创造出这样的组织。
比如，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具有很多这派经济学家所提倡的特点：政府小而清明、国内税率低、关税低、注重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政策（甚至在处理饥荒问题上也袖手旁观）。然而，在1820年到1950年之间，印度人均收入的增长几乎停滞，年增长率仅有0。1％，因为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几乎没有培育工业，而是鼓励从国外，尤其是从英国，进口商品，引进管理经验：1880年，印度的关税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结果，印度的私营部门几乎没有赖以发展组织资本的政府鼓励和必要保护。
实际上，经济学家可能夸大了体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体制性变革通常不是先于经济增长，而是在这一增长过程中产生的。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开明政府在工业起步之际不会制定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来保障知识产权，因为这样的法律将会终结对外国人的疯狂的盗版，而这种盗版对其早期的发展是很有裨益的。而他们却会在国内企业足够强大了，能够创新，而且需要保护的时候才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法。一般来讲，体制似乎是有了现实需要的时候才应运而生的。这些体制在实际运用中得以完善，并防止那些应用这些体制的组织滥用权力。在很多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真正挑战是创立各种有效而复杂的组织。
起步较早的富裕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都是在长期过程中逐步建立其复杂组织的。新的产业最初常常是有很多小公司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些公司经营较好，创新能力卓越。他们比竞争对手的利润更高，雇佣的工人更多，而且逐步建立了有效、稳定的组织架构。起初，这些企业发展缓慢，既因为他们需要花很长时间建立起能够确保本企业正常运作的社会关系、组织规范以及组织程序，也因为一个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使用外部融资的能力有限。最终，有些企业获得了良好声誉和财富，很多都是，像安海斯布希公司和美国嘉吉公司一样的家族式企业，它们的名誉可以代代相传。因为银行将这种名誉和财富视为融资的抵押品，这些企业就能获得贷款并实现更快的发展。然而，一般来讲，它们增长缓慢而稳定，很多公司都中途倒闭了，新成立的小公司失败的比率特别高，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一般来讲，起步早的国家的政府，没有多少能力创造一个有力的发展环境，即使它们有意为之。在大萧条期间政府支出大增之前，美国政府在1930年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