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有害的是，为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或避免政治痛苦，来自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已经或即将进行的干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让很多金融实体承担协调一致地承担同样的风险。这样一来，风险转化为损失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金融行业当然应该为风险承担主要责任。在这次危机中，金融业的失败表现在一下方面，如扭曲的动机，盲目乐观，贪婪，错位的信念以及从众心理。但是政府也难逃其咎，它让风险看上去更加诱人，妨碍市场遵守规范，甚至还违规的行为叫好。不幸的是，在危机发生之后的政府干预才可以说当上是恰如其分的。在这次危机之中，政治道德风险与金融业的道德风险一拍即合。令人担忧的是，此类情况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
换句话说，在现代民主制度中，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一直都是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很多学者都把心思放在定义两者的合理行为上，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脆弱性的主要来源。在民主制度中，政府不会允许普通百姓遭受来自残酷市场的附带损害。老练的现代金融业深谙于此，通过各种方式利用政府为不平等，失业以及银行业的稳定担忧的良好初衷。问题的症结是，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的宗旨和民主制度的宗旨互不相容。但两者却能够携手并进，因为两种体系可以互相弥补彼此的缺陷。
我并不是要为银行家们辩护，他们在危机发生之后的公共救助阶段仍然享受高额津贴，从道德上说，这是令人愤慨的，从政治上讲，这也是缺乏远见的。但是光有愤怒是没用的。尽管金融行业罪行累累，但由于它处在多条断层线交汇的中心位置，行为也会受此影响。包括银行家，政客，穷人，国外投资者，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在内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做了自以为正确的事情。但实际上，像政客和银行家这样的关键参与者极有可能无意识地分别受到了选举模式和市场认可的影响，才让他们一头猛扎进危机之中。我们无法找到真正的恶人，而且每一个参与者都没能够在断层线之间建立良好的协调，使我们更难找到解决方案。规范银行高管的的津贴只能解决一部问题，尤其是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着多么大的风险时。
我们面临的挑战
如果此次危机是由参与者的合理行为（至少从他们各自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造成的，那么我们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了。很多都是金融行业以外的工作；怎样才能让美国的那些不甘落后者拥有真正的成功的机会。我们是否应该建立更加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在金融危机来袭时保护家庭的利益，还是寻找别的方式使工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如何让世界上的一些大国戒掉对出口的依赖？怎样才能使他们完善本国的金融行业，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和风险。当然，还包括美国应如何改革金融体系，避免再次将世界经济推向深渊。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真正安全的金融体系既不承担任何风险，也不鼓励创新和增长，更不会帮助穷人脱贫，消费者的选择余地也很小。这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体系。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是从人类所面临的各项严峻挑战来看——如气候变化，人口结构老龄化，贫穷等等——满足于现状才是最大的风险，因为这会让我们无力去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我们不想再回到过去那些糟糕的日子，银行业是多么的乏味：我们总是忘记在一个严格管制的体系中，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是那么的少。我们希望金融业富有创造力和活力，但不想看到过高的风险和令人愤慨的行为。这很难实现，但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我们也应该认清，好的经济和好的政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曾经被称作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家错就错在他们相信一个国家只要建立起制度的钢筋铁骨，政治的影响就会被削弱：这个国家就会永远的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我们现在应该看清，只有当政治合理且均衡的时候，制度（如监管者）才能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深层次的不平衡（如不平等）能够在政治上掀起巨浪，也盖过了制度的约束性作用。一个国家，若是政治失衡，不管其制度多么发达，都会重新退回到发展中国家的状态。
我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改革需要仔细的分析，有时也需要对细节的观察，这是有些乏味的。我将在第八章和第十章探讨可行的改革，并会主要关注宏观政策。我希望我的建议比那些要求严惩银行家及其监管者的呼声更加简明，更具建设性意义。如果这些建议得以实施，我们的世界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将摆脱日益加深的危机，走上一条经济更加健康，政治更加稳定，合作更加广泛的道路。我们将会在克服全球挑战方面取得进展。这些改革的成功也需要各个国家改变生活方式，增长方式以及做出选择的方式。任何改革都难免会经历短期的阵痛，但是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广泛并且深远的好处。这种改革因为见效慢，所以很难迎合民众的胃口，从而对政客们的吸引力也很小。但是如果我们无所作为的话，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会比这次经济动荡更加惨痛。如果不加以补救，断层线就会日趋加深。
世界的前景并非是暗淡无光的。今天的我们有两个足够充分的理由来保持乐观：技术进步让几个世纪以来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经济改革带领大批的穷人从中世纪的生存条件一跃进入了现代经济。只要能够从危机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稳定世界经济，未来的我们就会大有作为的。同样，如果从中汲取了错误的经验，我们将会失去更多。现在，让我把这些断层线和艰难的抉择一一呈现在你们的面前，此时此刻，我的心中怀揣这一个信念，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就一定能够书写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这样做。
第一章 让他们消化信贷
简在一家非营利性的研究组织担任助理，她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32年了。她在学校的时候曾是一名出色的打字员，而且还修了一些商务方面的课程。上完大学第一学期的课程之后，她觉得对她来说大学教育的成本要高于所能带来的收益；市场对打字员的需求很大，而且薪水也比较有吸引力。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家非营利性组织，一开始她要为两位上司工作。她的主要职责是缮打报告和研究论文，整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并接听电话。
很多年之后，好多最初和简做同样工作的人都失去了工作。计算机的出现——先是大型机，然后是个人计算机——缩减了助理们的日常工作量。中层主管和经理们都学会了自己打印文件。报告和基础分析都外包给了其他公司来做，那些公司中的工作人员能够很快地完成任务。大多数过去存放在柜子里的文档现在都以电子的形式存储在硬盘里。而且，简的老板越来越习惯通过电子邮件交流，电话也就不常用了：他们的业务运转并不迅速，不需要时刻同客户保持口头交流。结果，简的秘书工作也受到了威胁，最后，她失业了。
然而，简通过重新给自己定位，顶住了来自机器的侵袭。她很快地又在这个组织中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她成了新上司们的“维修工”，协助处理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的事务——比如，挑选餐厅，为办公室订餐，邀请演讲人并负责安排日程，阻拦愤怒的客户并确保他们的问题得以解决，或是跟一个执拗的会计打交道，弄清她的上司提交的账单。因为简现在所处理的事务都是不常规的，是无法通过机器来解决的，因此她需要向更多的上司汇报工作——最近的一次计算是九位上司。由于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所以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她很庆幸自己至少还有一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简的上司们是计算机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极大受益者。他们发表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过去，他们还要把这些文章影印出来通过邮递的方式寄送给一小部分真正感兴趣的人，但是现在，他们把文章上传到一个网站上，很快就会被广泛地阅读。他们的报告更加丰富，论坛也办得更加有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经常会回答一些来自陌生人的请求，这些人在网站上读到了他们的文章，这些陌生人希望同他们交流，咨询或是征求专家的意见。
科技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秘书工作和文职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如今已经逐步被自动化所替代，他们像简一样，大多数人拥有高中教育甚至是大学教育的背景。但是那些高层人员需要处理的非常规性的，富有创造力的工作得到了技术的辅助。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CEO们在键盘上敲打几下就能看到公司目前的库存状况，分析师和咨询师的报告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读到，对于那些具有技术性和创造性的工作，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增加。尽管技术的发展抢了一些人的饭碗，但是它确实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
然而，一般来说，技术的进步从长远上看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益的。它能够缩减单调乏味的工作，让工作者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充分发掘自己的才能。现在我们可以把文章直接发到网站上供人浏览，不再需要让秘书去贴上千张邮票，再把这些最终都会被丢尽垃圾箱的信件邮寄出去，这样一来，还可以保护大量的树木。但是从短期来看，技术进步也可能极具破坏效应，而且如果人们缺乏应对措施的话，这种破坏效应甚至会一直持续下去。
美国在历史上曾经对技术的变革作出了适应性的调整。19世纪中期，随着农业的主导地位被制造业所取代，美国掀起了一场接受小学教育的热潮，使美国人成为当时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厂的劳动日益复杂化，一些新兴的大公司也划分出多个部门，对能够处理大量工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需求量不断提升，拥有高中学历的工人也越来越受到欢迎。在20世纪早期，高中教育开始繁荣起来，为美国的工厂和办公室培养了一批灵活，且训练有素的工人。在1910年，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工人拥有高中学历，到了70年代，也就是简开始工作的时候，四分之三以上的人都接受过高中教育。
尽管美国早期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是成功的，但是正如哈佛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凯茨（Lawrence Katz）所言，在下一个阶段中，美国在教育方面的进展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近来的技术进步要求工作人员拥有大学本科的学历才能够胜任。但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却无法满足需求——确实，各个年龄阶段的高中毕业生比例都停止了增长，甚至和70年代的水平相比还有略微的下降。随着就业市场出现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状况，那些有学士学位或者更高学历的幸运儿们发现自己的收入直线上升。但是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据2008年的统计，占美国人口的70％——收入水平则原地不动，甚至还有所下降。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堪一击，下一波技术改革和外包热潮又很可能吞噬掉大量的工作岗位，令人愈加担忧，面对这一切，许多美国人很难对未来保持乐观。虽然大部分美国人在寻求机遇方面比较灵活——他们愿意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另一个国度去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但是时代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人不得不回到高中去充电，然后才能尝到继续教育所能带来的好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那些遥远的不确定的工作机会。有些人缺少接受继续教育的毅力和动机；而另一些人则是压根就没有资源。例如，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每月要做两份报酬很低的工作，总是入不敷出，对她来说，继续教育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由于美国的教育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存在不足，因此在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只是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平等，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左派和右派都各执一词。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近几十年大范围的放宽管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资源（如人才）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税率的变革，工会力量的削弱，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数量的增加，这些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管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已经让很多人深感不安。
美国曾被誉为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种说法曾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让美国成为自由经济的大本营，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