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在阿乐姆洛克试行券制度时发生了些什么？是否产生了更多的教育多样性？学校是否变得更加积极地对父母们的意愿作出反应？专业人士的权力是否被削弱？学校之间的竞争已经导致具有诱惑力的课程选修的增加，并且导致那些讲授质量低下不受欢迎教师的失业。
但是学校专业人士的首要目标是要保护他们自己的职业，因而立即有了如下规定，即任何一位因与该试验相关的原因而离开一所券学校的教师，将会被优先分配到其他学校工作，没有人会被赶到大街上去。这一决定使得那些不受欢迎教师的境况得到改善，但是即使对出色的教师们来说，其结果也是一种混合的幸事，虽然他们的学校收取了更多的学费，金钱被花费于雇佣更多的教师和未经测试的材料上，由此增加了教师们与更多的计划、更多的会议和更多的同事抗争的日常难题。
专业人士们以强行对入学收费进行限价的方式阻止了广泛的重新分配，结果是一旦一所学校已经达到它的入学最大容量，溢出的学生将必须回到那些声誉较差的学校中去。学校的校长们对任何有可能对他们的相对绩效进行评估的比较性测试尤为敏感；所以，将注意力吸引到差别上以及鼓励父母们改换学校的比较性评估受到抑制。简而言之，该计划已远远地偏离了该制度最初创造者的意愿。
父母们是否对做出选择的新能力有所反应？有些人做出了反应。到了第三年，大约有18％的父母已经选择了将他们的孩子送人邻近地区以外的学校，但是百分比仍然很小，并且反映出多数父母在专业人士面前的被动性。
然而，设想什么也未发生，可能是一个失误，实际上确已出现了学校中更大的多样性。在过去一直是千篇一律课程设计的地方，现在有了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课程，艺术与手工微型学校和几个开放式的教室，简而言之，已经产生了更多的创新。最后，应当认识到大家都知道阿乐姆洛克试验是一个暂时的试验，它终会结束。所以，反映出有可能在永久性条件下发生经验的程度确是很有限的。
从阿乐姆洛克实验中我门能够学到什么？首先，父母们最终并不比以前行使多出许多的选择权。学校行政管理者和专业人土的权力显得并未减少，并且很有可能增加了。另一方面，该实验促进了学校中的多样性，并且鼓励了进一步的实验。不过，教师与行政管理者群体的牢固立场，使得该实验远离那些希望强行在学校推进系统市场条件人士的最初意愿。
不管人们将这—实验评估为一次成功或一次失败，它显示出适用于一种制度结构的选择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被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加以修正，在现实当中，既得利益改变了市场被允许发挥作用的路径。
在一种教育券的制度下，竞争将导致学校环境的多样性得以存在。如果在教育券制度下，公立学校被许可与私立学校共存的话，公立学校就不得不提供与私立学校同等质量的服务。难怪公立学校的官员们经常地与教育券制度的实施进行抗争。
第三十五章：收入分配与政府计划经济学
如同在许多国家所做过的那样，我们的政府已经构建了针对经济中似乎需要援助部门的帮助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不同计划的潜在目标是要影响收入的再分配。
如同在第三十二章中所指出的，所有改进或保持我们环境的计划既涉及成本，也涉及利益。这对任何政府计划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实际的、如同反对所公认的任何政策的再分配方面，我们必须充分估价成本与利益的幅度。同样，我们还必须依据经验判断谁将承受这些成本和利益。
让我们考察一下农业计划中的再分配效应。这一计划的明显意向是将农民的收入保持在一个社会感觉可以接受（也就是说，不是太低）的水平上，要提出的问题是：（1）这个计划是否能达到那个目的？谁会获取这些利益？（2）这一计划是如何得到支付的？谁来负担这些成本？
先回答后者：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政府对农业计划的支出，都直接来自政府的税收。纳税人在这些成本中所分摊的份额与他们所贡献的总收入成比例。价格支持、剩余储存和土地休耕补贴制的直接成本，在1982年总计为90亿美元。每当消费者在购买一袋以人为提价的形式出现的土豆时，他们就全面临间接成本。
显然价格支持的显性目标正是要支持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他们有可能达到的水平之上的农作物价格。可以作如下比较，土地休耕补贴制所宣扬的目标是“保持土壤肥力”，但是有个效果是要减少耕地的供给，从而减少可供销售作物的供给，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地力获得了成功，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它们原本有可能获得的价格。农作物控制与市场份额的目标是要减少送往市场用于销售的农作物供给，其结果仍然是更高的价格。
谁来承担更高价格的成本？消费者直接承担这些与他们所购买的农产品数量成比例的成本。穷人在食品方面的花费支出在他们收人中所占的比重要大于那些富人们的支出比例，这是一个经验事实。因而我们可以将农业计划所引起的更高的食品价格看作是一科引起收入再分配的递减税制，因为穷人对他们所获取的物品与富人相比，要付出相对更大的比重。
谁会从农业计划中获益？更高价格的利益是直接与农产品售出的数量成比例的。因此平均而论，这些利益是与农场主的收入直接成比例的。产生于政府对“剩余”产品购买的利益，是与农场主所出售的剩余产品数量直接成比例的。总而言之，这表明利益是与农场主的收入成比例的，因为生产和销售更多的作物通常会带来更高的收入。用同样的推理，土地休耕补贴制的利益与未耕种土地的英亩数直接成比例。农场越大，可以纳入士地休耕补贴制的土地数量也就越大，从而利益也就越大——于是由此再度与农场主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统计数字是有说服力的，约10％的美国农场主生产出市场所销售农作物的80％到90％。1980年，收益价值为10万美元或10万美元以上的农场主，其总收入中大约60％来自政府的直接支出、租金和红利，而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农场主，这一数字仅占其总收人的6。9％。
在衡量了农业计算的成本和效益之后，我们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即其效果明显是收入由穷人向较富之人的再分配，当然如果穷人按比例地向政府开支支付较低的税收，那么这一论断是无效的。
类似的分析可适用于进口糖的配额，在过去数年中，世界糖价下跌了一半。然而在美国，尽管世界价格下跌和国内经济衰退，糖价持续保持稳定。这是因为国内生产看得到了进口配额制的保护，从而免除了世界性竞争。获益者是那些在建立配额的法案通过时拥有甜菜和甘蔗田地的人们，受损者是为糖支付较高价格的消费大众。并且由于低收入家庭自己制作很多罐头和储存式食品，因而他们较可能承担政府计划中不成比例的负担。
现在回到我们的收入税制度上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特定的税额扣除是如何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偿付抵押购房的某一个人被允许将利息交付扣除，这对房屋所有制来说是一种激励，因为购房者可以从不必将他们的边际税率应用于那部分收入这一方面获益。
A女土，其年抵押利息支付相当于1000美元，边际税率为20％，就会获得200美元的收入，而不必将此数额转交给政府，这有多棒呀！
但是考虑一下B先生的例子，他的收入是A女士的两倍，并且处于40％的纳税档次中，从他该年所支付出的2000美元利息中，他可以从其收入税的交纳中扣除这一数额，他便省下了400美元，抵押购房的富裕个人在同样情况下，比不算富裕的人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比边际税率为零的贫穷个人，或比其他任何无抵押支付并从中获得好处的人所获得的利益要多很多。
我们已经考律过由那些使得卖淫和使用麻醉品非法化法律所许可的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在这两种案例中我们都可以说，由于对非法商品与服务来说，信息是更加昂贵的，一股来说那些能够支付得起更高价格的人（富裕者），就会获得比那些穷人“更好的”产品。
我们还可以回顾近来的租金控制与高利贷法律的问题。如果控制高利贷和租金的法律是有效的，它们就会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下定立某一价格。因此，公寓与信贷的交易者们在出售其产品时，寻求非金钱方面的收益。谁的资信条件较好？是年收入20000美元的人？还是断断续续工作，年收入为5000美元的人？在同等利率条件下，贷出者将会把资金货给前者而不是后者。当高利贷法律实施后，穷人得到贷款的机会更少。
在租金控制下，房东会将房屋出租给领取社会福利者，还是租给一位市议会成员的女儿？在同等租金价格下，他也许会租给后者，因为她更有可能按时地支付其房租。
以上所列举的所有例子用来描述考察政府计划的成本与收益分配情况，并且判断它们实际上是否按其所意欲的方向对收人进行再分配。相反，它显示出很多政策倾向于以不够富裕者的代价达到对富人有利的结果。然而，当用于任何未来的计划时，这一假定必须予以重新证实。
对很多政府计划的分析显示，这些计划并未像一般所打算的那样有利于穷人。比如说，任何涉及价格支持及其类似的农业计划，按其产量成比例地有利于农民。贫穷的农民，根据定义，就是那些并未获得很大产量的农民。因此，较为富裕的农民从政府的农业计划中获益最多。作为一般性命题，很多政府计划倾向于对我们社会中那些极为贫困者之外的其他人有利。
第三十六章：吸烟经济学
最近，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妇女，要求公共汽车司机制止几位青年在公共汽车上吸烟，司机照办了。而当她正准备下车时，其中一个青年向她脸部和头部猛击，然后逃跑了。大约同一时期，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一位青年对公共汽车上坐在他身边的妇女说，他反对吸烟，并且要求她掐灭香烟。当她未照办时，他从她嘴中拔出香烟，并在她的衣裙上摁灭。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之间的刻骨怨恨已经升级，并在日常生活中宣泄。
20年前，吸烟现象到处存在。的确，吸烟是某种地位的象征，电视广告和电影展示男女主人公在嘴上转动着香烟。
现在，所有这一切已经改变。这种改变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64年总医务检查官的报告，该报告十分明确地指出：吸烟有害人的身体健康。最近，在1979年1月11日发表的报告附录中，总医务检查官补充说，由肺癌造成的死亡率以天文数字增加。据估测，1978年有21900名妇女和70000男子死于肺癌，而1964年肺癌死亡总数为45838人。
但是在此讨论的问题，并非以吸烟方式追求他们自我毁灭的个人权利的问题。这是一个直接了当的外部性问题。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说，吸烟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而在过去，吸烟者以为只要自己乐意，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吸烟。如今他们不再能够将此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了。有些，甚至也许是很多的非吸烟者（也许一个更好的词是反对吸烟者）在他们反对吸烟时表现得极为激烈。
吸烟对于邻近吸烟者的非吸烟者来说，是否会造成对其身体的危害，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然，吸烟对他们并不会有任何好处，而也许对有呼吸性疾病和过敏症的人来说，是有危害的。多数研究表明：从体质性效应来说，它所造成的身体危害也许是很小的。但是毫无疑问，吸烟引起非吸烟者的恼怒，并且更为特殊的是，它引起己戒烟者的恼怒。在阻止吸烟的个人中，恐怕没有比前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约瑟夫？加利法诺更为热心的了。他过去曾吸烟，而现在却成为阻止吸烟的坚定支持者。
如同我们所说道的，吸烟是一个外部性的古典案例。在此案例中，根据经济学家的有效标准，吸烟者向非吸烟者为他所感到的不适予以赔偿是适宜的。或者，在没有补偿的情形下，恰当的策略也许是向吸烟者强制性公布法规，以避免他使非吸烟者恼怒。譬如，民用航空局已经下令，在商业性空中运行中，必须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隔离开。
假如事情到此结束，我们的故事就会简单得多—只不过又是一个运用政府的政策加以解决的案例。但是政府的立场并非是绝对而不含糊的，政府用它的左手——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及总医务检查官的手所做的事，产生了在香烟盒上写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祥，以及予以大量补贴的禁止吸烟的宣传运动。与之抗衡的是它的右手——农业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