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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信托责任。大学生的父母把大学生交给大学了，社会对大学是有期望的，大学应该怎么兑现它们的服务呢？这套契约精神就是信托责任，也是大学改革的真正重点。比如像我，我对学生逼得是非常紧的，学生必须花非常多的时间攻读我这门课，但是学生可以随时打我私人手机找到我，学生有问题可以跟我讨论，学生写的报告我一定从头看到尾。学生很感动，他们说感觉非常意外，这么有名这么忙的郎教授怎么会有时间读学生的报告呢？我不觉得有什么意外的，因为这是我的信托责任。由于我逼学生逼得特紧，所以我的学生毕业后都不需要经过再次训练，马上就可以上岗。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在北京有一个研究队伍，是专门帮我做研究的。我聘过很多我们内地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但是基本上都不能胜任。我们的淘汰率是很高的，达到95％，逼得我不得不从香港再聘我过去教过的学生，因为香港的学生可以直接接轨，可是聘用的我们内地的学生就接不了轨，四年下来等于是没学，我还要从头教到尾。我哪有这么多时间？所以我的几个研究助理只好开课，对新进来的研究人员进行再培训，把他们过去这四年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总体来看，香港的教改就是引进一个制度、一个纪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主。台湾的教改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们引进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怎么行呢？如果一个学校里面有60％是比较差的教授，一人一票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可以掌控全局，他们可以聘用他们的朋友进来，聘用最坏的人进来，这就变成了恶性循环。你说香港民不民主？够民主了吧，但是香港的大学教育是不民主的，就是由少数几个最杰出的学者来做决策，而且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聘请最好的教授。比如说张维迎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他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讲座教授，欧元之父蒙代尔也来香港中文大学了，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他们的薪水并不多，甚至不一定比清华的教授高，那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呢？就是因为他们到香港这个环境之后，发现在这个环境里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再举个例子，在2004年，也就是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代，我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比如顾雏军告我之类的，我们内地很多学者，还有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都在骂我，但是香港中文大学从来没有一个人过问我这个事，学校给予我绝对的尊重与学术自由，这让我非常感动。这种对尊严和学术自由的尊重，在我们内地的教改上体现出来了吗？显然没有，我们内地的教改都是在折腾教授，都是细枝末节的技术型的改革。
香港进行的大学改革相对内地、台湾而言应该算是不多的，所以很多人开玩笑地说香港的大学特规范，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不想做事，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如果想做事，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也就是说，因为特规范，所以做事难，它把优秀的英国统治时期的以学生为主、尊重学术自由的教育体系保留了下来。台湾跟内地的教改基本都失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找对主体，乱改一通，既不以学生为主体，又不提倡尊重学术自由的风气。
二、大学再大却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实际上在大学里，教书育人这一关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很多学生“产品”是只讲知识，既没文化也不懂做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首先我们内地的教授本身的这个操行就不是很得体，总是跟官场搅在一起，另外一个是学术做假，还有就是到各处去跑场子，根本不注重教学，这些都导致了学生这个“产品”比较低劣。我觉得教育的核心目的就是“育人”，现在不要说校长，就说班主任，一年能够到你的宿舍里面去几次？他们跟学生见面的机会都很少的，怎么“育人”啊？现在的大学，就是大楼。一个校园里，到处都是大楼。你去中关村一看，哇，北大、清华全是高楼大厦。如果以硬件为标准的话，它们都可以排全世界第一的。剑桥大学跟它们根本没法比，剑桥里都是破楼，好几百年的破房子了。还有香港，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大一点，其他大学都很小。城市、理工就几栋楼，科技大学就一栋楼。
背景提示
1990年中国台湾进行了台湾教育史上最大改革，涉及到了教育的各个方面：法令、师资、课程、教学、教科书、财政等。学习美国，设立大大量的大学，最后台湾的大学录取率商达120％，超过了应考的人数。提倡的所谓“多元化入学”，结果招生分数越来越低。大学联考，2007年大学录取率96。28％，最低原始总分为11。2分，平均一科2。8分。2008年大学录取率97。10％，最低录取分数是7。69分。2009年大学录取率97。14％。而且整个大学缺额严重，2008年缺额4788人，2009年缺额6802人。从表面上看，校园更漂亮了，教学设备更新了，教授的管理更民主了，学校数量增加了，2004年全台湾有高校159所，88所都是教改之后设立的。
我们的台湾地区在经过教改之后，没见有什么收获，反而学生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了。请问这样的校园民主化、研究经费增加、教授待遇提高有什么意义吗？不把学生放在首要位置的任何教改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说，我们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完全忽视了“小大学”的理念。我们很多专家学者总是拿美国的综合性大学来说事儿。说什么哈佛、宾夕法尼亚、耶鲁这样的研究型大学的规模如何的大，这样的学校又是世界一流，所以我们要建设“大学校”。提起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就让人恼火，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真实情况，美国的大多数大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给大家看个资料。根据美国权威的“高等教育编年”的统计，在全美2386个私立大学中，10000名以上学生的大规模的私立大学仅57所，5000到9999名学生的大学有95所。其他的都是小型大学。更重要的是这些小型的大学虽然规模小，但教学质量却很高，很多小型的本科教育为主的院校招收的基本都是精英。再看看现在我们的高校，都是求大求全，随便一个什么学校，基本都是五脏俱全，什么学科都有。行政机构越来越臃肿，管理呢，越来越官僚化，学生和教授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最后搞得教育质量也越来越差。
我在这里想再次告诉大家，不以学生为中心的任何教育改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雪莉？蒂尔曼不就说嘛：“小就是美！正因为我们不需要什么都做，我们才能够集中精力和资源来干两件事情，一是非常严格的本科生教育，二是非常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他们实行的基本都是10到15人的小班导修制度，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专注、这种负责任的态度，才打造了这个“小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地位。其实对于这样的学校来说，人家是要钱有钱，要生源有生源，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大搞扩招呢？很简单，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教育质量问题，如果盲目扩张，一心求大求全的话，结果会怎样？我不说大家也能预测到。如果普林斯顿大学这样做的话，估计也得不到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了。再看看我们，兴建大学城、进行大学合并升级，忙得是不亦乐乎，自我感觉也好的不行，我倒觉得这恰恰毁掉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可能。
不知道读者有没有发现，美国的制度其实有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核心既不是教授的福利，也不是大学的规模，而是学生的质且，再看看我们现在的改革，总是绕着教授的福利和学校的规模改来改去，从来都没有搞明白过要改的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改。
三、大学的钱应该怎么花
其实我们今天教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根本没有确立一个正确的评估标准。也就是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寻找到一个正确的途径，来解决教育财政资源的分配和评估的问题。在教育评估上，我们落后的可不是一星半点，我们比英国落后了105年，比中国香港特区落后了45年，比美国落后了31年。更可悲的是，关于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的社会大讨论中，我们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绝对意义上的落后。
我们现在的教育财政拨款的根据是什么？非常简单，就是先经过一种简单的公式，然后再加上估算就可以了。这种办法是有问题的，有很明显的缺陷。首先就是资金的使用率，我们的资金使用率非常低，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对于学校来说，争取到拨款是最主要的，也成了一个根本目的，至于怎么用，用了之后能不能产生效益，根本就没有人管，也没有什么监督机制，这就造成很多资金的浪费。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拨款公式，非常粗糙，根本就反映不出来高校的实际成本行为，也看不出高校之间有什么差别。我给你看看英国的拨款公式，就知道我们有多落后了。英国在拨款之前，首先是要计算一下你这个学校的标准资源，然后再计算实际上用了多少资源，最后要求二者差异必须控制在5％以内。那怎么计算标准资源呢？他们把大学里的所有学科分成了四大类，对不同类别的学科投放的资源权重是不一样的，其中，医学是4。5，工科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是2。0，其他需要实验室、工作室和野外工作的学科是1。5，余下的学科是1。0，说得通俗点，就是政府培养一个医生所要投放的资源，是商学院学生的4。5倍。之后英国政府才考虑其他一些额外的补助。这样的标准最大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高校根本不需要为了建实验室，或者为了争取必须的资源而天天跑项目、申请经费。你去类似制度的中国香港高校转转就知道了，香港高校的计算机实验室用的都是最先进的电脑，而且数量也很多，对于工程学院来说，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台，而商学院就没这么好的计算机房了。读者知道我们内地的拨款体系是以什么为参数的吗？很简单，就是在校生的数量，而且这是唯一的政策参数，也就是说哪个学校的学生多，哪个学校就能争取到更多的拨款。就是受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才造成我们现在的高校盲目扩招。这种盲目扩张的结果是什么？我看就是又多了一堆只会照本宣科的讲师给学生念书罢了。
我们还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由谁来对大学进行评估和拨款？要知道，对于没有教学经验的政府官员来说，他们是搞不明白大学应该如何评估和拨款的，而那些有教学经验或者学校管理经验的政府官员也不适合负责评估和拨款，为什么？因为有利益的冲突，同时还有严重的学科偏见。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就是香港了，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成员都是非政府人士，包括一些海外专家、本地各行业的资深人士等等，他们是由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委任的，没有政府代表，就是一个纯粹的专家团体。因为这些专家基本不受政府的牵制，能比较自由地发表意见，所以他们的意见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科学性和公正性，评估的结果自然也是最可靠的。
除此之外，如果由政府来评估和拨款的话，还有一个最大的局限。比如说，经过评估之后，如果商学院认为自己的核算标准过低怎么办？如果他们面对的是政府机构，估计就只能忍气吞声了，要不就得天天忙着跑项目，到处想办法要领导的批条。但是在英国体制中，因为大学面对的是独立的委员会，这些人都不是什么终身制的官员，只是有限期的社会人士，那么这些大学的不同意见自然就可以迅速、畅通地反馈到委员会来，委员会就可以依据自己的判断重新做出决策。
四、谁来推倒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