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我们能控制住整个事态的发展。” 关于这一点，另一位内部人士补充道，“那是乔治·西格勒问题的另一面，多亏有他，哈佛在发展期权交易管理的内部资本方面已走在前面。因此， 当大规模的、迅速的移动成为需要时，哈佛当时做到了这一点。那曾经在1987 年10 月拯救了公司，这一点无可怀疑。” 概括这些不同的方法和策略在实践中是如何实施的呢？ 答案是，如同一位资深投资人可能预见到的那样。不求最优，次好即可。
优秀投资人是通过恰当地理解主题而后在被忽视的地方下赌注从而做到尽善尽美的，或者通过逐步在期货业里的成功参与。哈佛的方法是：以大量小交易为基础，然后几乎与华尔街的人们同时，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进入各种各样的珍品世界里。
第二个问题是，监视大额资本的人们的职责是考查，判断，更换运作资金的经理；哈佛管理公司不应被要求独自去做这件事。关于这一点，在1987 年10 月26 日的《幸福》杂志上，比较了7 家最大基金3 年的业绩。其中2 家很突出：耶鲁每年19。7％的平均收益率，普林斯顿的为17。7％。剩下的5家集中在16。4％和16。9％之间，哈佛居中，为16。7％，明显地落在了带头者的后面。
对23 家美国最大的养老金和捐赠基金（一个懒散集团）的业绩评估显示，截止到1988 年6 月30 日的5 年里，哈佛的复合年收益率为15。3％，而排在第一位的基金为18。9％，在中位数的基金为12。1％，这个相对不错的成绩的取得，是与哈佛在1987 年大量降低股本金风险分不开的。
《幸福》杂志请了一大批专家对哈佛的管理方法进行评论。总起来一点是多样化经营。《幸福》举了乔治·基恩的例子。他掌握着普通基金：“他补充道，头脑里要想着哈佛的方法，‘我们无法想像对于10 亿美元来说只有一个经理。’”问题是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如果受托人委员会有一个能干的投资委员会，可以监督外部经理人员，他们将能够使这些经理们保持活力。一位专家告诉《幸福》杂志，“他选择了小型货币经理公司，合伙人有利益在里头。”他们将很努力。但如果内部管理人员运转了几乎全部的基金，受托人又不是足够的强大，那么操作者将寻找舒适的存在方式，以成功的费用为基础。
下面是《幸福》杂志几次指出的一个观点： 本世纪20 年代的繁荣带来了一个令人眩晕的牛市，后来，普林斯顿大学投资委员会的主席， 一位名叫迪安·马太的银行家，认为股市的高价位不可能持续太久，他偷偷地把学校基金从股票转换成债券。但一年过去了，他的决定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市场再创新高。然而崩溃来临了， 随之是大萧条。马太的转向债券——通货收缩的保障——之举，被证明是正确的。
14 年后，股票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萎缩，马太又行动了，卖出大学债券的80％，转换成股票。受托人的金融委员会主席指责马太不负责任，宣称大萧条带给人们的很大一个教训是：对于大学捐赠基金而言，债券是惟一稳妥、保险的投资。马太被迫为将再次证明为成功的这次努力进行辩护，他写道：“稳妥的唯一证明方式是在未来是正确的。” 《幸福》杂志引用普林斯顿基金经理的话：“对于机构来说，成功的秘密在于拥有毅力、勇气、智慧和发现迪安·马太及特德·克罗斯的运气，在投资委员会里有聪明人能理解、评判他们——如果他们搞糟的话，砍断他们的腿并关进密室。” 这种方式的基本原理被沃伦·巴菲特进入大学基金董事会这一事件所证实。1968 年，巴菲特成为格林尼尔大学的受托人，希望能有助于他们的投资业。下面关于巴菲特的描述来自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迈达斯之触》：
1976 年，巴菲特出席在新奥尔良举行的一次报纸业经济状况会议，他在会上发现艾科公司准备出售自己的电视台。按照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巴菲特不能为伯克希尔·哈撒威购买电视台， 因为他在《华盛顿邮报》拥有电视股份。因此他建议。。格林尼尔大学以低价购买它们中的一个。
他的第一选择是购买辛辛那提的电视台。不幸的是，格林尼尔大学委员会在如何购买上迟迟不决， 最后是多媒体而不是格林尼尔买走了电视台，价格为1600 万（这个举动促使格林尼尔购买了多媒体价值31。5 万美元的股票，它们不久就升值了）。
巴菲特第二个想法是买下艾科的戴顿电视台。这次他决定先竞价，之后再进行相应的财务安排。他在1976 年出价1290 万美元，相当于电视台总收入的 2。5 倍。他赢了。1984 年格林尼尔又出售了这家电视台，买主是赫斯特公司，价格为 5000 万。这次交易使格林尼尔基金总值增加了一倍，每个学生平均 12。7 万，哈佛每个学生为18 万，耶鲁为12。1 万。
哈佛管理捐赠资产的方式是新式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趋势，它有一个令人尊敬的成绩。通过发展起一支对价值有着很好理解的队伍，哈佛基金应该能避免福特基金在70 年代所遇到的那种大灾难。通过保持多样化经营和不同的投资技巧，哈佛应该能免遭那些不愉快的遭遇。但是在现在的情势下， 要想有非凡的成就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已不再适应大规模的长期投资——在1987 年，哈佛基金成功地降低了权益风险，这是一次有趣的探索。石油变成了可靠的赌注，但不是大赌注。大型的、成功的举措需要勇敢的熟练的经理——很少是大学毕业生。
卡伯特观察到，如果哈佛做得非常好，它将会集中在私人领域而不是它的组合投资领域，这很可能是真的；然而，主要证券组合投资仍占用了85％ 的捐赠基金。
第十章 彼得·林奇——不懈的追求者
就一个人，没有助手班子，该怎么样来管理一笔数目巨大的资本（100 亿美元的麦哲伦基金）？也就是说，彼得·林奇是怎么样比他在哈佛管理公司的同仁们干得还要出色的呢？ 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一位特别有才能的人。彼得·林奇就是这样一位天才， 他轻易地战胜了哈佛管理公司的大型委员会。惠灵顿从来没有吃过败仗，也从未举行过军事会议；拿破仑经常说，对于一支军队而言，一位将军已经足够了。换言之，在投资和战斗这两种竞争性的比赛里，其秘诀是发现一位最有才能的领导，并给他以权力。如果他不是那种最有才能的领导，那就撤掉他，但别指望用一群能力稍次的人来取代他。人们通常会在棋盘上领悟到这个原则：一位特级大师往往能同时跟一家象棋俱乐部的二三十位成员对弈， 他走到每个棋盘前，稍作停留后，走完一步，然后到下一位对手跟前。通常除了与一两位最强劲的对手握手言和外，他将大败其他所有棋手。在大多数比赛中，决策时的专心致志是取得最好结果的关键。彼得·林奇有两位研究助手：一位搜集华尔街的新闻，出席公司展示会；另一位负责给各公司打电话并参加研究会议。当问他是否想再找一位时，他含糊其辞地回答：也许。。 有一天。。你会花费很多时间跟他们谈话。这也使报酬更加灵活自由。彼得·林奇是位受雇者，但他知道自己的价值；而他的雇主，富达管理公司一年付给他几百万美元，这个数目大约相当于哈佛管理公司那些最出色炒手所得的10 倍。彼得·林奇是世界上薪酬最高的有价证券投资雇员之一。而且他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个数目。
为什么这样说？要知道，事实上，自彼得·林奇1977 年创建麦哲伦基金起，麦哲伦基金已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互助基金，1987 年其资产达到顶峰时有120 亿美元，1988 年3 月31 日为84 亿美元，它的股东超过了100 万个。
顺便提一下，每年要付给富达的经理们6000 万美元的管理费及几亿美元的销售佣金（其中3％的销售佣金进入了管理者的腰包，没有推销员）。此外， 麦哲伦每年的工作奖金都要占到其90 亿美元资本的0。2％，仅此一项每年就近2000 万美元。正如《圣经》的律令中所说：当公牛踩踏玉米地时，不要阻止它。股市成了林奇任意驰骋的竞技场。林奇出色地显示了他的才能，所有这些增长成绩靠的是他的功劳：林奇开始负责时投入的1 万美元到1988 年已值20 万美元。
这位投资奇才的父亲是波士顿学院的一个数学教授，后来又到了约翰·汉考克公司。彼得3 岁时，父亲得了癌症，10 岁时父亲撒手西去，从而使全家处境艰难。他母亲在制造业公司上班，彼得二年级时从一所私立学校转到了当地一家公立学校——可以肯定是很好的一所。他在马萨诸塞的牛顿市上的高中。夏天，他作球童，那时他开始听说股票市场，商人们除打高尔夫球外还交换投资观点，其中有些商人的信息相当灵通。
年轻的彼得把他积蓄下来的1250 美元投资于他曾听说过的一种股票， “飞虎航运”这种股票因太平洋沿岸国家空中运输的发展而暴升。他买入时价格是10 美元，飞虎不断上涨，彼得卖出去一些来收回资金，然后在上涨时他又一点一点地卖出去更多。最后一次是1989 年，该公司被联邦快运公司接管。他把大多数股票兑成了现金，赚的钱足够供他在费城的沃顿金融学院读研究生。
不管怎样，首先得进大学。在这儿他第二次从高尔夫球那里得到了奖赏。
波士顿学院有一种专为球童设立的不完全奖学金，彼得获得了。后来，高尔夫之神再次对他绽露了笑脸：在1966 年，他正在等待沃顿学院开学，又在富达找到了一份夏季工作，共有75 名求职者，彼得因为曾为该公司总裁乔治·苏利文博士当过球童而受雇。从沃顿学成后他在军队里度过了规定的两年，他没有被派遣到越南而是去了韩国（他说，“在那时算是幸运的”）。1969 年退伍之后，富达给他提供了一份永久性的工作，起初是金属商品分析师，从此他就一直在富达工作。他现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再难以为高尔夫球而挤出时间。
干了几年的分析工作后，1974 年，林奇成为富达的研究主管。其时公司正陆续扩展化学、包装、钢铁、铝业以及纺织等部门的业务。这个工作为他深入了解证券业务提供了宝贵的机会。除了负责管理一个包容所有产业部门，不断走访各公司并汇集最有价值情报的积极的思想库，以此确定、筛选最有前途的投资领域之外，他还要负责一次又一次地得出想法并与实际结果相验证。此外，这一工作还要比较同一部门里大家的不同观点，并提炼信息， 做出判断。
在分析师会议上，他鼓励他的同事们不要互相批驳对方的观点，用他的话说：“不要批驳我对沃尔沃的观点，”而应当解释自己的观点为何是正确的。他也发现这类会议的90％是热而10％是光。“他们是那么感情用事！”。。 他常常还会加上，“是那么教条。” 对那些从未能真正进入证券业，但确实对这一业务很感兴趣、也许仅是经营他们自己股票的人来说，进行这样的比较可能是有用的：假如你仅仅在周末网球俱乐部打过球，但为了未来的职业报名参加了一家相当艰苦的训练营，那将会发生什么事呢？不仅仅需要几周，而是几年，你得不断学习新的技巧，新的策略，一天又一天、一月接一月、一年复一年不断地完善你的技术，在持续充满压力的条件下与一流的教练、球员们同场竞技。无论是在网球场上还是在证券业里，这种专业选手与普通之辈在技能和知识方面是绝不能相提并论的。而且，大获成功的选手通常具有业余选手们难以想像的强烈的竞争欲望。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无论是荣誉方面（主要是在同行们中间） 还是金钱方面都非常可观。
到1977 年，在富达公司作为永久性雇员干了8 年后，林奇已经33 岁了， 被任命主管富达旗下的一个小基金——麦哲伦基金。以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的名字命名的麦哲伦基金创始于1963 年，起初专营国外证券，两年后，为阻止海外投资、扶植美元而通过的利息平衡税严重打击了麦哲伦，迫使其把方向重新确定在国内的证券业上。到1976 年它吸收了埃塞克斯基金的1400 万美元。林奇开始负责时只有2200 万美元，其业务局限于几家有数的证券中， 在富达帝国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1981 年，麦哲伦差不多有5000 万美元， 吸收了富达管理公司里面相同规模的塞勒姆基金。
林奇的技巧跟众多的竞争对手相比，林奇主要的优势除了他天生的才智外，就是他对工作的巨大的奉献精神。林奇努力奋斗，确实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