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中国历史发展（它到达了本国及世界社会政治生活中这样一个伟大的阶段）的速度和浓缩度，人们必须想到，这些新的国家领导人出生和成长的时候，中国还是处于已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之下（其中的男子还曾经留过辫子），而现在他们却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掌握了政权。①
①《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1949年10月5日），《宋庆龄选集》，第197—198页。
在政协会议上，宋庆龄发表讲话，热烈赞扬中国的共产党人担当了这一伟大变革的先锋。她说：
“今天……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中共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困的政策……我们今天的成就，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现在中共正在进一步证明他们在城市中的领导力量……把革命的主力从农民移向工人……他们正在把孙中山所草拟的中国工业化的计划骨干、给予具体的内容。”
她举出她的家乡上海市作为例子：
“让我们看看这新解放的上海吧。这个贪污腐化的中心，已经转变成生产的支柱……对于十二年来使人民受尽痛苦的可怕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加以有效的解决。”
接着她从国内情况转向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
“中国人民的成就，已经把整个世界的形势改变了。……中国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中已经和世界各人民政府及人民力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将用每一分力量，保证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生活上应有的享受。这是说，直到每一间茅舍改建成适当的住屋、大地上的产品能自由流通、工厂的利润获得合理的分配、家庭中的医药保育都由社会供给以前，我们的工作决不停止。……
“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①
①张澜生于187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时他已近40岁，是当时革命阵营中重要人物之一；朱德和李济深均生于1886年，在辛亥革命时都是25岁的新军起义士兵；毛泽东和宋庆龄均生于1893年，辛亥革命时快20岁；刘少奇生于1898年也有十多岁；只有高岗生于1905年，还是个少年。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宋庆龄选集》，第190—192页。
她的革命理想中的所有一般性要素——民族的和社会的——在这个讲话里都表达出来了。她对妇女的特殊关切则反映在政协妇女委员的专门会议中。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站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新任总理）旁边，30万群众聚集在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上。当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时，她激动万分。她同其他领导人一道检阅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的队伍，长长行列中的坦克和大炮都是美制的、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这有力地显示出，中国革命在经历了长达一世纪的辛苦和牺牲之后，任何优良的军事装备都不能阻挡它走向胜利。
第二天，她主持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会长。10月5日，她又主持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这两次活动标志着她在这个新国家里除了担任崇高的政治职务外所要发挥的主要作用——人民对人民的外交。这是她所熟悉的领域，当革命还处于受压迫和受打击的时候她就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了。
10月10日，她回到上海——以后很长时期内她经常来往于京沪两地之间。显然，她希望在新中国和在旧中国时一样，保留她在上海的住宅，因为上海是她的出生地、她的家、在她以往的岁月里带给她这么多的欢乐和哀愁的地方、也是她进行过这么多战斗的地方。她特别关心的是要继续进行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15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会）的工作。现在，它的经费来源不用再靠在国内外进行募捐，而是由人民政府拨给。以前，它的任务是在本地挽救生命并鼓舞民心、开展初级教育，以准备迎接上海和全国的新生。在新的条件下，宋庆龄规定它的方针任务是在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范例和培训场所。
11月9日，她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题为《华北之行的印象》的讲话，一部分内容前面已经引述。她极为深刻和动人地表述了她个人的感受：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次到达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一九二五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洪大的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北京立刻使人感觉到是一个充满了广阔伟大的思想，影响到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城市，到那里去的人，会感觉到历史的意识和情调；但是，这种意识和情调，不是从中国古老的事物所产生，而是今日中国的建设和未来中国所产生的。每一行动、每一步骤，都有巨大的意义。当你在会议厅里或是议事室里听到发言时，你就知道他们正在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新的文明，这种新的文明不仅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并且影响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想到这些言论会立刻变成行动，传达到我旅途上所经过的各个地方，一直传达到我们国境外人民依然被剥削压迫的每个地方，真使我心里愉快。”
她说，在北京有两桩事情是“最使人感动的”。“第一桩是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第二桩……（开国）典礼是在北京天安门巨大的广场上举行的……一片跳跃欢呼的红色的海。全城的人民都出来参加了……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学生、公教人员、文化团体、人民解放军，这一张名单永远念不尽，就像游行的队伍似乎永远走不完，一直走到深夜，火炬把黑夜照耀成白昼。中国真的学会了歌唱和舞蹈。因为有的是无穷尽的歌唱和有节奏的表演……使人永远不能遗忘。
“总结一句话，我这一次的北行真是一个灵感。它使我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北京的整个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了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分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①
①同注1。
她自己在以后的年月里就是这样做的。她在许多领域里进行工作，其中之一是政府事务，但这在她的全部活动中不占主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她在人民对人民的外交中以及在为新中国宣传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像往常一样，她为国内和国外读者、听众写了大量的文章。她仍然是妇女界和福利工作方面（特别是妇幼福利）的一位领袖人物。
因为本章的时间跨度长达17年（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以这些不同方面的活动将分开来写。这样一来就不能完全按照时间顺序，而且有时候会发生忽前忽后的情况。
（二）在党政事务中
关于她直接担任的政府职务，有些书上写道，那些都是象征性的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其实不然。她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建国初期称政务院，后称国务院）的行政官员，而且建国初期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这些都是事实。但她经常到北京来参加——有时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还有更为经常的。具有实际权力的政协和人大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当有重大议案要讨论时，她就更为忙碌。例如1954年拟订宪法草案时，她正患骨折，但每天仍要用许多小时看文件材料。①遗憾的是，因为有关档案尚未完全开放供研究之用，目前还很难了解她所提出的建议和见解。
①宋庆龄致邱茉莉，北京，1954年3月26日。
她还要参加不定期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正是在这一会议上，毛泽东在1957年初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阐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1950至1965年这段时期里，每逢国庆日，她都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这不完全是礼仪性的，因为在这种时候，领导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她还参与接待许多来访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虽然她并不喜欢这种礼仪场面，但她仍然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显示出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过去一世纪内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是强烈对照（当时没有一个外国总统或首相、总理认为中国是值得前往访问的国家，甚至于内阁成员也难得来中国）。当她在新的条件下同一些过去就认识的外国领导人重逢时，热情格外地高涨。如印度的尼赫鲁、越南的胡志明，过去都是作为备受迫害的革命志士同宋庆龄结识的，现在他们成了各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这显示中国变了，亚洲也变了。
有时，她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上海接待外国贵宾，这使她的家乡城市平添了几分外交上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她怎样看待各种政治上的变化——这个问题在有关档案公开并完成研究之前，只能从侧面加以推断。对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开发表过文章，热忱支持，以后即使档案公开，大概也不会发现她有过严重的保留意见。无疑地，她认为以下这些大事都是必需的：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挫败任何复辟企图；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残余；抗美援朝。①第一件大事是使耕者有其田，解决中国最根本的社会问题。第二件大事是为了镇压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大大小小的压迫者，他们仍在妄想恢复过去的统治，并且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一次新的外国入侵上。第三件大事除了帮助一个邻国之外还为了排除中国受到外国侵略的威胁，这些外国侵略者不仅入侵了这个邻国，还保证要维护台湾的蒋介石残余部队并威胁要从北面入侵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人们应该永不忘记，宋庆龄是一位革命家、一位久经战斗的老战士、一位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学习者。她的前半生不是在安乐中度过，而是在“严酷和伟大的战斗”中度过的；她为之奋斗不息的就是民族和人民的胜利。
①《伟大的中国三大运动——为〈人民中国〉国庆纪念号作》（1951年10月1日），《宋庆龄选集》，第282—291页。
第四件她认为必需的、重要的大事是1951—1952年间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本书作者是1951年3月应宋庆龄之邀自美国返回中国、重新在她领导下工作的，担任她刚创办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以后将专门叙述）的执行编辑。她在1952年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刊物对于这一重大主题（指三反五反运动）的报道到现在为止还不够充分。”①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52年6月20日。
更为带有根本性的是，她明确地、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的革命从民族民主阶段转上社会主义阶段——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化上，她完全赞同1957年提出的“双百”方针。
只有对稍后的反右派运动——或者说，对这个运动那种扩大化的做法——她表示不安。据一位她的亲近同事说，周恩来曾亲自来对她作了解释（在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时，周常这样做），她接受了。但当运动的发展超越了原来规定的范围时，她说，她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①
①据李云说，宋庆龄在给她的信中曾流露出这种怀疑，但这些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本书作者于1985年7月15日访问了这位曾在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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