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第7部分

与此相对照的是她妹妹美龄的话。据回忆，美龄曾对大学同学说过，“我身上唯一可称是中国的东西是我的面孔”。一年夏天，美龄在美国北方的一个暑期补习班学习，历史老师叫美龄讲述南北战争中北方的谢尔曼将军向奴隶主统治的乔治亚州进军的事迹，美龄答道：“原谅我，我是个南方人，这个议题使我很难过，我可以省去它吗？”①

①前一引语见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270页。后一引语见埃米莉·哈恩着《宋氏家族》，第70页。

庆龄的话表明，她同被压迫、受歧视的人——不论是像她一样的亚洲人、还是非洲人——是站在一起的。而美龄则把她自己看成是高等白人，她作为中国人的感情，不但同庆龄不能比，连霭龄也不如。霭龄1904年在美国旧金山入境时，曾受到过太平洋沿岸美国移民局官员专门对付新到的中国人的粗暴的种族污辱，差一点被关进臭名昭著的天使岛上的拘留所。后来，有一次有人对她说，她看上去同一个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差别。这本来是一句奉承的话。但她马上十分干脆地回答道，她是一个中国公民。当她被引见美国总统罗斯福时，她理直气壮地问道，照她入境时所受到的待遇，“你们为什么说美国是个自由国家呢？”①美龄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由于她到美国时年纪太小（才8岁），容易接受环境的影响。但反应的不同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①见西格雷夫着《宋家王朝》，第107—108页。

关于庆龄留美时期情况的第二个疑问是，她是否知道美国当时非常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潮或工人的斗争，并受到它们的影响？

1912年是庆龄在大学里的最后一年，那时她对社会问题已显示出兴趣。就在那一年的美国选举中，社会主义候选人所得的票数之多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竞选总统的尤金·弗·德布斯得了近一百万票，在当时美国的选民总数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宪法规定男子满21岁才有选举权，黑人的选举权有名无实）。社会党的周刊《理智的呼声》发行量为50万册，在1912这个选举年里，又加印许多，总数达3，600万册，平均大约每3个美国人就有一册。同年发生了纺织和其他行业工人的大罢工。宋庆龄对这些事情有没有反应或有什么反应，在已知的资料中都没有涉及。也可能她没有作出什么反应——因为她生活和读书是在南部，而进步浪潮最高涨的地方是在北部和西部。

但是，作为一个无书不读的人，她至少在读过的书中会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顾》以想像的笔法，从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作者深信这样的时候终将来到）回顾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到它是何等的不合理和不文明。这部小说当时风行全国。辛克莱和杰克·伦敦的作品也广泛流传，这两人都是社会主义者。①我们确实知道，庆龄不久成为孙中山夫人之后，每天工余常念英文小说给孙中山听，辛克莱就是所念小说的作家之一。②

①爱德华·贝拉米（1850…1898）、厄普顿·辛克莱（1878…1968）、杰克·伦敦（1876…1916），均为美国作家。——译者

②据70年代宋庆龄同她当时的秘书张珏的谈话。

另外，在人们心中还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庆龄（和美龄）在去威斯里安学院之前曾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波特温夫妇创办的一所学校念书，据说这家的丈夫原来的姓是“波特洛温”——这是一个俄国姓。①他是不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到美国来的俄国革命者之一？（当时美国公众所厌恶的是沙皇制度而不是这一制度的反对者。）如果是，庆龄有没有通过这一渠道吸收了俄国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某些思想，作为她从美国革命传统中所汲取的、以及来自像她父亲和孙中山这样的中国现代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思想的补充？考虑到以后的历史发展使她同苏联有密切的关系，人们会想弄清楚这一点。但这里又是只有问题而没有答案。

①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称波特温一家是“白俄”，这在时代上弄错了，因为“赤”“白”之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而庆龄、美龄上这所学校是1907年。但本书作者无从证实西格雷夫关于这一家是俄国人的说法。当时这所学校被称为“波特温小姐的学校”，这位小姐的全名是“克拉拉·巴顿·波特温”，没有任何俄国姓名的迹象。

本书作者曾在日常交谈中听她不止一次谈起过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这是一部既辛辣又充满同情的讽刺小说，描写一个心地善良的懒人，他读了很多书，八五八书房但什么也不做。庆龄开玩笑地把她自己比作奥勃洛莫夫。实际上，作为奥勃洛莫夫的对立面，谁也赶不上她。是不是波特温夫妇最早介绍她读了《奥勃洛莫夫》，并且认识到——就像当时进步的俄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奥勃洛莫夫主义”是一种必须避免的祸害。

她对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及1905年的俄国革命又有什么反应呢？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还在上海，但已到了基本懂事的年龄，而这两个事件当时在有思想的中国人中是引起了巨大反响的。两年以后，她就在美国遇到了波特温夫妇，如果他们真同俄国有关系的话，那末他们在同她的谈话中一定会提到这两个事件。这是又一有待研究的领域。

我们迄今所能得到的唯一的、但十分间接的证据是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寓所的英文藏书中有关于1917年前俄国反对沙皇的叛逆者的书——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玛利亚·斯比里多诺瓦的传记，老布尔什维克维拉·菲格纳的回忆录，这两人都是女性，很可能引起了宋庆龄的兴趣。

对孙中山和他那些亲密的追随者来说，俄国1905年革命当然被看成是重要的事件。在日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对之曾有许多报道和评论。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同在日本的反对沙皇的政治流亡者始终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其中有经历极富传奇色彩、精通多国语言的波兰人尼古拉斯·鲁斯尔博士（本姓苏济洛夫斯基）。他是一位曾在瑞士上学的医生，一个在个人性格上和政治上都永不屈服的人。他曾组织过造反学生的“基辅公社”，被流放到欧洲；后又因参加民粹党人的革命活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居然勇敢地设法越过白令海峡到阿拉斯加，然后到旧金山，又到夏威夷。在夏威夷王国倒台至美国兼并前这段短暂的政治真空期内，他曾出任夏威夷参议院院长，其后又到日本和中国。①人们会猜想，宋庆龄是否有可能同这位爱好冒险、会说英语的人物见过面呢。

①本世纪20年代，当本书作者还是孩子的时候，碰巧遇到过鲁斯尔，那时他已年过七十，在天津行医。据说他年轻时在西欧求学，曾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同他们谈过话。在这样一些偶合中，遥远的历史似乎变得贴近了。

到此为止，关于青年宋庆龄的背景和所处环境（生活环境及国际环境），已经叙述——有些只是揣测——得够多了，足以使读者对她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视角。

现在继续往下写她的生平事迹吧。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三章　回国和结婚；1913——1915年

第三章　回国和结婚；1913——1915年

宋庆龄1913年自美返国途中，于8月29日抵达日本横滨。在第一章最后曾提到，她带了一封给孙中山的信，这封信大概她一到就转送出去了。9月16日，她的父亲和姐姐霭龄带她到东京去见孙中山。这时宋耀如正同这位民国的缔造者一起流亡，并主要在理财方面帮助孙中山计划进行一次新的革命。霭龄在当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在后来的10天里，庆龄同家人一起去看了孙中山七次，每次呆上几个小时。这样，她热切地、很快地开始熟悉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

当时，日本外务省的密探偷偷地监视着孙中山的每一个行动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这些密探的报告清楚地纪录着庆龄她们来访的次数。①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多次流亡日本，有些时候日本政府的态度不错、甚至对他们表示容忍。现在态度变了。就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孙中山代表民国政府率领官方的铁路考察代表团访日，还受到公开的欢迎；现在却看不到一丝这样的表示了。他现在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客人、一个正被袁世凯通缉的逃亡者，而东京则正在同袁勾搭，并且很可能把收集到的关于孙中山的情报送给袁。不仅孙中山的活动和计划处于危险之中，他的生命也是一样，因为袁世凯的杀手一直在追踪他。

①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政治部分（1）”、编号MT103，内有1913年9月16至25日的特务监视报告。这些材料是久保田博子夫人发现并在日本印行的。她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宋庆龄研究者，曾在日本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有价值的材料并慷慨地把这些材料提供给本书作者。

根据1914年1至3月的日本监视报告，宋庆龄又多次来到孙中山的寓所（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并且在有一次孙患病时帮助看护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对孙中山的工作、个人品格和生活方式都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情和敬慕。

孙的处境很不妙。不到两年之前，在经过多年的革命奋斗之后，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成为世界上最新的共和国（它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制）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在全世界被称颂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但不到一年功夫，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被封建官僚袁世凯——中国第一个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独裁者——所颠覆和篡夺。孙中山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作为回报，袁誓言忠于新式政府，孙希望这样可以避免一场内战。在孙一生中，这可能是他所犯的最大错误。阴险残暴的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清除革命党人并对其中最能干的人策划进行暗杀，最后图谋复辟称帝。1913年，孙中山为了实现他所一直向往的建设一个现代的、进步的、民主的中国，发动了“二次革命”，但遭到失败。他既被这个篡权者宣布为大逆不道的人，又被外国政府——它们正在称颂和资助袁世凯——所抛弃，既无地位、又无钱财，但他现在要重新开始，组织第三次革命。虽然正处在命运的最低潮，他仍不停地工作。一些坚定的追随者仍同他站在一起，许多颗热烈的心仍在为他而跳动，其中就有宋庆龄的心。

1914年初她开始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当时孙为了推倒袁世凯、重建民国，正忙于重新组党。他原来领导的同盟会曾充满希望地、然而是过早地扩充成为一个组织更为松散的议会政党国民党。这已证明是个错误。当面临考验的时候，它的党员有的转向袁的一边，有的被袁的暗杀行动吓得一动都不敢动，有的腐化了。孙中山竭尽全力地工作，把那些坚定分子凝聚成一个更紧密、更有纪律的活动分子集体，这些活动分子他认为应是名实相符的革命者。

1914年6月22日，由于孙中山的努力，中华革命党终于在东京举行了成立大会。孙被选为总理。但它一成立就出现分裂。分裂的原因倒不在于这个新党的强硬党纲——号召以武力推翻袁世凯并重申忠于革命、生死不渝——而在于孙中山坚持全体党员必须宣誓无条件地服从他。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这支新的队伍在战斗中保持团结，并在遇到挫折或取得胜利后不致分崩离析，就同过去所发生过的那样。有些坚决的革命者同意他的主张，其中有廖仲恺和何香凝这一对英勇无畏的夫妇。（廖是旧金山出生的华侨，思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夫妇成为宋庆龄的终生好友。）但另外一些同样久经考验的忠贞同志却反对孙中山这一主张，其中”有历次武装起义的勇猛英雄、辛亥革命胜利的组织者黄兴。他们也希望孙中山来领导，并且经验证明，孙中山从不为个人争权而只求民族和人民的胜利。①即使如此，他们不愿宣誓效忠于个人而不是效忠于事业。这使孙中山处于从未有过的孤立境地，尽管在余剩的革命同志中间他保持着无可争议的权威。

①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辛亥革命后国内来电促请他回去出任总统，他却置若罔闻，因为他觉得他还有更紧急的革命工作要做。（曾于1896年在伦敦营救孙中山脱险的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1851—1926）在他与谢尔登合著的《孙中山和中国的觉醒》一书中对此作了亲眼目睹的记述。）同样典型的是他毫不自私地、也是天真地把这个最高职位让给了袁世凯。

在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