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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史迪威一样，在美国国内问题上，卡斯伯格的立场是右而不是左的。但他访问八路军归来后，对于国民党拒不发给中共领导的部队以医药供应品，极为愤怒，并且后来在史迪威将军的支持下，送了一些进去。
自从埃德加·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1937年出版以来，1944年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先后访问第一次向外部世界提供了关于中共领导的地区的亲见亲历的充分资料。对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已发展成为一支力量，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以及战后中国及世界的局面都有其重要作用。
关于记者团的访问，宋庆龄在1944年9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大约4个月前去访问延安的记者们已经回来了。他们都为在那里所看到的伟大行动而热情高涨，还有那里丰衣足食和进行大生产（虽然使用的是原始的方法）的情形。所以我们该改变看法了……他们已不再仅仅是些游击队员，而是生气勃勃的九千万人口……为抵抗日本而组织起来。确实，他们不用惧怕任何国内或其他敌人——这是个解放了的区域。在党的大会之后，他们将会发表一些令人大吃一惊的宣言，也可能使全世界震动……”①
①《美国军医M·S·卡斯伯格少校给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报告》，多年后她公开发表。见《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谢伟思战时报告集》（英文）。另一个报告是《一位美国医生1944年夏访问中国游击区后关于游击区医疗服务的报告》，作者卡斯伯格的名字没有写明，由纽约美国援华会油印后自行散发。
当美军观察组继记者团之后出发赴延安时，她评论道：“两星期前，由戴夫·包瑞德上校率领的一组20名军官启程前往‘禁城’（指延安）。谢伟思也在这兴奋的人群之中。由于Y城的地面非常泥泞、天气又不好，飞机撞到了地面上，幸好没人受伤……我真是高兴，因为有200多磅医疗供应品送到了我们支援的医院，还有3架显微镜和磺胺药品。”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4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45年4月举行的，关于召开这次大会她可能早有所闻。
宋庆龄同史迪威及其僚属、还有外国外交官（特别是一些同清中国、有民主思想的年轻外交官）的接触，无疑有助于不少人了解和赞赏中国进步人士的观点和情绪。这一点由于中国国内局势的恶化而更显突出。对于其他国家参加对日作战，国民党不是把这一发展看作加紧抗日的良好时机，而是表现得越来越倾向于让别人替它打仗，自己则尽量保存军队和军需供应品（包括来自国外的日见增加的供应），以便将来进行反共内战。
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记载了他同宋庆龄的重要谈话。谢伟思在中国出生、性格直爽、当时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个年轻秘书，被派到史迪威将军总部任政治助理。
1944年2月14日的报告中说，宋庆龄在这次谈话中表现得比过去四五次谈话的任何一次都来得“更坦率，并且显然已经近乎激烈的程度”。“有好几个组织”来邀请她去访问美国，她也已表示接受，但接着国民党“却干脆对她说，不准她出国。”她认为，这一禁令是出于“她的家族和国民党高官”对她发给美国救济团体的一封信件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工因为她在信中揭露了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区域实行封锁，要求国外援助的医药用品平等地分配给所有对日作战的中国军队。这事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张治中将军一个接一个地来拜访她。这些人——用她自己的话说——都来对她蝶碟不休地进行“幼稚可笑的说教”，说“中国的家丑不可外扬”。她的家族也“很生气”。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8月5日。
她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WTC（吴铁城）让自己担起了当面申斥我的任务。他还不满足……又让H将军（何应钦）的代表……帮他来围攻我。他们不承认事实，只是一个劲地责备我呼吁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①
①谢伟思书，见本章注12，第108—109页。
谢伟思把宋庆龄同她的家属及国民党权贵的关系看作是衡量国民党同开明人士之间关系的标尺。这种看法肯定更符合事实，不像近来有人把宋庆龄同她的家属的关系情绪化，似乎他们之间的骨肉之情胜过政治上的分歧。亲人之间的感情当然是存在的，但对宋庆龄来说，原则决定一切。
让我们再来引几段谢伟思的话：
“我不能不得到这样的印象：孙夫人现在的处境极为窘迫和艰难，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了一个囚徒。这一点她在谈到关于她为解除反共封锁而努力所引起的不快时所说的一句愤愤不平的话语中流露了出来。她说，‘他们所能够做的无非是不让我出去旅行。’”
国民党不但限制她出国旅行，连在国内旅行也有限制。她在1943年4月7日给格雷斯·格雷尼奇的信中说，“我希望能去一趟兰州和西安，但能否成行要看警备司令是否批准。我渴望亲自去看看。”但她到底没有去成。
在谢伟思上面谈到的那次访问以后三个星期，在1944年3月5日，他又去看望她并且发现她更加愤懑：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正好在拜访她。（我一到）他就走了。我表示歉意，她笑着说，这是一次很令人难以忍受的谈话，而且谈得太长了……这位部长的意思是她在一个中国国内问题上，向国外散布不真实的情况和无稽之谈。
“部长来找她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为了她已同意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演说的内容要求她接受妥协的方案。这一演说是美国纪念活动的一项内容……是赛珍珠和其他有影响的美国人士向宋庆龄发出邀请的。……她拟的演说稿……在送审中被作了大量删改，因此她表示要取消这次演说……她绝对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妥协。她原先已同意美方的邀请，如果后来又取消了，中方主管宣传的部门很难交待，所以部长赶来同她谈判，希望双方能够妥协，但没有成功。她毫不对他觉得抱歉。”①
①宋庆龄由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3月11日。
她后来于1944年3月12日为在美国举行的孙中山纪念日所作的广播演说《孙中山与中国的民主》①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①谢伟思书，第109—110页。
“孙中山在反对满清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决不会认为国外朋友对于我们人民的运动的支持是有损国家主权的一种干涉行为。今天我们人民也不会那样想。对于像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压制印度独立之类的现象，我们认为有权加以批评，同时我们也承认别人有权分析我们国家中的情势并提出批评。
“有人批评我们有依赖外国的倾向。我要指出，固然所有中国爱国人士都认为我们的抗日军队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是，只有那些采取观望态度，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致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
现在再接着介绍谢伟思就他同宋庆龄谈话所作的报告：
“谈到最近关于宋子文被捕的谣传，她付之一笑并说他要是被抓起来审判倒是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使气氛澄清。我说总要有个罪名才能起诉……她回答说，随便什么事情都可以被说成是一种罪名。从（她的）态度看来，委员长（蒋介石）一定对宋子文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指控。她接着又说，如果把她同子文关在一起倒很不错。
“她说，（她的姐夫）孔博士很为她担心。他说过，‘你要是老这样说话，他们把你抓起来怎么办？’她回答道，她欢迎他们来抓她。”
她对恶劣环境的挑战不但勇敢而且泰然自若，充分显示出她的精神力量。
谢伟思还报告了另一次有关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谈话。宋庆龄说，戴笠正在把重庆一些防空洞用作秘密监牢，这是一个被关在那里的青年托人偷带出来的条子上透露的。
为了更有效地对日作战，谢伟思同史迪威一样反对封锁中共领导的地区、赞成重庆政府实行改革。在1944年6月20日写的题为《中国的局势：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的报告中，谢伟思提出了在华北地区未来对日作战中“帮助共产党和游击部队或同他们合作的问题”。至于促进重庆的改革，“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将是由白宫对孙逸仙夫人发出邀请’。①
①《为新中国奋斗》，第145—147页。
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是宋庆龄与之建立某种有效联系的另一群人。
美国（时代一生活》杂志记者西奥多·H·怀特1943年亲眼目睹了河南省的大饥荒后回到重庆。他想要让蒋介石知道这些惨状并采取一些行动，但起初没有成功，后来——
“全靠（蒋的）二姨、孙逸仙的圣洁的遗孀的帮助，……她坚持要这个独裁者接见我。
“她最后给我写的一张条子使我对会见坚决起来，她在条子里安排了这一约会。‘……他们对我说，他（蒋）很累……但我坚持说这是一件牵涉到千千万万人生命的事情……’她写道。
“她又说，‘我想对你建议，你在写报道时要像对我谈的时候一样坦率和无所畏惧。如果对此而倒霉受罪，那也不要泄气，否则局面就不可能有丝毫改变。’”①怀特所写的关于河南饥荒的毫不留情的报道在《生活》杂志刊出后，宋庆龄很快就对这位记者大加赞扬。“我看这样一来他要再来（中国）会有麻烦，”她写道，“但他如果知道他为中国人民办了一件好事，他会感到欣慰的。”②在同一封信中，他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了另一位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一个有才能、有新闻敏感并对中国老百姓有深厚同情的人。“我读了杰克·贝尔登关于三年前缅甸撤退的书，很感兴趣。它至今被认为是关于这一战役的最佳作品。”
①谢伟思书，第155页。
②西奥多·H·怀特着《寻找历史》（英文），第154—155页。
前面提到她通过当时任“联合劳工新闻社”驻重庆记者的本书作者发表《致美国工人们》一文，也属于她同外国新闻界联系这一范畴。
（七）统一战线——以及救灾
在中国社会中，在明晃晃的重庆政治舞台上，宋庆龄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以表明她在建设一个争取更多外援、反对国内压迫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中的立场。她的一个办法是，只要有可能，就同她在30年代救亡运动中的老同事在一起公开露面。这些人1941年在重庆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的核心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同盟”）。
同她和她的老同事们常在一起的有革命学者、诗人郭沫若。在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时，他曾负责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后流亡日本多年，不作政治活动，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才回国。
国民党某些著名人物采取抗日和反对内战的立场（如冯玉祥将军）或者即使暂时向这个方向转变（如孙科），她都注意到使公众有机会看见她同他们在一起。
她参加对已故爱国进步人士的纪念活动，从不缺席。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邹韬奋在香港沦陷后辗转去苏北新四军工作，1944年7月24卧因病去世，以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遗愿。10月1日，由宋庆龄领衔发起的追悼大会在重庆举行。在反动气焰趋于嚣张的时期，她特别注意参与这一类型的活动。她的在场会提高这些活动的声望、扩大影响，还会提供某种安全保障。
两周之后，即10月19日，她又同救国会老人沈钧儒、作家茅盾等人出席鲁迅逝世纪念大会。如同8年前在上海为鲁迅举行送殡仪式时一样，有人企图捣乱，因宋庆龄在场而未敢轻举妄动。她自己这样写道：
“上星期我们为鲁迅开了一个纪念会。那些SS①在我离开之后（因为我有另一个约会）冲进会场，桌椅横飞，出现一场暴乱。”②
①SS可能是Secret Service“特工处”的缩写，也可能借用纳粹党卫队的缩写作为比喻。——译者
②宋庆龄自重庆致缅甸前线理查德·杨少校，1944年5月29日。
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中，宋庆龄坚持在重庆——尽管受环境的限制——举行一些募款活动，因为这对建立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有好处。王安娜引用她的话说，“我们总是请外国朋友捐款，这不是办法。这里有的是富翁，应该请他们为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