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第48部分

“……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纳粹冲锋队的营房中以及在集中营中受到酷刑……成百的人被杀害后，尸首常常被抛到河里、湖里或丢弃在森林里。其他的人被枪杀后，当局还要散布消息，说他们是逃跑时被射击而死的，或者说他们是……自杀的。不用说，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谋杀。

“……德国工人阶级数十年斗争得来的权利被粉碎了……所有德国进步的学术与文化生活全被摧残。”

她列举了被迫害和放逐的知名人士，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小说家佛希特万格和托玛斯·曼、艺术家马克斯·里伯曼和凯绥·柯勒惠支、名指挥家波卢诺·瓦尔特等，指出“其他成千的无产阶级与进步作家们的命运，甚至更糟。”

她接着指出：

“报纸在法西斯铁蹄下喘息着。整个工人阶级的报纸，甚至那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如《世界网报》和其他一些更温和的报纸全受到箝制……至于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征象。

“最近这种野蛮行为是表现在焚毁进步作家、无产阶级和犹太作家的书籍上，这种事只有在人类历史上野蛮和无知的黑暗时代才发生过。……

“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的事实……”①

①《谴责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大人民的迫害》，载《为新中国奋斗》，第49—51页。

这一声明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声明中列举了许多详细的具体事实不只是让德国法西斯知道他们的暴行已大白于天下，还使中国公众知道了真相。

在抗议德国纳粹暴行之前，宋庆龄于2月17日会见了在环游世界旅行中抵达上海的萧伯纳。上海有许多人邀请萧伯纳，但他都拒绝了，只要求见孙夫人，八五八书房当她和朋友们登上他所乘的“不列颠皇后号”时，他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但在宋庆龄邀请下，他还是同大家一起上岸到莫里哀路29号来寓。在游轮上、在接送他们往返码头的小艇上（每次需两小时）、在宋家中，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参加谈话的先后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都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史沫特莱把谈话详细记录了下来，共有21个打字页，①下面摘录一部分：

①原稿复印件承史沫特莱传记的作者贾尼斯和斯蒂芬·麦金农惠赐本书作者。

萧：请明确告诉我，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几乎没有……南京政府把最精良的军队和武器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这个建议够公平的。

宋；但没有被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萧：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国民党……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萧：但是谁选出这个政府的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呢？

来：……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什么呢？

宋：当革命统战线（1927年）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你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你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请告诉我，南京政府有没有想收回你的“孙夫人”的称号。

宋（笑）；现在还没有，不过他们会要这样做的。

萧伯纳的问题是很锐利的，对他的主人的许多意见也表示同意。但他没有像宋庆龄等所希望的那样，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筹议中的上海反战会议公开表示支持。（他宁愿信任“国际联盟”的“知识合作国际局”。）萧在老年总是逃避作出承诺和建议，但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机智为乐，如以下的对话：

宋：萧伯纳先生，我愿意陪你看看闸北（在1932年被日本人在战争中破坏）地区。

萧；但所有被毁坏的地区都是差不多的。有一次我被带去参观佛兰德①，我看到那些瓦砾堆时对我的向导说，‘这要同复活节那个星期后我的家乡都柏林比起来②，根本算不了什么。’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译者

②指1916年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的民族起义。——译者

宋：我愿意陪你去看看中国的一些真相……那就是中国工人工作的厂子和一些工人的家庭。

萧：我早就知道了！他们极度贫苦。像伦敦和其他类似城市的贫民区……

＇关于新闻界：＇

宋：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但他们也有一些新闻专业上的借口。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丈母娘，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说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丈母娘一起用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关于斯大林：＇

萧：一个不大在乎光讲理论的人……一个实际的人，而当一项计划实现了，他就说，“瞧，这是马克思主义！”他是个民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我的意思是说，他星期一试验一项计划，如果行不通，那末星期二他就换另外一个计划……他并不把理论当作追求的目标。他做到了，至于怎样做到的，他不在乎。

＇关于劳合·乔治①：＇

①劳合·乔治（1863…1945），英自由党首领，曾任首相。——译者

萧：同我在一起的有罗斯曼利勋爵。他向斯大林建议邀请劳合·乔治访苏，因为劳合·乔治总是想取悦于他的听众……很快他就会发表革命的演说。

＇关于自由：＇

萧：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销这个判决，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言论自由？……唯一有价值的、真正的言论自由或者民主就是让工人和农民在受伤时有机会号叫，并改变一下使他受伤的条件。在苏俄现在有的就是这种自由……

＇关于萧自己：＇

萧：我早已死了。……年轻一代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忘掉我了。他们说我属于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但现在高尔斯华绥、哈代和穆尔①都已经死了，他们倒记得我，他们叫我“老长辈”……

①约翰·高尔斯华绥（1867…1933年）、托马斯·哈代（1840…1928年）都是英国小说家，乔治·穆尔（1852…1933年）爱尔兰小说家，他们都是萧伯纳（1856…1950年）的同时代人，去世则均在萧之前。——译者

以上是萧伯纳当天谈话的片断。

热诚的中国进步人士置身于严酷的斗争之中，看了萧伯纳的戏剧和其他作品之后本来希望他会对社会问题持更积极态度，但他却显得含糊其辞、言不及义，这很使他们失望。不过听到他一些刺痛敌人的话，他们还是感到高兴的。

1933年夏秋，宋庆龄忙于准备和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的远东大会。这个大会的召开证明了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上海组织虽然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残和一些叛徒的破坏，仍然保持着活力、勇气和组织能力，因为具体的准备工作是他们担任的。这次大会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本来是打算公开举行的，事先发了不少预告消息。①但不论是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都不准许。即使如此，宋庆龄同一些群众仍然手持鲜花，热情洋溢地到码头上去迎接国际反战代表团。但所有其他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计划是大会仍如期召开，但确切的。地点、日期和时间严格保密，直到大会结束。②

①如宋庆龄以远东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名义在7月28日发表的声明中就宣布“在这个委员会的国际倡导之下，决定于9月在上海举行反战大会”。（《中国网》，1933年8月6日。）见《为新中国奋斗》，第60页。

②本书作者在1985年2月13日在上海访问了郑育之。她是1933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以下的记述根据她的谈话，大部分是原话。同时参考了《中国网》当时的有关报道和不少回忆录。像这样的事情，当时的记述虽距事件很近，但由于安全的考虑，某些主要的细节不可能像以后追记那样毫无保留。其他曾参考的回忆录中，有蒋曙晨对年逾八旬的黄霖（会议安全负责人）的访问记，（《蒋曙晨访问黄霖谈半个世纪前的一次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领导整个准备工作。会议的地点在一座空闲的阁楼里，食物和所需的供应品（包括炭炉子）都是一点一点偷运进去的。穿着伪装的纠察队员负责警戒，如果发现警察前来袭击就发出警报并加以阻击，直到与会的人全部疏散完毕。这些纠察队员有男有女，都是可信赖的人，他们都有在必要时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率领他们的黄霖是曾参加1927年南昌起义的久经锻炼的军官，当时任中共地下党沪中区委书记。他们阻击敌人的武器都是最简单的，如铁棍、石灰（撒向敌人的眼睛）。当电工的党员设置了一个警铃系统。这个开会的地点选在公共租界巡捕房一个侦探头目的寓所附近，这是既大胆、又巧妙的安排，因为巡捕房不会想到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开会。（党在巡捕房内部也有耳目，对他们的行动不会一无所知。）

如何使总数达三百之多的与会代表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会场也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从开会的前一晚开始，他们就三三两两地无声无息地上楼，外国代表都把皮鞋脱掉，免得出声（在此之前，他们已从所住旅馆结帐迁出，以防止有人跟踪）。代表中有77人来自外地（包括苏区）和国外。欧洲代表有英国工党上议员马莱勋爵、法国共产党人伐扬一古久列和雅克·多里奥（后来变成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傀儡）、法国社会党人布比、比利时共产党人马尔度。《中国网》的伊罗生也作为外国代表与会。日本和朝鲜代表在来沪途中不幸被捕。

宋庆龄在9月30日拂晓时分到达会场。代表们批准了名誉主席团名单——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法国）、高尔基和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台尔曼和托尔格勒尔（德国）、工人阶级老战士汤姆·曼（英国），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片山潜（日本）①、朱德和毛泽东（中国）。

①台尔曼为德共领导人，后被纳粹杀害。托尔格勒尔（共产党国会议员）和季米特洛夫后在希特勒一手炮制的“国会纵火案”中成为被告，季在法庭上的英勇表现使他赢得国际声誉（他从而成为共产国际的领袖）。片山潜是日本初期社会主义者，后成为共产党人，也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

选入主席团的有宋庆龄、外国代表、“中国苏区代表、‘满洲’代表（代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抗日力量）、一位上海丝厂女工、一位上海纱厂年轻女工”（据10月4日出版的《中国网》的报道，当时不能写出真实姓名。）

会议一清早就开始，甚至早餐都还没有来得及吃。全部议程压缩在一天之内完成，直到天黑才结束。代表们都以面包充饥，只为外国友人准备了一些果酱罐头。宋庆龄担任主席，还要帮忙把中国代表的发言翻译成英文和法文给外国代表们听。中国发言者中有东北抗日义勇军、去年在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和秘密进入上海的中国红军战士。

大家都站着或席地而坐——只有宋庆龄和外国人有“座位”，就是运面包进来的小木箱。窗户不能开，上海在9月份还相当热，所以室内空气污浊，但大家的热情一直很高。

会议结束后先送外国代表出去——为了他们的安全和休息。宋庆龄一直等到所有的人散尽才走——因为如果遇到警方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