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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匪兵们已经下了川道,这个空儿,杨家窑院发生的事情,他们看不见了。杨家一家,来到院子,院子里有几个空着的粮食囤,杨干大叫杨作新掀起一块盖囤的石板,钻进囤里,然后将石板盖严。干完这些后,他给杨家母女,嘱咐了两句,就头上搭了顶草帽,猫着腰,下了畔,穿过村子,向后庄方向奔去。
杨干大前脚刚走,敌人后脚就到了。秃子带路,敌人直扑杨作新的窑洞。窑洞里没有,就奔正窑,正窑里也扑了个空,就又奔到那个用做牲口圈的偏窑里。窑里驴已经没有了,满架的鸡,懒得还没有下架,这时候,扑扑棱棱,尖叫着飞出来,窑院里登时乱了。
杨蛾子在正窑里,踢踢踏踏地拉风匣,低着头。杨干妈坐在炕边,正在捡米,准备下锅。
敌人把三孔窑,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见杨作新的影子,就问杨干妈。杨干妈答道:儿子上肤施城去了,大家都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回来,这么个大活人,哪里藏得住他。敌人又问杨干大哪里去了,杨干妈说,一早就下地去了,受苦人,还能到哪里去。敌人见杨干妈的口封得严严实实,那保安团长,便将目光投向秃子。
“日怪!”秃子摸着头说:“那杨作新肯定是回来了,那天我见过。就是刚才,咱们在山梁上那会儿,我也瞅见,从偏窑里跑到正窑里的,好像是他,阳光一照,眼镜片儿一闪一闪的。”
秃子重转回到杨作新住的窑里,翻腾了一阵,从炕洞里掏出两本书,其中一本正是《共产党宣言》,当年杜先生送给杨作新的那本。秃子得了书,喜滋滋地跑出来。摇晃着书说:“你看,我说回来了,你们不信,还有杨作新写的读书笔记,上面有时间,就是这几天哩!”
保安团长拿过书来,翻了翻,这回他是彻底相信了。他冷笑了两声,对匪兵们说:“搜!从杨家开始,挨门挨户地搜,我不相信,吴儿堡就这么几个土窑窑,那杨作新能藏在哪里!”说完,他朝院子里打量了一下,示意几个匪兵去搜羊圈,几个匪兵去搜那粮食囤子。
窑里的杨干妈,这时披散着头发,从窑里一扑跑了出来。她一把解开红裤带,脱成了精尻子,然后呐喊着:乡亲们快来呀,杨家要出人命了,保安团大天白日,糟踏妇女了。一边喊着,一边像个疯子一样,在地上打滚,裤子吊在小腿上,她也不顾。
滚了几滚,滚到了保安团长的脚下,伸手抱住了那条扎着裹缠的腿,死死不放。保安团长踢了两脚,也没能将她踢开。
杨蛾子见了母亲这样,走到窑门口,一手扶着门框嘴里喊着“妈妈”。她这时候只会哭。
那些奉命去搜索羊圈和囤子的匪兵,见了这场景,都停住了脚步。
保安团长让他们照旧去搜查,不要管这娘儿们的“耍黑皮”。他觉得这婆姨这么不顾面皮地撒泼,是一种心虚的表现。
窑院里发生的一切,躲在囤子里的杨作新都看到了。他几次真想直起身子,揭开石板,走出来,可是理智告诉他,不能出来,亲人们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他不被敌人抓去,他如果出来了,他对亲人无法交代。
杨作新在囤子里,又气又怕,哆嗦得厉害。这个囤子,是一个陈年老囤,囤里有一窝老鼠。老鼠早就算计好,新粮该入囤了,因此赶在新粮入囤前,抱了一窝儿子。这时的杨作新,不小心踩在老鼠身上,于是一窝老鼠,吱吱吱地叫起来。还有一只眼睛也没有睁开的小老鼠,从囤缝里钻出来,跑到了外面。
老鼠的叫声,那两个匪兵没有听到,因为杨干妈正在嚎叫,可是这只钻出囤子的小老鼠,他们看到了。他们觉得很稀罕,继而觉得这个囤子很可疑,就将注意力,放在这个囤子上,慢慢地围拢来,端起刺刀,拉开架势,要往这囤子里刺。
正在这时,秃子突然站在畔上,大声地叫喊起来:“那不是杨作新!那不是杨作新!”
听到喊声,匪兵们停了下来。就连杨干妈,也一愣丁,停止了嚎叫。那保安团长,顺势抽出自己的脚,来到了畔上。保安团长顺着秃子手指的方向,搭眼一望。果然,有个人,正在通往后庄的山梁上,一颠一颠地跑着。
那人戴一顶草帽,穿一件庄稼人从来不穿的学生服。他在跑的途中,停顿了一下,朝杨家窑院望了望,正如秃子所说,那人戴着眼镜,在望的时候,眼镜片儿正对着这边,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像个镜子。
“哈哈哈,这叫敲山镇虎,拨草寻蛇,咱们刚一开始搜查,杨作新见躲不住,就想揭瓦了。拿枪来!”保安团长说着,从一个士兵手里,接过步枪。他立在畔上,细细地瞄了一阵。只听“啪”的一声,接着,窑院里传来一阵欢呼声。
“打中了!打中了!”匪兵们喊道。
喊完,他们一窝蜂似的向后庄方向跑去。
随着乱糟糟的脚步声、呐喊声渐渐远去,杨家窑院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蛾子跑过来,捡起裤带,递给母亲。杨干妈接过裤带,一边提裤子,一边往畔上走。她往远处眺了一下,对蛾子说:赶快叫你哥,现在走正是时候!
杨作新揭开石板,从囤子里探身出来。他走到母亲跟前,“扑通”一声跪下来,叫一声:“妈,我欠你的债,该怎么还清。”
杨干妈说:都到了啥时候了,还说这些没有用的话,杨家就你这一条根,到咱手里断了香烟,我们将来见了祖先,也没个交代。她要杨作新快跑,趁敌人往后庄方向跑了,他这时往前庄方向跑,捡一条命要紧。
“那我大呢?”杨作新问。
杨干妈不言传。杨作新顺着母亲的目光,往后庄方向一看,只见黄蜡蜡的山梁上,杨干大一颠一颠,像一只被打伤翅膀的鹰,中了枪子的兔子,正艰难地向山顶攀着。
“不要管你大!你是个孝子,就快跑!”杨干妈说。
杨作新不忍心走。
杨干妈捡起一把扫地的笤帚,来打杨作新,要他快跑。
“大呀!”杨作新叫了一声,扭头要跑。
杨蛾子赶过来,她从家里拿了些馍,放在褡裢里,让哥哥背上。
话分两头,不说杨作新接了褡裢,顺着川道,大步流星地赶路,却说那一群匪兵,追出村子,见前边的那个人,上到山梁上以后,离了道路,径直向山顶奔去。那人明显地受了伤,拖着一条腿跑。一个匪兵要举枪瞄准,保安团长制止住了,说要抓活的。
那人上了山顶,摇晃了两下,便不见了。黄土地上,斑斑点点,一路血迹。匪兵们顺着血迹,追到山顶,站定。只见山上的那边,是一面更为陡峭的山坡,那人顺着山势,一直滚了下去,现在落在了半山腰的一个平台上。匪兵们在山顶,捡到了那副眼镜,眼镜断了一条腿,保安团长觉得这洋玩意还不错,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匪兵们吆喝着,分成几拨,接近了平台上的那个人。只见那人蜷曲在那里,浑身是血,一顶草帽,将头遮得严严实实。围定以后,一个匪兵大着胆子,用枪刺挑了一下草帽。草帽掀开,匪兵们都愣住了,只见那人少说也有五六十岁光景,头上一头灰白头发,缺血的脸皱得像个老核桃,他枯瘦的手,正捂着大腿上那个枪眼,枪眼里大约血已经流完了,现在正冒着血沫子。这哪里是杨作新呀!
秃子认出了这是杨干大。见了这血肉模糊的情景,他害怕了,直往人背后躲,一边躲一边说:上当了!上当了!
保安团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眼前的情景,大约也使他有了些感慨,他没有说话,捡起了帽子,重新给杨干大盖上,然后挥了挥手,命令士兵们回身。
回到杨家院子里,那杨作新早已不知去向,匪兵们于是抓了几只鸡,回去复命了。
临走时,秃子抓住保安团长的衣襟,要那一百块大洋的赏钱。保安团长一挥手,打开了秃子的手,他说:人连个面都没有碰到,还谈什么赏钱,害得弟兄们起五更熬半夜,跑断了两条腿,来抓什么共产党,不寻你秃子的事,就算便宜了你。说着挥了挥手,命团丁们开拔。
秃子眼睁睁地看着一群老虎皮走了,没了辙,他转过身子,对窑院站着的两个女人说,咱们的事情还没完,四十块大洋还得要,你们等着。说完,听到吴儿堡庄子里,已经有了聒噪声,匪兵们一走,乡亲们敢出头了。秃子怕再耽搁下去吃亏,就尾随着保安团跑了。
这时候,乡亲们已经围上来了。杨干妈软成一摊,不能动弹,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抬进了窑里。杨干妈说:别管我,蛾子,快,快领上乡亲们去后山上,寻你大!
后山上有个放羊的,叫“憨憨”。当年,这群村子里伙养的羊,就是杨作新放的。杨作新上学后,放羊铲留给了“憨憨”。“憨憨”的名字叫“憨憨”,实际上人也不憨。这时候,放羊的憨憨见羊围着一样东西,围成一圈,死死不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人,是杨干大,就丢了放羊铲,背起杨干大,翻过山,下了村子。
当天晚上,在杨家正窑里,杨干大说了一夜胡话,天快亮时,断了气。正像那首著名的陕北民歌说的那样:月亮落了还有一口气,太阳出来照尸体。
杨干大糊涂了一夜,临死前却猛然眼神发亮,异样地精明起来。对着守在自己身边的两个女人,他说,他对不起她们,他欠她们的债。他说,他答应过婆姨,那三面接口石窑的事,但是,看来是说下空话了,这事将来得告诉杨作新,让他圈,还有,他说他对不住蛾子,他害了娃娃,他让杨干妈将来告诉杨作新,要他好好地招呼妹妹,踏摸准了,给蛾子物色一户人家。最后,杨干大感慨地说:杨作新虽然不是一个孝子,但他是一个闹世事的人,乱江山的人,杨家人老几辈,还没有这么个成龙变虎的人物,没想到在他手里出了。想到这一点,他很满足。
说完以后,杨干大就双腿一蹬,咽了气。随后,一个女人尖厉的声音,一个女人嘶哑的声音,好像二部合唱,一声接一声,划破了这陕北高原沉沉的夜空。吴儿堡的人们,听到哭声,都知道杨干大死了,老人们噙着眼泪说:他这下好了,不用再受苦了!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之后,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将武装斗争形式,作为以后一段为期不短的时期的头等任务。在陕北地区,亦是如此。遵照上级的指示,革命从合法斗争转入地下,由配合协助国民党巩固政权转为开展独立的武装斗争,以夺取政权为斗争目的。
其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在陕北,就有一支由共产党人控制的队伍。带兵人叫谢子长,安定县枣树坪人,太原兵学院毕业,他在家乡先担任安定县民团团总,继而将这支队伍改变成分,成为一支革命武装。到了一九二七年之后,有个陕北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刘志丹,也回到家乡,拉起武装。刘家是当地的一家富户,刘志丹瞒着父亲,动用家产,置办枪支,招募人员。有一则笑话,说是刘志丹动员他家的两个长工参加红军游击队,两个长工问,参加游击队有什么好处?刘志丹说,欠地主老财的债,就不用还了。原来这两个长工,正是欠了刘家的债,来揽活顶工的。听了刘志丹的话,他们说,那我们欠你家的债,也不用还了?刘志丹回答:那当然!长工听了,于是跟上刘志丹跑了,参加红军游击队去了。气得刘志丹的父亲在家里害了一场病。
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曾称这两位陕北红军领袖人物为现代罗宾汉。
刘谢二位,各领一支队伍,互为犄角,形成了共产党人在陕北的武装割据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在国民党的四面围击下,连遭败绩。于是,他们只好带着中坚分子,利用国民党军队内的各种派系和自己的一些旧关系,四处躲藏,并伺机再树旗帜。一九二九年,两军联合行动,并有陕西境内的其他各路武装力量参加,组织了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左右江起义后,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这就是“渭华暴动”。渭华暴动失败后,两人各带残部,重返陕北,直到一九三○年前后,才各自巩固了一块根据地,并拥有了相当规模的武装。刘志丹领导的这块,叫陕北根据地,首府设在永宁山;谢子长领导的这块,叫陕甘边根据地,首府设在南梁。
当时的陕北民间,是什么样子呢?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二九年,整个北中国赤地千里,连年大旱,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那场至今令人谈而色变的大年馑,民间管这次年馑叫“民国十八年大旱”。贫瘠荒凉的陕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