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梆子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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梆子井- 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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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厂没有轻省活。其实累倒不怕,最怕的就是上夜班。前夜班是半夜下班,后夜班是半夜上班,你想,都是半夜十二点以后,又那么远,一个女人,谁敢保证不出事?我有一次就碰着坏人了。”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厂里就没有想点啥办法?”“厂里半夜倒有车接送,但也不可能把人人都送到家门口,一般都是在固定的地方接送。”“妈,你也不赞成晓梅去了?”“我是不想让去,但不去又有啥办法呢,人家又不可能给咱重分。”“妈,你说得对,人家是不可能给咱重分的,还是让晓梅去吧。”她回头看了看晓梅,眼光中充满了爱怜。“要不,我回家给他说说,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她指的显然是老陈,但我想老陈也不会有办法,况且晓梅现在又跟了我,他才懒得管我们的闲事呢。“妈,你不要对他说,我去哪儿都和他没关系。他是个啥人你还不知道了,只会坏我的事,不会给我办事的。”“那他当初怎么给你办了免下呢?”“妈你糊涂得很,他给我办免下本身就没安好心!再说,他就是不办,我也能免下的。”“那咱可就再没有啥办法了。”“那我就去呗。你能在纺织厂呆几年,我也能行。”“你不怕上夜班?”

我觉得有必要把小舅的话向她们说说。“妈,你知道不,毛主席为啥让这些娃们都上山下乡呢?”“不知道,为啥?”“你看,原先的学生、中学毕业了升高中,高中毕业了升大学,升不上大学也能参加工作。就这,还不满意,还要闹;稍不顺心,就要告状。现在,毛主席让你们都到农村去,看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把农村那苦让你们都吃一吃。然后再让你回城,不管给你个什么工作你都高兴得很,都好好干呢。咋,你经历了,你体验了,你知道城市是天堂,农村是地狱……”“你可不敢说这话,这是反动话!”晓梅的母亲脸色大变,竟然欲堵我的嘴。“这是俺小舅说的。”“不管谁说的,你也不敢说。毛主席咋能让娃们受罪呢,毛主席还不是希望你们好呢。”“毛主席就是希望我们好呢,不然,就都进监狱了。”“怎么会进监狱呢?”于是,我又把大舅的例子举了。谁知晓梅却说:“你大舅是个神经病,说你大舅干什么?”“就是神经病呗,不然怎么会好好地上着学却进了监狱呢。”

事情也就是这样了,晓梅总算同意去纺织厂了,可我的通知书却迟迟不见下来。也许我的工作确实不好分配。章师甚至问我:“会不会是招工办把你忘了,你去问问吧?”这种可能也不是不存在,毕竟社会遗忘过我一段时间。但是今天,既然社会已经关注到了我们这个群体,就不会把我,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轻而易举地忘却。我想,招工办的人非但没有忘却我,也许现在,正望着我的招工表发愁呢?把这个讨厌的家伙究竟分到什么厂子呢?他为什么得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病呢?精神病按说是不分配工作的,可这个病,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此病时好时坏,发作时大喊大叫,喜怒无常;不发作时则如常人一般。”妈的,真是个怪物!象这种病,当然是不能从事高危险的作业了,机床厂、化工厂、木器厂都不能去。看来这个人只能坐办公室了,可这毕竟是招工呀!

以上想的都是比较乐观的一面,悲观地讲——事情总是要往最坏处想的,况且,我也没有那种往最好处努力的条件和能力。根据以往的经验,事情总是在我想象不到的环节中发生的,这不能怪事情,只能怨我把世界想得太美好了。所以现在,我宁愿把事情想得复杂一些,把一些以前不愿想象、甚至压根儿也想象不到的环节,尽可能地考虑进去,只有这样,才符合客观的实际!

于是,就象当年我站在征兵者的立场对我进行自我解剖一样,今天我又站在招工者的角度,对我以及我的去向进行了一番衡量。客观地考虑,没有危险又大量劳动的厂子还是有的,象皮鞋厂、火柴厂,从事的都是一种手工作坊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机器不过是一些原始而简陋的器具,因而劳动强度也就极高。象我这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类似于山顶洞人的人,去这样的厂子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你的智力尚停留在类人猿的阶段,所以你也就应该使用石器。什么阶段的人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这本是符合社会发展史的!哎呀,道理再清楚不过了!难怪舅舅常说,我从事的是一种简单的低下的劳动。烧锅炉,用的是铁锨。切菜用的是菜刀,揉面连菜刀都不用,就是一双手!这样的一个劳动力,只配去那些手工作坊,火柴厂和皮鞋厂在等着你。即使不是他们,其性质也相差无几!毫无疑问,不用想了。

但是,一无所思,一无所想,似乎又并不符合我。由此看来,我还不完全是一个山顶洞人。实际上,我的烦恼多半来自于我的思想太复杂,如果我纯粹是一个大娃子式的人,又何至于有这么多烦心的事呢?但是问题是,你给社会的印象,就是一个大娃子式的人,尽管你自己认为和后者不属于一个层次。就心理过程来说,你比大娃子复杂,甚至要求也比大娃子略高一些,但是其外在表现、却与大娃子无二。无疑,这就是我给世人的印象,也是我的悲哀所在。我如何才能让社会了解我呢,从而把我从大娃子那个群体中区分出来?舅舅常说,“你小舅就可以充当你的榜样,你看你小舅,没上过大学,却当了医生了。”我也觉得,小舅和大娃子虽然是同龄人,却相去甚远。于是,我就决定向他学习,以便向社会证明,我这双手,不仅可以拿铁锨和菜刀,同时也可以拿银针!

可奶奶却说:“他跟大娃子也一样,大娃子寻不下媳妇,他也寻不下媳妇;大娃子把他妈气得得了病,他把我气得也吃不下饭。他跟大娃子一样,都是个害。”“我咋跟大娃子一样了,我咋是个害了?”说着,小舅就进了屋。“你不是个害,人家这个给你说个媳妇你不愿意,那个给你说个媳妇你还不愿意,你倒要寻谁呢?明儿给你弄个七仙女挂到墙上,你就高兴了。”“我的个人问题你就甭管了。”“我不管,你咋长这么大的?你甭说你现在当了大夫了,你就是当再大的官,你的事我还得管!”“我当啥官呢!俺医院现在要发展我入党呢,一政审,又是俺大哥的事!我还没调回来时,药厂就让我写入党申请书呢。前年,清华大学来招生,药厂也推荐我去,都是因为俺大哥的事,最后没弄成,你现在还在这儿说啥呢?”也怪,每次只要小舅一提到大舅,奶奶就不言语了。尤其是当小舅说到大舅对他的影响时,奶奶更是缄口无言,甚至还低垂着头,仿佛揭了她的什么短处似的。而这也成了小舅应对奶奶的一个武器,每当奶奶说到他的不是时他就提起大舅,并且把大舅对他的影响无限夸大,似乎不是大舅他早已当上中央首长了。当然凭着小舅的表现和经历,我想他的入党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他却说:“俺大哥不出来,我这一辈子都甭想翻身,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在人前说不起话!”“你咋了吗,在人前说不起话?”奶奶倒是抬起头来说话了。“我咋也没咋,我十六岁就当了红卫兵,十七岁就下乡,当赤脚医生,给农民扎针。我咋了,我好着呢!但是我在单位就是说不起话,有个啥好事也没我的。”“那你就少说话、多干活。”“妈,你咋不明白吗?”小舅一下冲到了奶奶面前:“这社会你屋里出了个反革命还得了。不光害我,这今后……”他慌乱中竟指了一下我:“都要害呢,一个都跑不了!”实际上,这二年已经宽松得多了,那种无限上纲、株连九族的现象基本不存在了。只要不向党和国家提出什么要求,一般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想入党、想上大学可就不同了,不说查你的三代吧,至少对你的要求比一般人高。也就是说,如果你一无所求,也不是什么前途,那么在这个社会中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但是,“年青人谁不要前途呢。”小舅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也不想窝窝曩曩地活一辈子,都想出人头地呢,但是你屋里有个反革命就啥也甭想。”“你也甭说了,你哥再过几年就出来了。”大舅的刑期是十年,从六八年算起,也确实要不了几年了,但是小舅说:“他出来咋?出来大不了是个劳改释放人员,又不是平反昭雪,顶啥用呢?”“那你说咋办呢?”“就这样子混么,入党上大学都是别人的事,跟我无缘。”小舅说到这里,我把我的前途也想了一下。入党似乎与我也无缘,我也并不感冒,但是上大学却是我的情结,到时候大舅的问题会不会对我也有所影响呢?我一直认为,我没有参上军还是政审出了问题,绝不是什么父母的作风问题。正如二舅所说:“咱这家里事情太多,你爷是资本家就不说了,是历史遗留问题,现在又出来个现行反革命,你说人家不整咱整谁呢?”可这样说来,似乎张风莲和孙喜风整奶奶还有理了?固然爷爷是资本家,大舅是反革命,但是奶奶就应该担当着吗?具体到我本人也很冤枉,我没有参上军,最后弄得免下没有工作,现在倒是要招工了,可我又能去哪里呢?

“你也一样!”小舅突然跑到我的面前说:“你听毛主席的话没错,毛主席让你上山下乡你就上山下乡,你可弄个免下,谁让你弄个免下呢,免下不就是逃避上山下乡么?逃避上山下乡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你还能有啥好下场!”“这屋里有你说的谁呢?”奶奶终于勃然大怒:“你还越说越来了,叫你明儿来你今儿跑来了!你听毛主席的话,你咋说上山下乡不好呢?”我也记着,当初分明是他,向我描述了上山下乡的可怕前景,现在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呢?“我啥时候说上山下乡不好了?我是说上山下乡是让娃们受罪呢。”“受罪不就是不好么?”“受罪咋不好呢?受点罪就不犯错误了,就不象俺大哥,也不象他现在,分个工作还看啥厂呢。”“分工作当然要看啥厂了。不看啥厂,给你分个火葬厂你也去呢?”“我当然去呢,火葬厂也比农村强。”“那你就到火葬厂去,明儿甭回来了!”

小舅走了,我却觉得他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我当初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何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毛主席说上山下乡有必要,那就一定有必要!有没有必要,看看我现在的下场就是了。我不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就不会有什么光明的前途。我逆时代潮流而动,就必然受到时代的惩罚!实际上,前人的例子已经够多了。大舅、舅爷,全是一些不识时务、不听毛主席话的人。所以,我的道路究竟怎么走,从我出娘胎的那一天就已经定了:我必须沿着一条前人走过的、而且是行得通的道路一直走下去。这条道路也许不会是笔直的,但只要前途光明,又何在乎道路的曲折呢?这条道路也许周围满布着沼泽,里面沤烂了一些不识时务者的骸骨,但这条路一定是人走得多了才形成的。既然大家都能走,你又为什么不走呢?不走的人也只能是腐烂的骸骨!所以现在,我必须调正我的步伐,好在我偏离人间正道的程度还不是很大。

通知书还没有下来,我去办事处问了一下。“你问这个干什么?”仍然是那个戴眼镜的干事,他透过厚厚的镜片望着我说:“你放心,不会把我忘了的。就在家里等着,工作下来了就去干。你问招工办干什么,招工办也和我一样,不过起个桥梁作用。”想想也就是这么回事,只不过他介绍的是临时工作,而招工办介绍的是正式工作。看来我是没有必要去招工办了,我总觉得,别人不了解我是缺乏和我沟通。记得当初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个干部也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可是现在,怎么和我说这么多的话呢?但是,“不发作时则如常人。”你现在不过没有犯病而已。看来要让别人了解自己,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一想起他们依据的仅仅是那张医院证明,我仍然有点愤愤不平。不过当初,既然免下办认可了,那么今天,招工办仍将认可下去。他们似乎都没有错,错的只能是我自己!就连舅舅们,也把他们当初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认为是我不愿上山下乡,是我造成了今天的结局,可我当初,不过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呀!我忽然觉得,我被人捉弄到了一种非常可笑的地步,捉弄我的不是舅舅,更不能是奶奶,是谁呢,我也说不清!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公理的,也就是舅舅说的所谓规矩。你当初不愿上山下乡,看着同学们到农村煎熬,你却躲在大城市里、依偎在你奶的膝下。现在,同学们经过三年血与火的磨练终于出来了,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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