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厂没有轻省活。其实累倒不怕，最怕的就是上夜班。前夜班是半夜下班，后夜班是半夜上班，你想，都是半夜十二点以后，又那么远，一个女人，谁敢保证不出事？我有一次就碰着坏人了。”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厂里就没有想点啥办法？”“厂里半夜倒有车接送，但也不可能把人人都送到家门口，一般都是在固定的地方接送。”“妈，你也不赞成晓梅去了？”“我是不想让去，但不去又有啥办法呢，人家又不可能给咱重分。”“妈，你说得对，人家是不可能给咱重分的，还是让晓梅去吧。”她回头看了看晓梅，眼光中充满了爱怜。“要不，我回家给他说说，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她指的显然是老陈，但我想老陈也不会有办法，况且晓梅现在又跟了我，他才懒得管我们的闲事呢。“妈，你不要对他说，我去哪儿都和他没关系。他是个啥人你还不知道了，只会坏我的事，不会给我办事的。”“那他当初怎么给你办了免下呢？”“妈你糊涂得很，他给我办免下本身就没安好心！再说，他就是不办，我也能免下的。”“那咱可就再没有啥办法了。”“那我就去呗。你能在纺织厂呆几年，我也能行。”“你不怕上夜班？”
我觉得有必要把小舅的话向她们说说。“妈，你知道不，毛主席为啥让这些娃们都上山下乡呢？”“不知道，为啥？”“你看，原先的学生、中学毕业了升高中，高中毕业了升大学，升不上大学也能参加工作。就这，还不满意，还要闹；稍不顺心，就要告状。现在，毛主席让你们都到农村去，看看农民是怎么生活的，把农村那苦让你们都吃一吃。然后再让你回城，不管给你个什么工作你都高兴得很，都好好干呢。咋，你经历了，你体验了，你知道城市是天堂，农村是地狱……”“你可不敢说这话，这是反动话！”晓梅的母亲脸色大变，竟然欲堵我的嘴。“这是俺小舅说的。”“不管谁说的，你也不敢说。毛主席咋能让娃们受罪呢，毛主席还不是希望你们好呢。”“毛主席就是希望我们好呢，不然，就都进监狱了。”“怎么会进监狱呢？”于是，我又把大舅的例子举了。谁知晓梅却说：“你大舅是个神经病，说你大舅干什么？”“就是神经病呗，不然怎么会好好地上着学却进了监狱呢。”
事情也就是这样了，晓梅总算同意去纺织厂了，可我的通知书却迟迟不见下来。也许我的工作确实不好分配。章师甚至问我：“会不会是招工办把你忘了，你去问问吧？”这种可能也不是不存在，毕竟社会遗忘过我一段时间。但是今天，既然社会已经关注到了我们这个群体，就不会把我，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轻而易举地忘却。我想，招工办的人非但没有忘却我，也许现在，正望着我的招工表发愁呢？把这个讨厌的家伙究竟分到什么厂子呢？他为什么得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病呢？精神病按说是不分配工作的，可这个病，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此病时好时坏，发作时大喊大叫，喜怒无常；不发作时则如常人一般。”妈的，真是个怪物！象这种病，当然是不能从事高危险的作业了，机床厂、化工厂、木器厂都不能去。看来这个人只能坐办公室了，可这毕竟是招工呀！
以上想的都是比较乐观的一面，悲观地讲——事情总是要往最坏处想的，况且，我也没有那种往最好处努力的条件和能力。根据以往的经验，事情总是在我想象不到的环节中发生的，这不能怪事情，只能怨我把世界想得太美好了。所以现在，我宁愿把事情想得复杂一些，把一些以前不愿想象、甚至压根儿也想象不到的环节，尽可能地考虑进去，只有这样，才符合客观的实际！
于是，就象当年我站在征兵者的立场对我进行自我解剖一样，今天我又站在招工者的角度，对我以及我的去向进行了一番衡量。客观地考虑，没有危险又大量劳动的厂子还是有的，象皮鞋厂、火柴厂，从事的都是一种手工作坊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机器不过是一些原始而简陋的器具，因而劳动强度也就极高。象我这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类似于山顶洞人的人，去这样的厂子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你的智力尚停留在类人猿的阶段，所以你也就应该使用石器。什么阶段的人使用什么样的工具，这本是符合社会发展史的！哎呀，道理再清楚不过了！难怪舅舅常说，我从事的是一种简单的低下的劳动。烧锅炉，用的是铁锨。切菜用的是菜刀，揉面连菜刀都不用，就是一双手！这样的一个劳动力，只配去那些手工作坊，火柴厂和皮鞋厂在等着你。即使不是他们，其性质也相差无几！毫无疑问，不用想了。
但是，一无所思，一无所想，似乎又并不符合我。由此看来，我还不完全是一个山顶洞人。实际上，我的烦恼多半来自于我的思想太复杂，如果我纯粹是一个大娃子式的人，又何至于有这么多烦心的事呢？但是问题是，你给社会的印象，就是一个大娃子式的人，尽管你自己认为和后者不属于一个层次。就心理过程来说，你比大娃子复杂，甚至要求也比大娃子略高一些，但是其外在表现、却与大娃子无二。无疑，这就是我给世人的印象，也是我的悲哀所在。我如何才能让社会了解我呢，从而把我从大娃子那个群体中区分出来？舅舅常说，“你小舅就可以充当你的榜样，你看你小舅，没上过大学，却当了医生了。”我也觉得，小舅和大娃子虽然是同龄人，却相去甚远。于是，我就决定向他学习，以便向社会证明，我这双手，不仅可以拿铁锨和菜刀，同时也可以拿银针！
可奶奶却说：“他跟大娃子也一样，大娃子寻不下媳妇，他也寻不下媳妇；大娃子把他妈气得得了病，他把我气得也吃不下饭。他跟大娃子一样，都是个害。”“我咋跟大娃子一样了，我咋是个害了？”说着，小舅就进了屋。“你不是个害，人家这个给你说个媳妇你不愿意，那个给你说个媳妇你还不愿意，你倒要寻谁呢？明儿给你弄个七仙女挂到墙上，你就高兴了。”“我的个人问题你就甭管了。”“我不管，你咋长这么大的？你甭说你现在当了大夫了，你就是当再大的官，你的事我还得管！”“我当啥官呢！俺医院现在要发展我入党呢，一政审，又是俺大哥的事！我还没调回来时，药厂就让我写入党申请书呢。前年，清华大学来招生，药厂也推荐我去，都是因为俺大哥的事，最后没弄成，你现在还在这儿说啥呢？”也怪，每次只要小舅一提到大舅，奶奶就不言语了。尤其是当小舅说到大舅对他的影响时，奶奶更是缄口无言，甚至还低垂着头，仿佛揭了她的什么短处似的。而这也成了小舅应对奶奶的一个武器，每当奶奶说到他的不是时他就提起大舅，并且把大舅对他的影响无限夸大，似乎不是大舅他早已当上中央首长了。当然凭着小舅的表现和经历，我想他的入党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他却说：“俺大哥不出来，我这一辈子都甭想翻身，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在人前说不起话！”“你咋了吗，在人前说不起话？”奶奶倒是抬起头来说话了。“我咋也没咋，我十六岁就当了红卫兵，十七岁就下乡，当赤脚医生，给农民扎针。我咋了，我好着呢！但是我在单位就是说不起话，有个啥好事也没我的。”“那你就少说话、多干活。”“妈，你咋不明白吗？”小舅一下冲到了奶奶面前：“这社会你屋里出了个反革命还得了。不光害我，这今后……”他慌乱中竟指了一下我：“都要害呢，一个都跑不了！”实际上，这二年已经宽松得多了，那种无限上纲、株连九族的现象基本不存在了。只要不向党和国家提出什么要求，一般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想入党、想上大学可就不同了，不说查你的三代吧，至少对你的要求比一般人高。也就是说，如果你一无所求，也不是什么前途，那么在这个社会中还是可以生存下去的。但是，“年青人谁不要前途呢。”小舅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谁也不想窝窝曩曩地活一辈子，都想出人头地呢，但是你屋里有个反革命就啥也甭想。”“你也甭说了，你哥再过几年就出来了。”大舅的刑期是十年，从六八年算起，也确实要不了几年了，但是小舅说：“他出来咋？出来大不了是个劳改释放人员，又不是平反昭雪，顶啥用呢？”“那你说咋办呢？”“就这样子混么，入党上大学都是别人的事，跟我无缘。”小舅说到这里，我把我的前途也想了一下。入党似乎与我也无缘，我也并不感冒，但是上大学却是我的情结，到时候大舅的问题会不会对我也有所影响呢？我一直认为，我没有参上军还是政审出了问题，绝不是什么父母的作风问题。正如二舅所说：“咱这家里事情太多，你爷是资本家就不说了，是历史遗留问题，现在又出来个现行反革命，你说人家不整咱整谁呢？”可这样说来，似乎张风莲和孙喜风整奶奶还有理了？固然爷爷是资本家，大舅是反革命，但是奶奶就应该担当着吗？具体到我本人也很冤枉，我没有参上军，最后弄得免下没有工作，现在倒是要招工了，可我又能去哪里呢？
“你也一样！”小舅突然跑到我的面前说：“你听毛主席的话没错，毛主席让你上山下乡你就上山下乡，你可弄个免下，谁让你弄个免下呢，免下不就是逃避上山下乡么？逃避上山下乡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你还能有啥好下场！”“这屋里有你说的谁呢？”奶奶终于勃然大怒：“你还越说越来了，叫你明儿来你今儿跑来了！你听毛主席的话，你咋说上山下乡不好呢？”我也记着，当初分明是他，向我描述了上山下乡的可怕前景，现在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呢？“我啥时候说上山下乡不好了？我是说上山下乡是让娃们受罪呢。”“受罪不就是不好么？”“受罪咋不好呢？受点罪就不犯错误了，就不象俺大哥，也不象他现在，分个工作还看啥厂呢。”“分工作当然要看啥厂了。不看啥厂，给你分个火葬厂你也去呢？”“我当然去呢，火葬厂也比农村强。”“那你就到火葬厂去，明儿甭回来了！”
小舅走了，我却觉得他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我当初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何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毛主席说上山下乡有必要，那就一定有必要！有没有必要，看看我现在的下场就是了。我不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就不会有什么光明的前途。我逆时代潮流而动，就必然受到时代的惩罚！实际上，前人的例子已经够多了。大舅、舅爷，全是一些不识时务、不听毛主席话的人。所以，我的道路究竟怎么走，从我出娘胎的那一天就已经定了：我必须沿着一条前人走过的、而且是行得通的道路一直走下去。这条道路也许不会是笔直的，但只要前途光明，又何在乎道路的曲折呢？这条道路也许周围满布着沼泽，里面沤烂了一些不识时务者的骸骨，但这条路一定是人走得多了才形成的。既然大家都能走，你又为什么不走呢？不走的人也只能是腐烂的骸骨！所以现在，我必须调正我的步伐，好在我偏离人间正道的程度还不是很大。
通知书还没有下来，我去办事处问了一下。“你问这个干什么？”仍然是那个戴眼镜的干事，他透过厚厚的镜片望着我说：“你放心，不会把我忘了的。就在家里等着，工作下来了就去干。你问招工办干什么，招工办也和我一样，不过起个桥梁作用。”想想也就是这么回事，只不过他介绍的是临时工作，而招工办介绍的是正式工作。看来我是没有必要去招工办了，我总觉得，别人不了解我是缺乏和我沟通。记得当初到这里来的时候，这个干部也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可是现在，怎么和我说这么多的话呢？但是，“不发作时则如常人。”你现在不过没有犯病而已。看来要让别人了解自己，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一想起他们依据的仅仅是那张医院证明，我仍然有点愤愤不平。不过当初，既然免下办认可了，那么今天，招工办仍将认可下去。他们似乎都没有错，错的只能是我自己！就连舅舅们，也把他们当初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认为是我不愿上山下乡，是我造成了今天的结局，可我当初，不过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呀！我忽然觉得，我被人捉弄到了一种非常可笑的地步，捉弄我的不是舅舅，更不能是奶奶，是谁呢，我也说不清！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公理的，也就是舅舅说的所谓规矩。你当初不愿上山下乡，看着同学们到农村煎熬，你却躲在大城市里、依偎在你奶的膝下。现在，同学们经过三年血与火的磨练终于出来了，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