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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他越鼓吹契丹入侵，宋朝君臣越想与元昊苟和，于是迅速答应元昊种种过份的要求。但显然不是欧阳修所想的，他的想法是这一句，见国有大事，旁采众论，虽有异同，然大抵皆为就和则难，不和则易，不敢自专。
事实主战派很少很少，倒是主和遍地皆是。大抵是假的，他的想法是真的。
总之，他这篇带着浓厚主观想法的进谏，结果却更远离他想要得到的。
然而臣又不知道朝廷是什么意思，急啊，几个宰相在秘密商议，但没人对他说，能不急吗。（我大笑，将他一篇篇美妙的诗文丢在一边，认真分析他的种种行为，是让人感到很搞笑）
朝廷这样做不对的，汉唐故事，大事必须集议，示广大，不能自狭，谋臣思公共，不能自专。但自兵兴以来，常秘大事，不想人知道，可处置乖违，又怎能掩瞒？臣以为莫若采大众之议，收众善之谋，元昊请和一事，使人未至之前，先集百官廷议，必有长策。
赵祯看后摸了大半天脑门子，你直接说是战是和，请朝廷集百官商议不就得了，何必要绕来绕去，带着一些刺儿？
欧阳修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余靖接着上书配合，臣见朝廷每遇契丹使到阙，元昊差人来朝，大臣商量，惟欲秘密，两制两省御史中丞以下，虽名侍从供奉之官，当时皆不能知，及处置既了，就是不便，也无从论列。这样不对的，罗列一大堆理由，要求北敌、西戎之事，系国家安危，侍从谏诤等言官，必须要知道。
似乎有理。
但他们忘记了本身职权，各有使差，各伺其职，不在其职，不谋其政。无论国事或者外**言臣屁事！两府有处理军中大政权利，但无弹劾之权，言臣有弹劾之权，但无处理大政权利，包括外交。
是监督官，专门监督官员的品德，或者政事做得好坏，做完了，有了好坏，这才轮到言臣发话。这才是各伺其职。
这就是争啊，在言臣替言臣权利争，在政臣替政臣权利争，但也不是欧阳修一个人，韩琦在秦凤路替秦凤路争增兵，后来王安石在三使司替三使司争，差一点使三司使比宰相权利还在大。
对于两个小弟的胡搅乱缠，范仲淹没有作声，他与韩琦在着乎另一件事，营田。泾原路营田做得最成功，因为郑朗不以敛财为目标，而定位在增加粮食收成上，第一批营田耕种一年便交给当地百姓，第二批仍在军中。可其他三路都在大量营田，陆续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弊端。因此请罢营田，有人耕种的良田任当地百姓耕种，若是贫疮的耕地，无人耕种，宁肯任其荒废，也不能继续营田，也不能交给军中经营，以免苛剥于民。若原来确实是租田，与营田无关，令依旧额出课税，如原来是远年贫疮逃田，旧税额重，无人请佃，即与减定税额，召人请佃。
确实，营田产生许多不好的纠纷，就是泾原路郑朗从始至终不以谋财为目标，也产生了少量纷争。赵祯听从，罢废。范仲淹又请辞参知政事，愿与韩琦交替行边，主持西方事务。赵祯嘉之，以任中师为河东宣抚使，范仲淹为陕西宣抚使，先移文两路，但将二人留于京师，没有放行。
使者渐至，欧阳修终于进了一封让郑朗感到满意的谏。元昊来人将要来阙，听说管勾使臣须索排比，次第其广，说俗一点，就是将西夏使当成老太爷供奉来着，臣料朝廷想要使其臣服，方许通和，若是如此，必须先挫之，方能抑其骄慢，才能商议。礼数过厚，则认为我怯，知我可欺，议论之间，何由屈服？若果能得其心，议定之后，稍加礼数，亦未为迟。
杨守素嘲笑晏殊，的确晏殊真的只能作作词，做副相可以，做首相会贻误国家大事的。吕夷简外交上也软弱，可他顾着大体，晏殊哪里来的顾大体能力，在他这个软骨头的首相带动下，与西夏谈判出现一系列的失误。甚至后人还将责任往赵祯身上推。
欧阳修接着又上了一篇让郑朗欣赏的奏折，听闻朝廷派殿中丞任领馆招待元昊使一行人。臣认为元昊此事，全无好意不肯称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让他猜中。
但朝廷也不会从，不从待其来人，凡事不可过分。至于礼数厚薄，赐与多少，虽云小事，不足较量，然事体之间，所系者大。兵交之使，来入大国必窥测将相勇怯观念国家强弱。如果看到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测，必内忧斩戮之惧，次者恐遭拘留，使其偶得生归，必以为大幸。则我弱形未露，壮论可持。若自损国威，过加厚礼，先为自弱长彼骄心，使其知我可欺，更难搭成议和。想成就其事必须以镇重为先，况其议未成，便自损事体。前次元昊来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持之。今来渐盛，遂差朝士，若其后来更盛，则必须派近侍也。是彼转自强，我转自弱。再看看邵良佐到了西夏是什么待遇？仅免遭屈辱罢了。
两份奏折说得颇有道理，但朝廷竟然不从。
考虑良多，国家是禁不起折腾，唯恐议和不成，可西夏又能禁得起折腾？
余靖也上奏，朝廷待西夏可谓不厚，可来使口出形同割地之词，轻侮中国，甚于前时。朝廷待之，当减于从勖，始合事体。若惩意令买过于契丹之使，契丹使复来，不知复以何礼待之？
上奏不报。
不但不报，两府厌兵，包括章得象与晏殊在内，诸多大佬居然想同意元昊种种贪婪的要求。
韩琦忍无可忍，对质于前，晏殊说道：“众议已同，只有韩琦一个人不同意。”
赵祯目祝韩琦，韩琦多说不便，赵祯说：“更审议之。”
及到中书，韩琦持不可益坚，晏殊很不高兴的站起来，颇有些想威胁的味道。
郑朗急匆匆地往回赶，一路与韩琦保持着联系，看到此处，恨不能用板砖将晏殊拍死。
你与韩琦瞪眼算什么本事，有神与西夏使者瞪眼去。
对晏殊失望之极。
韩琦退，复上书说，西界派人议和，其患有三，朝廷曾达意于契丹，欲令元昊纳款，答书云，梁适口陈夏台之事，已差右金吾卫上将军耶律敌烈、彰武军节度使王惟吉，庸诏谕元昊令息兵。况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国主，仍许自置官属，至元昊亦容袭爵。自来遣人进奉，每辞见燕会，并升姿于矮殿。今两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请罪，其封册礼待，亦宜一如北朝。
臣观邵良佐于贼中语录，乃说贼言朝廷议和，必往问契丹。元昊贼先派人至保安军，言朝廷派梁谏议往契丹令本国议和，北朝亦派使差本国，故派贺从勖持书而盟。但元昊贼与良佐语，反而又不承认，又所求称号，与契丹书中事体相违。
这是一笔烂账，原先与契丹并无干连，先是庞籍勾引李文贵，李文贵回去后，元昊兵败受困，国内形势紧张，于是一拍即合，双方才正式议和。因为主掌东府的晏殊一直很软弱，让元昊轻视，又产生非份之想，于是凭空增加无数事端。否则这次便能议和早就成功了。
人太软是不行的，会有很多很多人欺负。
国家太软更加不行的，会有很多很多国家欺负。
庞籍在这件事上做得也不大光彩。
韩琦继续说了三患，契丹之意是让元昊共事二主，若朝廷且务休兵，许其不臣，契丹闻之，必然索名份，最起码一点，你们宋朝没本事谈好，让我们替你谈。一让，契丹一怒之下，会因此为名，再毁誓约，此一患也。即便毁了约，都不能怪人家契丹，这是盟约的条件之一。
可是事到如今，若依西夏与契丹的关系，只许册为国主，略增良佐所许岁遗之数，来人带诏而回，恐贼未副所望，谓朝廷与之绝，一怒兴兵，契丹也误会我们阻止西夏友好之意，缘此生意，于是再有一患。
若使人带诏，谕以封册之礼不可异于北朝，但为使元昊贼满足，厚增良佐所许之数，贼既从命，则契丹以为他们的功劳，派使来贺，或过自尊大或频有要求，久则难从，又会有患。请朝廷令中书与枢密院再三论难，不要匆匆忙忙的决定使朝廷得大体，契丹无争端，才能正式议和。
韩琦看得比较清醒，幸好契丹与西夏交战，契丹又战败了，不然这次在晏殊主持下乌七八糟的议和，会产生许多弊端。
蔡襄言，元昊始以兀卒之号为请，及邵良佐还，更号为吾祖，足见羌贼悖慢之意，吾祖犹言我翁也，今纵使元昊称臣，而上书于朝廷自称吾祖，朝廷赐之诏书，亦称吾祖，是何等语？
对这个吾祖郑朗一直很怀疑，在西夏语中，它的含义是青天子。
为什么元昊非要选择这个青天子，而不是红天子，朱天子，黄天子或者白天子，须知党项人本身是尚白的。到了这时，元昊正式将兀卒升级为吾祖，郑朗才终于明白，之所以改名为嵬名吾祖，是纯粹恶心宋朝的。
我做了你的儿子，可你做了我的孙子，算来算去，元昊还划算了一个辈份。
朝廷也有人明白过来，余靖上书道，元昊派吕尼如定幸舍等来，已于紫宸殿朝见，窍以为元昊上书有吾祖之称，臣朝夕思之，此乃西贼侮玩朝廷之举。古域外称单于、可汗之类，皆中外共知，元昊无故创此名目，且彼称陛下为父，却让陛下呼为我祖，此非侮玩为何？贼又言九州十三县是其故土，况且灵盐绥宥，其实都是国家旧地，若辨封域，请西夏归还国家。
这个吾祖也让欧阳修伤心，贼称吾祖，闻朝廷不许之，可今听朝议风闻，议却未定，不知虚实，深切担忧。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谓翁也。匹夫臣庶尚不肯呼人为父，若许此号，今后诏书须呼吾祖，是使朝廷呼蕃贼爷爷，不知何人敢开口？
又说，和若许贼不称臣，则虑契丹别索中国名分，此诚大患。使贼肯称臣，则契丹有邀功责报之惠，臣与不臣，皆有后害。如不得己，则臣而通好，犹胜不臣。然后患不免也，所以有识之士、忧国之人，不愿急和。
在这里，欧阳修余靖韩琦蔡襄语气渐渐相同，也说明他们私下通过气。继续说，不羞屈志，急欲求和者有五，一不忠于陛下者急和，二无识之人欲急和，三奸邪之人欲急和，四疲兵懦将欲急和，五陕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来，在边鄙都劳于戎事，庙堂者劳于斡运，想陛下屈节就和，而自己目平安逸，他时后患，任陛下担当。
矛头对准了晏殊，可他官位小，没有敢直说。
韩琦先上七事。清政本，枢密院本兵之地，臣在枢密院所主多苛碎纤末之务，中书公事虽不预闻，恐怕也仿佛，应当让微琐悉归有司，只专论大事，使得从容谋议。念边，政府循旧例，才午即出，稍留恐疑众，退朝食罢，匆签书而支，何来时间议及疆事。都堂应延一时，以专论边。擢贤才，承平以来，用人以叙迁之法，故遗才甚多，两府求一武臣代郭承佑，累日不能得。宜仿祖宗旧制，于文武臣中选不能拨之，先试其能，看看能否能担当委用，用之正式叙迁，不能用者则退。备河北，与北通好三十几年，武备悉废，慢书之至，骚然蜞知所为。宜选转运使二人，密授经略，责以岁月，使营守御之备，则我能待之有素。固河东，昊贼陷丰州，掠河外属户殆尽，麟府孤绝，宜责本道帅度险要，建城堡，省转饷，为持久之计。
前五条都是不错的，包括备河北，虽说契丹没有敌意，但也要防备，有备则无敌意，无备难免会生觊觎之心。但从第六条便出现误差，收民心，祖宗置内藏库，乃备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财充己欲，用兵以来，财用匮竭，宜稍出金帛以佐边用，民力可宽而众心安。自此起，韩琦与范仲淹的裂隙已经隐然产生。
国库空了，虽再库归三使司统管，东府也知道一些。他上书时未与范仲淹通气，所以才有了第六条。那来的财帛大佐边用？
第七条失误更大，营洛邑，这是为范仲淹声张的，帝都无城隍之固以备非常，议举葺则张皇劳民，不如阴葺洛都为游幸之所，岁运太仓羡余之杰，以实其廪，则皇居壮矣。万一开封被攻破了呢？
可开封失守，还指望洛阳能守得住？
奇怪来哉，吕夷简就早为此事做过辨论，不知道为什么韩琦又将它翻出来。
接着又陈八事，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抑侥幸，进能吏，退不才，去冗食，谨官路，又说，然数事之举，谤必随之。愿委信辅臣，听其措置，虽有怨谤，断在不疑。则纲纪渐振而太平可期，二敌岂足为国之患哉！
已经更接近于庆历新政的种种变法。
有的想法还是不错的，但不当说类似的则纲纪渐振而太平可期，或者一年不到，国家大治便会来临。想要一个国家好，那有那么快？就是贞观之治，文景之治，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十几年的时间，开元盛世时间更长，直到天宝初年，唐朝政治武功才达到巅峰。全部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