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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庆堂的话让他们沉浸在旧事中，忽然谭央开口，“大哥，若不是因为你，我恐怕连高小也读不下来，再后来的中学大学也是念不起的，就是我现在能做随行翻译，也是要你找人帮我补习德文的结果。多亏了你，若没有你，若不能遇见你，便没有今日的我。”毕庆堂听了谭央的话，目光从她脸上缓缓移开，幽幽的说，“我们有我们的渊源，是会遇到的，也多亏了你，不然我还在铤而走险的做商会买卖呢，也鼓捣不起这么大的生意。”
十二月中旬，赛德勒先生回国，谭央和毕庆堂的生活又归回到原来的轨迹中，只是一九三三年的元旦，几年来音信全无的徐治中来了一封信，信上说他黄埔军校毕业后被送到美国西点军校学习了一年，如今在南京供职，改日回上海来府上拜望。
信读完，谭央抬头看着毕庆堂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笑，有什么好笑的？喝了洋墨水罢了，当官的、当兵的，外面威风，可这上海滩还是我毕庆堂的天下。”
寒假结束了，没看见徐治中，倒是从德国来了封信。谭央读了信后，低头不语。陪女儿玩的毕庆堂看谭央半天没动静，就问，“那洋和尚说什么？”“他感谢我在上海时对他的帮助。”“嗯，这人倒是讲究嘛。”谭央低下头将信沿原来的痕迹折好，放回信封，思量良久才小心翼翼的开腔，“他还说，欢迎我去海德堡医学院继续深造，他给我争取到了一个读硕士的机会，带奖学金的，好像他争取这个，很不容易。”
毕庆堂将女儿放到地上，不屑一顾的说，“他以为谁都稀罕去那么老远读书啊？他白费那个劲，你又不会去。”听谭央没有搭腔，毕庆堂又追了一句，“你说是不是？”谭央微微叹了口气，“哎，没办法。”毕庆堂闻言豁的转过身，面色严肃的高声反问，“怎么？难不成你还想去？”谭央掷气似的一语不，立时，屋里气氛一滞，夫妻俩就有了针锋相对的架势。
早春的正午，户外的阳光透过客厅里落地的玻璃窗照进来，上海滩的春天被尘嚣与绵雨瓜分着，余下的晴朗是酝酿后的产物，既不直莽也不敷衍。言覃拖着一个粉纱裙的洋娃娃在厚厚的地毯上连蹦带跳的走着，春日的光照在言覃白生生的脸上，粉嘟嘟的，小姑娘眯着眼睛笑着，露出小虎牙，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簇新憨顽。谭央看着女儿，面色舒缓了许多，走了两步，蹲下身抱起言覃转身上了楼。
这之后，夫妻俩闹了两天别扭，接着，毕庆堂买了一条珍珠项链送给谭央，谭央说自己一直想买一条这样的项链配衣服，道了谢，戴上后毕庆堂连声称赞好看。于是，夫妇二人又和好如初了。
其实，谭央并不真的需要那么一件饰，毕庆堂也明白那玩意对不上谭央的心思，可这就是他们夫妇的相处之道。他明白，做男人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她明白，做女人什么情况下该怎么回应。居家过日子，哪有夫妻不吵架的，只不过情是真的，他们又在乎彼此，懂得珍惜，所以分歧争吵也不伤感情。但是自此，谁都没再提出国留学的事。
不过，谭央就此有了心事，日子一天天的过，眼看这个学期结束谭央就医学院毕业了，她常常失神，心情也渐渐的烦乱起来。一天，毕庆堂忙生意，回家略晚了些，在女儿的房间，他看见哄孩子睡着后的谭央躺在女儿身边，手里拿着那封赛德勒先生的信，一脸的落寞迷惘。他就此明晰了，她是真的想去那个遥远的国度了。自娶她之后，毕庆堂是尽己所能事事叫她顺心遂意，如今有一桩她不能如愿，他便有了愧疚的感觉。
那个周末，毕庆堂带着谭央去汇中饭店吃西餐。铺着格子台布的方桌，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侍者将牛排端了上来，毕庆堂便把烟在烟灰缸捻了捻，熄灭了。他看似无心的说，“十年前，咱们第一次出来吃饭，就是在这里吧？”谭央笑着点头，拿起叉子在牛排上轻轻划着，有点儿难为情的说，“十年了，我还是切不好牛排”。毕庆堂笑，也没搭话，拿起刀叉切起了牛排。
“小妹，记得当时我和你说过什么吗？”抽冷子，毕庆堂问了一句。谭央眸子一亮，看着若无其事切牛排的毕庆堂，眼神继而又黯淡了下来，有些敷衍的回答，“你说要给我买好看的衣服。”毕庆堂哈哈一笑，将切好的那盘牛排放到了谭央的面前，“看看你什么记性啊？我不是说，要是你书读得好，我就送你出去留洋吗？你还说你才没那么野呢！我看你啊，可是说话不算数喽。”谭央听罢，眨了眨眼，不忿的说，“明明是你说话不算数，你最无赖了！”说完后，两个人都笑了。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在车里，毕庆堂问谭央，“若我不让你出去留学，你还会去吗？”谭央想了半天，面色凝重的摇了摇头。“不去会怎样？”谭央看向车窗外，有些吃力的回答，“遗憾，很大的遗憾吧。”“人生一辈子，遗憾的事很多，再添一桩，可以吗？”毕庆堂很诚恳的问。谭央转回头，看着毕庆堂，顿时委屈得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她微微点头，泪珠因此溢了出来，一粒接一粒的往下掉。毕庆堂伸出手，紧紧地将她搂住，动情道，“小妹，我们的人生那么多的遗憾，我们本就承担不来，我又何忍再为你多添一件呢？”
、43。（41）留洋
西元一九三三年，谭央开始办理出国赴德留学的事宜，一切办的差不多的时候已经是上海五月的初夏了。毕庆堂在杭州又开了一家百货公司，上海近郊的缫丝厂也在规划中，毕庆堂做生意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他笑着对谭央说，现在他毕某人是诸事顺意，唯独太太要跑到外国去了。
晚上，毕庆堂将上完劲儿的坤表放到谭央的枕下，“打算什么时候走？”“下周吧，想买下周的船票。”毕庆堂皱着眉嘀咕，“这么快啊？”谭央笑着挽着毕庆堂的手道，“早去早回嘛，在海德堡医学院读研究生要两年零三个月，学得好的能提前毕业。”毕庆堂点头，“好，我给你买船票。”
关上灯躺在床上，毕庆堂忽然开口问，“小妹，去德国读书，寒暑假回来吧。”“假期可能就三十来天，除去来回的路程，在家也就能呆一个来礼拜啊，也太折腾了，”谭央很为难的回答。毕庆堂清了清喉咙，一本正经的说，“嗯，那么我改主意了，你不许去德国了。”谭央听罢，便笑着说，“好，我回来，寒暑假都回来，大哥你不要改主意了。”半晌，毕庆堂伸手放到谭央的肩上，淡淡的说，“做夫妇的是不能总不见面的，小妹，你就辛苦些吧。”谭央在毕庆堂怀中，轻声说，“答应我出去留洋，真正辛苦的是你，大哥。”
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临行前谭央反倒是情怯起来，闲在家里的谭央为毕庆堂打了件栗色鸡心领的羊毛衫。黄昏从公司回来，毕庆堂试毛衣试得一身的汗，埋怨谭央，“你是怎么想的，大热的天给我打毛衣？”谭央坐在沙上将羊毛衫小心的叠好，“我下次回来就是寒假了，你能穿的到，”顿一顿，她又说，“等你穿到这件毛衣的时候，我就该回来了，大哥。”毕庆堂坐到谭央的对面，“小妹啊，船票买好了，放到钱包里几天，一直都没想起来给你。”说着，毕庆堂将钱包里的船票掏出来递给谭央。
“咦？怎么是两张？”毕庆堂凝视着一脸不解的谭央，微微一笑，“我送你去！”说罢他从烟匣子里拿出烟来，还没来得及点，冷不防，谭央扑过来搂着他，开心的笑，“你能去，真好。”毕庆堂敲着她的额头埋怨，“舍不得？舍不得还要野到德国去？起先只买了一张船票，不愿意拿给你，今天中午又补了一张，这才拿出来。”
离开上海的那天早晨，清晨起床，车在门口等着，下人把东西搬到了车上，临走前谭央说要再看看女儿却被毕庆堂拦住了，“不要看了，看了也是要走的，看了舍不得反而难过。”
坐在车上，谭央忍着眼泪，憋着鼻头通红，毕庆堂就宽慰道，“不是决定了吗？那就痛痛快快、全力以赴的去做，人的一辈子想做成点儿什么，是要这样的。我带囡囡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好好学，争取早些学完回来才是正理，回来后多陪陪我和孩子就行了。”
一个好的丈夫，真正的佳偶，纵是优秀也不是初识便劈面而来、奔来眼底的卓越不凡，智慧渗透到生活中，不经意间你可以获得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十年二十年后你也是不一样的人了。其实，说女人的婚姻是投胎，这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更是精神上的。
海上一路颠簸，到德国海德堡正是盛夏，由于记挂着家中的女儿和上海的生意，毕庆堂帮谭央在学校安顿好就急着回国了。上船前一天晚上，赛德勒先生在他的家中招待了谭央和毕庆堂，儿子在法兰克福当兵，家中就他们老夫妻俩，夫妻二人很好客，油炸土豆配以洋葱、熏肉和青鱼，异域的家常美味。经常在上海的租界办事，毕庆堂倒是擅于和外国人打交道，更何况还有现成的翻译谭央在身边。
毕庆堂和赛德勒先生多喝了点儿酒，乘兴而归，由于离他们住的旅馆并不远，他们索性就走回去了。晚上，雨后的海德堡凉爽宜人，这不是一个喧闹繁华的城市，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湿漉漉的街道，地面的石缝里藏着积雨和青苔，谭央挽着毕庆堂的手走在街上，街边的灯照在他们身上，昏黄而安宁，街边人家的小园中种着白色的矢车菊，飘着浅浅的香。
偶尔有几个从啤酒馆喝完酒回家的德国男人从他们的身边擦肩而过，很浓的酒气搀在体味里，谭央不禁皱了皱眉。毕庆堂对她说，“你晚上不要一个人出来，路上统共没几个人，又偏偏都是酒鬼。”谭央点头，“我知道，不上课的话，我就在宿舍里看书学习。”毕庆堂笑着说，“只要安全上没问题，我还是放心你一个人在外面的。”谭央听出他话里的潜台词，故意不搭腔，只是笑。
毕庆堂见她不说话，就又问，“小妹，其实我一直都想不通，你出来留洋，你就这么放心我，你不怕再回上海就现我大公馆小公馆、七姨太八姨太的都找全了？”谭央放缓脚步，想了想才说，“你要真有那个心，别说我在德国，就算我天天守在你跟前，瞪大眼睛防贼一样的防着也一样看不住，还是要看大哥你想过怎样的生活了。至于放心不放心，根由不在我这儿，在你那儿。”毕庆堂微微一笑，点点头，“嗯，有那么点儿道理。”
毕庆堂走后，谭央就跟着赛德勒学医，她极有韧性、舍得花力气，人又不笨，一心铺在学问上的大学者们最喜欢这样的后辈了，于是，赛德勒先生倾己所能提携指点，谭央的学医之路也就异常的宽阔了。
海德堡是傍水而建的城市，内卡河在此汇入莱茵河，风景优美，气候宜人，澄净如宝石一般的碧蓝天空，安宁又干净的异国小城，每天早起读书的谭央，打开窗就能看见河畔山上狭长的海德堡城堡，红褐色的砂岩建筑依傍着碧水蓝天，流云朵朵，那是油画布上的景致，人在画中徜徉。
由于思亲心切，再加上谭央在医院和学校里学习的辛苦，她比在国内时瘦了一些，从国内带来的旗袍也都不怎么合身了。赛德勒太太带她在裁缝那里做了几件女式洋装，除了婚礼上那套婚纱，谭央再没有穿过西式的裙子，自己看着自己都觉得新奇，于是在相馆照了张照片邮回上海，没想到毕庆堂拿到照片没有品评她的新式衣服打扮，倒是来电报说看她的照片人瘦了，要多吃些东西才好。远隔千山万水，捏着这份电报谭央将自己偷偷关在屋里直抹眼泪。
除了在图书馆读书和在医院实习以外，谭央最常做的就是往上海写信。夜阑人静，图书馆里人少了，一杯用于提神的咖啡放在手边，厚厚的医学书籍挪到一旁，谭央摊开纸便开始写家信，写上七八张都不觉得多，对着信纸就好像对着丈夫女儿一样，说不完的话，在异国的见闻，新近的想法，叮嘱他们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常常是一封信十来页，到学校旁的邮局邮时总因为过重而多付邮资。
当然，对于这样一封封的家书，毕庆堂的反应每每令谭央哭笑不得。刚开始他也回信，他不是擅于通过文字来表达感情的人，雪白的纸，大大的字勉勉强强写满一页，还都是言之无物。这样的男人，行动力强，不爱拖沓，让他说情话、诉相思，用嘴用行动要比用纸笔容易得多。
于是常常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