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修爵等粤军残部，然后折向严州地区（即今之淳安、建德地区）截断龙游、兰溪地区孙军主力的退路，而后部队自严州地区南下，从后方向龙游兰溪包抄过来。
就在浙江战局曙光初露时，北伐军的策反再立新功，在安徽的陈调元第六师暗中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此举消除了白崇禧侧翼威胁，使其能全力以赴进攻孟昭月。
免除了侧翼威胁的白崇禧在龙游地区与孟昭月展开决战。此战双方均全力以赴。孟昭月湖镇以东的张峰建立主阵地，利用当地修筑地防洪大堤构筑防御工事。
白崇禧兵分三路，采用围三阙一的方式向孙军发起进攻。此役卫立煌脱颖而出，他率部血战张峰，从中央突破孟昭月防线。迫使孙军全线溃退。
龙游大捷。彻底扭转浙西战局，北伐军士气大振。连夜追击，如入无人之境，在桐庐再败孟昭月，随后直下杭州。
前方捷报连传，后方的迁都之争也到了尾声。
鉴于南昌武汉之间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武汉方面坚决要求迁都武汉，并设立联席会议行使最高决定权；蒋介石则把火力对准鲍罗廷，要求驱逐鲍罗廷；鲍罗廷则小心翼翼的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左派召开联席会议，另一方面又试图避免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为了调解双方矛盾，也为了查明蒋介石的态度，共产国际派维辛斯基到九江与蒋介石面谈。蒋介石明确告诉维辛斯基，国民政府可以迁往武汉，不过鲍罗廷必须离开。二月初在南昌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作出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往武汉，同时电告共产国际，希望其能主动召回鲍罗廷。
很显然这时一桩政治交易，蒋介石以同意迁都武汉为条件，换取与会代表同意撤换鲍罗廷。
蒋介石的权势让徐谦、孙科、邓演达等人更感不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联名提出尽快召开三中全会。
早在去年底强度之争刚开始徐谦等就提出召开三中全会来解决两地争端，当时被蒋介石拒绝了，现在重提旧事，得到大部分代表的拥护。于是在政治会议上通过了三月初在武汉召开三中全会的议案。
二月底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陆续抵达武汉，但南昌地代表却毫无动静，蒋介石、谭延恺、张静江、陈立夫、陈果夫等人呆在南昌毫无动静。国民党内部裂痕更大了。
邓演达、董B武等等人在报上连篇累赘揭露蒋介石企图以军权凌驾党权，要求一切权力收归中央。二月底，攻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张静江，武汉举行的国民党员大会上。徐谦进一步提出将**结合进国民党中央，要求张静江辞职，此举得到参加会议的党员地支持。
三月七日谭延恺、何香凝、陈果夫、李烈均等南昌方面的代表陆续来到武汉，但蒋介石和张静江却没有到，蒋介石希望三中全会推辞到十二号召开，但这个要求在预备会上遭到邓演达、徐谦、孙科、恽代英、毛Z东等人的坚决反对，于是三月十日三中全会正式召开，李烈均当场提出抗议。认为这么重要的会议，却没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参加是不正常的，也是不能接受地。说完之后李烈均当场退场；第二天陈果夫也离开武汉，不辞而别。
李烈均返回南昌后把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愤怒之极。他断定武汉方面已经完全落入鲍罗廷之手，落入**之手。
就在三中全会还在召开之际，蒋介石开始采取行动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枪杀，倾向武汉的南昌市党部被军队捣毁，随后九江党部也被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人捣毁，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人在江西各地纷纷夺权。
但蒋介石此刻还是没有公开清党，原因是他拿不准军队的态度，他地嫡系第一军长期受国共合作地教育，共C党在军中的影响始终存在，另外李宗仁、朱培德等人地态度也晦暗不明。因此他在公开场合依然表示听从武汉的命令，表示军队保持中立。
武汉方面并没有被蒋介石迷惑，三中全会解除了蒋介石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外的其他职务。但蒋介石没有到会的后果却影响很多人。陈铭枢也赞同李烈均的态度，而且作为武汉卫戍司令，对武汉的工运非常不满，他试图说服谭延恺反对武汉，遭到拒绝。
谭延恺本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在会议过程中他转变了态度。谭延恺不但拒绝了，而且为了防范他采取激烈举动还秘密抽调三十五军何健部返回武汉。
三十五军地调防当然瞒不过陈铭枢，他随即将部队交给副军长蒋光鼐，自己却到南昌，公开站到蒋介石一边。
随后李宗仁在武汉也公开表态了。不过他很滑头，既不公开反蒋也不公开反对武汉，只是反复强调国民党的团结，不能重蹈太平军的覆辙，而应以和平方式处理。而且重申蒋介石对国民革命是有功的。是有巨大贡献的，因此不同意撤销其总司令的职务。相反建议武汉方面退让一步。但他不知道的是，武汉方面已经决定在必要时逮捕蒋介石，命令以密令的方式交给了程潜，由他相机执行。
当然谁都也没这么天真，以为仅凭一纸命令就可以解除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要向解除他的职务就必须分化他地部军队，首先是第一军。
庄继华千方百计想躲开的东西，随着邓演达的到来，他不得不正面面对了。爬…书…网－文字首发站，注册会员就能下载
第四十八节 伤怀（二）
“蒋介石要背叛革命，要当新军阀，”庄继华的挡驾可以挡住别人，但挡不住邓演达，他进门后开口就直奔主题：“文革，你应该站出来，号召黄埔同学反对他。”
庄继华浑身直冒冷汗，邓演达的要求直接把他逼到死角上了，他关门闭户的目的就是想把自己藏起来，等伤一好就远走高飞，可事情就这么怪，心里越急伤好得越慢，到现在他还只能勉强下地，走上几步。
“老师你看我这个样子能做什么？”庄继华苦笑着推托，心里却打定主意准备耍赖。
“你还有一双手，还可以写，写一篇文章，号召黄埔同学坚持革命，打倒新军阀。”邓演达直接提出要求。
庄继华心里有些生气，老大你还是想拿我当枪使呀，这可不行。他眉头皱成一个川字，冷静的斟酌道：“让我这个学生去反对老师，这首先就站不住脚，这是其一；其二，校长的总司令职务还没有撤，理论上我还是他的部下，让部下反对上级，这违犯了国民革命军的军纪，也违犯了革命纪律；有这两点，我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适的。”
庄继华认为他的理由不是勉强而是充足，蒋介石没有与武汉彻底决裂，只要他还是总司令，我就不能写这样的文章。
但邓演达却不认同：“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已经非常明显了，在江西，他指使其党徒捣毁党部，杀害工会领导人，这不是背叛是什么？文革，你不能以师生之私谊，而忘记革命的大局！”
庄继华沉默了，邓演达的话拨动了他心中的根弦，蒋介石动刀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历史将按照原来的轨迹运动，他以前煞费苦心的做得种种谋划，全部落空。
空气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了。
想到这些庄继华地情绪突然变得十分烦躁：“邓主任，我就不明白，事情为什么发展到如此地步，你们要削权。为什么不能等等呢？等北伐成功后再…。，难道不行吗？”
“当然不行，那时候，蒋介石的势力就更加强大了。”邓演达毫不犹豫的说，实际上他的担心几乎是武汉国共两党的普遍担心，北伐完成，担任总司令的蒋介石声望必然高涨到一个无人能及地地步，必然让更多的人投靠他。再加上蒋必然大量提拔亲信，到那时，他的力量将无人可以制约。
“哼，”庄继华鼻孔里重重喷出一股粗气：“战争年代，军功自然高于和平年代，这在各国都有，美国的华盛顿、格兰特。都是靠军功当上总统的，这很正常，相反，我认为战争胜负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就想着削权，这不正常。”听到庄继华为蒋介石辩解的话，邓演达很是生气，他大声说：“你还在为他辩解，你受了伤，难道脑子也变糊涂了？自从3。2（即中山舰事件）以来。他那一步不是在破坏国共合作，整理党务案，要求**员退出一军，不准罢工，到处攻击两湖农运，攻击武汉工运，与西山会议派的腔调一模一样。”
“对于限制工运和农运我是赞成地，当初国民政府通过了保护私有财产法案，为什么现在各地大量存在随意抄家，随意没收私人财产的情况。这种明显违反国民政府的法律的行为，为什么没有得到制止？”庄继华反问道。
“这时革命初期的幼稚病，”邓演达的口气与蒋先云一模一样：“这种幼稚病是可以接受的，也是革命必须付出地代价，只要群众发动起来。革命成功了。一切就会走上正轨。”
邓演达知道庄继华是这部法律的推动者，这个理由不可能说服他。因此又换了一个口气说：“文革，这种幼稚病应该很快就可以消除了，**和鲍罗廷也认识到两湖农运和工运中的不正常现象，他们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事情了。”
“外面天天罢工，”窗外又传来整整口号声，这种口号声每天都能听见，庄继华已经很习惯了，一天听不见还有些不习惯：“前几天医院工会也组织罢工，要求提供工钱，我听他们说工钱最低都要提高到八十大洋，恐怕宋部长现在会非常头疼吧。”
庄继华的语气中包含着一丝嘲讽，当初他听到这个要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普通护士的薪水要涨到八十大洋，要知道一个士兵的薪水也才十二块大洋，他这个将级军官一个月也才一百多大洋，一块银元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二十一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
邓演达没想到庄继华突然为宋子文操心起来，转念一想他就明白了，庄继华这还是在抱怨。
“你不用替他操心了，这人也是个软骨头，原来还信誓旦旦的支持工农，现在口气也变了，说什么罢工导致财政困难，收不上税什么地，完全被吓住了。”邓演达轻蔑的说，他还没意识到话题已经庄继华扭转了，不再是写文章的什么的了。
“宋部长当然要操心了，前线几十万军队发不出军饷来可是要引起哗变的，就说这医院，要是护士医生领不到工钱，他们一撂挑子，我们还不得等死呀。”庄继华的话暗藏责备，邓演达自然也听出来了，他禁不住重新打量起庄继华来。
当年云桥那个略微有些冒失的小伙子，黄埔军校里那个有些顽皮，爱说笑话的青年，现在已经成熟起来了，开始敢于反驳他这个当初的老师了。
他高估了庄继华，反驳他是不得已而为之。
庄继华知道他的文章不会有丝毫用处，支持蒋介石地军队是不可能因为武汉方面的一纸命令就转向，一军中的黄埔同学也不会因为他的态度而转变，就像蒋先云不会放弃**一样，胡宗南他们也不会放弃三民主义。这样的文章写了只有一个结果，斩断他地一条路。
“文革，革命是条艰难地道路，中国社会必须经过大动荡。大震动，才能重新焕发青春，国家才能重建，民族才能获得新生。”邓演达的话包含着深厚地感情，他站起来，望着窗外的天空。包含深情的说。
“我们的人民是如此勤劳，是如此善良，可我们地国家却是如此贫弱，任何人都可以欺负她，国家危急，民族危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度的不合理，要打破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打倒帝国主义。完成革命，只有把工农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否则我们的革命只能是一场空谈。”
邓演达在各种场合宣扬他的理论，却很少有人接受，他的理论介于两党之间，国民党认为太倾向共C党，共C党认为这是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但他却依然坚持。庄继华没有打断邓演达地话，选择充当了一个安静的倾听者的角色，他知道一旦在这个话题上展开，没有几个小时是不可能结束的。更重要的是明知对方不会改变观点，同时又不会获得成功，谈下去还有意思吗？有那个必要吗？
邓演达滔滔不绝的讲了几分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心中非常失望：“看来你还是要投靠他。”
庄继华沉重地说：“老师，对不起。在我看来，这是利益之争，校长有错，武汉方面的同志也不是完全正确，学生位卑言轻，不想介入这类争端。”
庄继华说这话的时候心如绞痛，可他却不能不这样说，否则后果是什么，他完全无法预知。
“我没有这样的学生，”邓演达冷冷的说：“我的学生应该是革命战士。而不是向权势投降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