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当王爷- 第24部分

文献销毁的具体情况如何，他也没有说。阅读这些报道，使我想起好几年前读到过的一些资料，似乎与孟席斯的研究有些关系。我凭印象翻检书籍，找到了几则。这几则史料在以前不会引起人们多大注意，现在有孟席斯的研究作背景，就有些意思了。

一则见明朝冯梦龙（1574—1646）的《智囊》。此书中记载，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英宗（朱祁镇）好宝玩。有宦官出主意说，30年前宣宗宣德年间（宣德五年润十二月，1431年）曾派遣三宝太监出使西洋，获得无数珍奇宝玩。英宗就令宦官到兵部去查找三宝太监当年到西洋的海上路线图。

兵部侍郎刘大夏得知，就把有关资料找出，偷偷藏去，使宦官找不到这些资料。兵部尚书项忠要追查文书的下落。刘大夏就对项忠说：当年下西洋花费了几十万两，军民死了数万人，是当年的弊政。那些文书应当销毁，以除病根。项忠听从了刘大夏。

《智囊》所记的史实是可信的。从这则记载可知，郑和确实留下了航海图和其他航海资料，而他最后一次（宣德年间）航海的海图等资料被刘大夏从兵部偷走了。至于这批文书是否足以支持孟席斯的结论，就无法得知了。

这次文书的失去却不是因为“政治动荡”和“海禁”，而是刘大夏的大胆妄为。这样的事刘大夏不止干过一回，另一次，他同样以除弊政的理由偷走、藏匿了有关去安南（今越南）的资料。

另一则见明朝祝允明（1461—1527）所撰《野记》。所记不长，全文如下：“正德辛未岁（1511年），巴喇西国遣使臣沙地白入贡，言其国在南海，甚远。始领其王命，在洋舶行凡四年半，被风飘至西澜海面，舶坏，唯存一脚艇。

又在洋飘风八日，至得吉零国（即大吉岭———作者注），住十一个月。又往地名秘得（即不丹———作者注）住八个月，乃遵路行二十六日至暹逻国。以情白王，王赐日给，又与妇女四人，住彼又四年。至今年五月，才附番人奈林船入广。其所贡：木匣六枚，内金叶表文、祖母绿一块、珊瑚树四株、玻璃瓶四把、玻璃盏四个及玛瑙珠、胡里丹。”

这则记载与郑和航海无直接关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巴喇西”国。在参与郑和航海的马欢、费信所著的《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均不见“巴喇西”。

使臣沙地白说其国“在南海”，而不是在西洋。计算一下单程航行时间，他用了5年多，比郑和船队航行到东非再返回的时间还要多一点。可见这“巴喇西”极远，离中国的距离相当于中国到东非距离的两倍以上，这就应该是美洲了。

而“巴喇西”应该就是今天的巴西。今天“巴西”的拉丁文是“Ｂｒａｚｉｌ”，“巴喇西”比“巴西”发音更准确。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沙地白说其国在“南海”，而不是“西洋”了，因为巴西在南半球，到中国来是向北航行。

至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早在16世纪初，南美洲印地安人就已航行到了亚洲，到达斯里兰卡（西澜）、泰国（暹逻）、中国，巴西就已同中国有了外交联系。这一结论是惊人的，从而南美产物是否是哥伦布下西洋后才正式传入中国，也变得扑朔迷离。

这一事件发生在祝允明在世之时。祝允明即祝枝山，是明朝著名的文学家和书画家，曾亲自与一位“下洋兵”“邓老”交谈过，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郑和在出使西洋的过程中，曾多次剿灭过海盗，因此，“下洋兵”的称呼是很自然的。祝允明能与这位“下洋兵”“邓老”交谈，说明这位“邓老”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即公元1431年出发的那次的参加者，活到祝允明成年的时候，应该有七八十岁了。由这则记载引发的问题同样有意思，而且与孟席斯的研究有联系了。

巴喇西使臣沙地白是受巴喇西国王派遣出使中国的，带有国书即“金叶表文”和“贡品”，是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他途中曾滞留多国，历时达十来年，最终到达中国递交国书，可见出使的目的地是中国。

就是说在公元1500年以前巴喇西国就已经知道中国，并且有与中国交好的强烈愿望，而且已掌握了到中国去的航海线路，当然还具备了相当发达的造船和航海技术。

西方的航海家哥伦布虽然于1492年到达了美洲，但他没有到过中国，不可能使巴喇西产生与中国交往的愿望。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

在公元1500年以前中国人已到达过南美洲，到达了巴喇西，带去了国书和瓷器等礼品，当然还有航海图，并与巴喇西友好交往。那么，在15世纪能到达美洲的，只有郑和指挥的船队，也只有他的船队能代表明王朝往各国“开读赏赐”，而他最后一次航行是1431年出发的。

11世纪到16世纪初，西方殖民者还没有大举入侵南美洲，南美洲还完全是印地安人的天下。巴喇西是印地安人的大国，物产非常丰富，已有相当发达的文明，这使得它有能力进行环球性的航海。巴喇西与中国明朝的交往，无论对中国、对印地安文明还是对人类历史，都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意义。

祝允明的记载为孟席斯的见解提供了重要佐证，问题解决了一半。问题的另一半是找到直接证据，尽管很难，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研究郑和航海的有关史料时，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即使是最详细的《瀛涯胜览》和《星搓胜览》，也不是郑和航行的全部记录，它们的作者马欢、费信也只参加了其中的部分航行，有很多活动现在已知的文献中并没有记载。

因此，不能认为没有记录的就没有发生过；二、郑和航行并不是船队所有船只都一起行动，而是经常派出分队到一些国家去活动，有几次船队被巨风吹散，有些船就失踪了。

祝允明在另一部书《前闻记》中摘录了有关宣德五年郑和第七次航行的一些情况，可惜他没有全部照录，只是“漫记其概”。这次航行全部人员达27550名，规模庞大。

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开船，八年三月十一日到古里（在今阿剌伯半岛）。二十日“大舟宗船回洋”，很清楚是指挥船（“宝船”）返航，还有其他船继续往各处活动。在《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中也经常说到“分舟”往某国的事。

至于船队飘散，也有记载，刘大夏就说宣德年间那次航行死了数万人。其实并不是都死了，有失踪的，有些船飘航到美洲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明朝的文献、档案，尽管散失了不少，但留存到今天的仍然浩如烟海，整理出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丰富的明朝文献中，是不是埋藏着有关中国人到达美洲的记载呢，有可能。但要整理全部明朝文献档案，按现在的整理速度，据专家估计大约还要100多年；

三、这一研究也有赖于美洲历史的考证与研究，这在中国史学界是个薄弱环节。由于美洲原住民的文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给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也不是无可作为。

例如，巴喇西使臣沙地白所携带的“贡品”中有玻璃制品，有“胡里丹”，如果能在巴西找到印地安人（或叫“印加人”）当年制造的玻璃制品，或考证并找到“胡里丹”，就有了新的证据。

郑和航海史的研究涉及很多领域，应该是综合性、多学科的研究，史料的搜集也应该在多个领域进行。对史料也要作综合性的思考，不能囿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希望对郑和的研究引发史学研究从观念到方法的突破。

书香闷递＇转贴妙文＇　当我们爱上严嵩

近来，翻看历史，看到王世贞所著的《明史：奸臣传》，心里很有感触，觉得严嵩简直不是一个东西，其子严世藩更不是一个东西。看过之后，很是郁闷。觉得泱泱大国，堂堂的大明朝廷，竟然任这瘦冬瓜来折腾，无论哪个方面，都是政府的失败。

国家权力沦落到这样的人渣手里，国家绝对要完蛋。但我仔细读过之后，觉得大明朝廷并没有完蛋，反而越活越新鲜，宛如缺氧的鱼掉进了水里。这就更加郁闷，再读之后，发现，严嵩一生，好像没干过什么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事情。

严公仆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接近二十年，不上朝理政时，严公仆为了皇帝的嘱托，加班加点，不嫖不赌地努力工作，几乎累得吐血。个人生活方面，爱情、家庭都不错，夫妻相敬如宾。私生活也非常检点，坚决不讨二奶，更别说三奶四奶，或者小蜜了。

工作时间内，也没配按摩或者佐笑女秘书，顶多配他自己的儿子，父子俩几乎“义务”为皇帝献身。纵观严公仆，无论哪个方面，都是典型的，朴素的劳动人民的先进代表。由此可知，严公仆的健康成长与健康堕落，都是善良的政府培养出来的。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老严绝对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好干部，好同志。即使是：吃喝嫖赌，也是一心为公；贪污受贿，必然迫不得已。为朝廷，赤胆忠心；为国家，鞠躬尽瘁。

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居然成了大奸贼，大贪官，实在让人费解。在我把《明史》仔细翻过之后，我才觉得，历史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宛如没有信誉的小姐。

其实小姐也讲信誉：只要你付的不是假钞，小姐也不会给你假的肉体，即使年龄稍长，也是真正的碳水化合物，让你感受到基本的弹性与起码的满足。

仔细想想，觉得老严真有些冤枉：那个时代，那种环境，任何为官的，都必须要遵守官场游戏规则。作为严公仆，当然不能例外。一个从农村成长起来的革命干部：知道生命的艰辛与苦难。在科举考试的残酷道路上，摔爬滚打，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

熬出了头的严公仆，当然明白，革命不是请客送礼，革命就是请客送礼。特别是官场游戏的潜规则。任何人打破这种游戏，等到的都是凄惨的命运：不是被皇帝拿下，就是被同僚拿下，甚至被下人或者佳人拿下。这个方面的事例，比比皆是。

严公仆为此，小心翼翼，为皇帝努力工作。——历来伴君如伴虎。为了伴好虎，严大人就不可能不说违心话。一说违心话，讨好了皇帝，却获罪皇帝身边，也想讨好皇帝的其他人。实质上，这都是为了争宠，进行的相互攻讦。朝廷之争，权力之争，历来你死我活，没有第二条道路。

为了自己活得好，就是为了让别人活不好，只有别人活不好，才能自己活得好，这是为官的根本目的之一。这在我们今天，也是绝对真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相互勾结，共同欺骗，达到双赢互惠。但人是唯我动物，本质上是自私的。

皇帝只有一个，大臣却有一大群。皇帝不用选择，大臣无法选择。宛如我们今天的企业：董事长只有一个，经理却有一大堆。一旦形成雇佣关系，经理没有选择，只能好好干；董事长可以任意选择：你不干就滚蛋。

为此，董事长吃定了下属，下属却不能吃定董事长。皇帝吃定了大臣，大臣却不能吃定皇帝：这就是权力，或者暴力。企业是董事长的，董事长说谁就谁。国家是皇帝的，皇帝说谁就谁。嘉靖皇帝与老严，实质上就是雇佣关系，前者拥有绝对权力，后者拥有被动抉择。绝对权力主动，相对抉择被动。

在此之下，老严开始了他的为官之路：审时度势，挖空心思。审时度势是智慧，挖空心思是心术。二者结合：为了出人头地，必须打倒同僚（能剥夺对方生命最妙）。要打倒同僚，既要认清自己，又要认清皇帝。

老严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心知肚明：讨好皇帝，是革命成功的唯一出路。犹如我们今天，讨好上司，是向上爬的唯一出路。事实上的严公仆，真正做到了这点。这当然是智慧的较量。也是人性与兽性的搏斗。更是权力与欲望极度膨胀之果。作为自然人，都是有欲望的，作为社会人，更是如此。

一旦掌握了权力，人的基本心态就发生本质的变化：有时几乎不是人，或者简直不是人。特别是拥有一般权力之后，总是挖空心思，不计任何代价地想拥有更大权力。拥有更大权力的人，在欲望与利益的驱使下，当然更想拥有更更大的，拥有更更大的，还想拥有超级大的。

而拥有超级大的，不遗余力想拥有绝对大的。这就是权力的贪婪，也是人性的贪婪。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人的欲望必然空前膨胀。特别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那种为所欲为，那种惟我独尊：这也是中国的历史。权力绝对化，导致集权者，自然心理与社会心理的极度畸形。甚至我们今天。

如前所述，老严在那个时代，难免不进入这种政治角色的追逐。在这种追逐当中，嘉靖皇帝是绝对让人恐怖的一个人，也就是说，绝对权力遭遇绝对暴力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