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梁山组织成一个像样的公司，非宋江莫属。
从宋江杀了阎婆惜，避祸他走后，一路结交了柴进、武松、孔明、孔亮、花荣、郑天寿、王矮虎、燕顺等人，等到了梁山人劫法场，救出宋江戴宗二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时，又增加了戴宗、李逵、张顺、李竣张横、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等人，这些人都是宋江带到梁山的，此时宋派实力已经远胜过晁派。新旧两支部队会师后，分成两列站立，左边是晁盖的旧部，是林冲、刘唐、阮氏三兄弟、杜迁、宋万、朱贵、白胜。这里面杜、宋、朱本是王伦的部下，未必真心信服晁盖，林冲的地位比较中立，以他的见识与武艺，谁的心腹都不会做，而白胜因为在大狱里经不起严刑拷打，供出劫生辰冈的七人，谁然被吴用用计救出来，但形象已经不堪，最后竟然屈居108人最末。右边站着二十七人，金圣叹在评点道：“中间只萧让、金大坚非宋江旧识。”此时，宋江俨然真正的山寨之主。
晁盖让第一把交椅也许是诚心出于感谢宋江的救命之恩，而宋江的婉拒的理由是：“仁兄，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金圣叹斥之为“权诈之极”，成大事者不能没有“权诈”，此时宋江心中自度论能力、功绩和人缘关系，他已超过晁盖，只是刚上梁山就谋了第一把交椅，众人难以心服，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领导地位。
自宋江上梁山起，不管晁、宋二人之间如何温情脉脉，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种下了，斗争不可避免，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和权力斗争的规律决定的。在最高权力面前，所有的恩怨都不值一谈。吴用和晁盖上了梁山后，已明白所托非人，暗中留意能成大事的“大老板”，从吴用用计劫江州法场，大约他心中所许的“大老板”就是宋江。——吴用的立场改变，是宋江最大的胜利。“智多星”认可自己的领导地位，比起李逵动不动就叫着“打下东京，公明哥哥当皇帝”的忠心对宋江而言，有用得多。大家注意，宋江刚上梁山，公孙胜就提出回家养母，最后隐姓埋名，不与梁山人接触。这显然不因为他是出家人，生性淡泊可以解释的，如是他就不会参与劫生辰冈了。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在梁山上下庆贺队伍壮大之时，他和吴用两个聪明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山二虎”的局面，权力斗争的激化迟早要来，要么像吴用那样及时转投宋江，而作为和晁盖一起起事的入云龙公孙胜，于心不忍，那么只有远离这个漩涡。
“文革”时全国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热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把晁盖和宋江之间的矛盾上升为路线斗争，也无不可。
宋江比晁盖，最可称道的就是他的“统战”路线。梁山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干什么的都有，如果仅仅保证出身贫苦者的话语权，那么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首先造反，也乐意造反的往往是这样的穷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队伍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军事单位，靠这帮人是不行的，必须扩大领导层，搞统一战线。在这点上，做过押司、官场和江湖规则都明白的宋江显然看得比晁盖更准。
随着秦明、呼延灼、柴进、花荣、黄信、徐宁、孙新等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上了梁山后，梁山的基本力量发生了成份变化，所谓的“队伍纯洁性”更是天方夜谭，这时调整梁山的基本路线是必须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数头领、能师出有名的最佳选择。如果说阮小五刚劫生辰纲时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只是底层人囿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后来宋江的选择就是梁山人为了求生存的自觉意识。
纵观整部《水浒》，梁山人从来没有并吞宇内、代替赵宋的雄心与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的人数增多，官府的赋税相当一部分出自商业、手工业、矿业，这和重农经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样，因而官民矛盾、特别是普通农民和官府的矛盾较其他时代并不特别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胁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包括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除了宋江、方腊、王小波、杨么几次地方性造反外，没有席卷全国的大暴动。真正能给旧王朝雷霆一击的暴动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统治者已搞得民怨沸腾，用儒家的话来说，天命已经归于别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样，天下便像点烟花爆竹一样，到处响应，让官军难以应付；起义的部队逐步掌握更多的资源，包括土地、可供后勤的百姓、杰出的人才等等。这几点，梁山人都不具备，赵宋在天下普通百姓心中，并没有完全失德，这也是康王南渡后，在能在东南建立新王朝并享国150年的缘故，大宋境内无隋末那种遍地狼烟的群众基矗
晁、宋领导梁山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御战，是不得已的“反围剿”，很少有主动的进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袭。葬送一个王朝的起义必须有大规模反攻，难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东京坐龙廷吗？只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条件。宋江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以招安为目标，以“忠义”为旗号，这是种现实的选择。所谓树忠义大旗，从来就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手段，哪个时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义？
而晁盖一直就是个没有个明确目标的造反者，乐于过着当一天强盗抢一天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这日子李逵这样的人愿意过，而越来越多如卢俊义这样不得已造反的人，不愿意一生都为草寇。随着梁山战略方针的调整，晁盖便成为一个摆设，一个因为首义而成就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随着宋江势力的崛起，也越来越没有用。
当朱元璋经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羽翼丰满后，就感觉到小明王这个傀儡已经不需要了，便派部将凿穿小明王的龙船，让其淹死并彻底消灭龙凤王朝的档案；杨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装神弄鬼，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蛊惑众多老百姓跟他们紫荆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强马壮后，杨秀清就开始逼宫了。——这是造反者千古不易的规律，晁盖若不意外阵亡，命运大抵也是这样。
书香闷递＇转贴妙文＇ 浪漫正德
早上几年，如果问我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帝王，我的回答大概不会离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范畴太远。如今我早已明白，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都有比写在纸上刻在石头上的丰功伟绩远为重要的东西。因此，我的答案也换成了明武宗正德皇帝。不过，选择背后是复杂的心境——我想的并不是成为历史上的正德，玩一把穿越式的角色扮演；更多的，还是作为旁观者的、对这位浪漫皇帝的深深同情。
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即位的年龄很小，虽然《史记》之后正史的逐渐堕落，已经使“性聪颖”之类的评语泛滥于几乎每一篇帝王本纪。不过，正德的聪明，可以从当时许多其他的记述、特别是朝中大臣的笔记中，得以旁证。另外，记述中正德的“清秀隽朗”，也完全可以从保存至今的明代帝王画像中得以验证。当然，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隋炀帝笔法，聪明和漂亮，这些并不为中国传统所重视的优点，无非是为了正文部分的大加鞭笞做些铺垫罢了
相信好多同龄人都和我一样吧，早期的历史知识，大多来自于当年那套上中下三本的《上下五千年》。这是极好的书。然而，历史书本身往往最易囿于历史局限，譬如关于正德的那一篇。在描述中，正德从小养尊处优，不懂得勤政爱民，更不知道居安思危，耽于游乐，以国事为儿戏，先宠信宦官刘瑾、后倚重武人江彬，行事荒唐不经，弄得朝政乌烟瘴气，对股肱良臣的忠言直谏不理不问。这些描述，基本上代表了自当时已降一以贯之对正德皇帝的官方性批判立场；加上对传统剧目《游龙戏凤》的曲解，给正德扣上的“荒淫”帽子，还有我家附近的“豹房”地名，一幅活脱脱荒唐皇帝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可是，正德到底有多荒唐呢？
就拿他的拒谏罪名说起吧，我们得先看看那些“忠言直谏”到底是什么东东。且说正德十六岁即位，少年天子难免有些贪玩，于是，各地的进谏奏章便如雪片一样飞来，作为文官集团领袖的大学士刘健等人，将这些意见加以整理，弄出了一个精装典藏版，以国家兴亡在此一系的郑重态度慎重地呈交给正德皇帝。而这个精装典藏版主要列举了五大罪状：
一、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
二、皇帝在宫内乱转；
三、皇帝去北海划船；
四、皇帝喜欢打猎；
五、皇帝乱吃零食。
在这篇现代人看了难免哑然失笑的五大罪状面前，可怜的正德皇帝俯首认罪，收敛了好一阵子。天性好动的正德毕竟不甘如此，可稍有游猎之举，文官集团马上强势反弹，很快，老臣杨守随上书苦谏道：“我听说皇上去西郊打猎、南城登高、还在宫中练兵，这都不是天子应该做的。”
且不论禁中演兵的汉武唐宗和年年围猎的清朝诸帝，足以反驳诸忠臣良弼扣上的“打猎罪”罪名，总体上看这些谏言，已足以反映当时文官集团对皇帝的限制与约束已到了何等厉害的地步——须知正德并不用等待亲政，他们也不是手握先帝遗诏的顾命大臣。而由此管窥，正可见明朝中期以后政治生态的精髓。
中学历史书上的皮毛式描述，容易使人对明朝的皇帝集权产生简单化的印象。事实上，废除丞相，尽揽权柄的盛况，只发生在洪武永乐两朝。自洪熙宣德以后，权力的天平开始再度向以内阁和六部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倾斜。这与皇帝的贤愚勤怠无关，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文化典章高度发达的汉族王朝，在局面完全稳定之后的必然倾向。更何况，明朝皇帝们所面临的文官集团，他们接收了已臻于极盛的程朱理学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其虔诚性和狂热性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可以比拟，对于与皇帝作对更是有着无比高涨的勇敢气概与牺牲精神，更何况朝野的主流舆论一直都牢牢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皇权的面前可能都是相对孱弱的，一根大棒就可以轻易打倒，但这个团结的整体几乎不可战胜。面对这群毫不留情夺过权力，甚至对自己的私人生活指手画脚，同时又身为帝国建筑中所不能代替之中流砥柱的文官们，明朝皇帝的苦闷与无奈可想而知。
初读明史的人很容易被吓着，一会儿是廷杖厂卫，血肉横飞，一会儿是宦官专权，残害忠良；这些固然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可究其根源，廷杖也好，厂卫也好，宦官也好，在皇帝的权力和自由被文官集团侵蚀得几近窒息之后，它们已经成了皇帝唯一可以拿来用用，做一把抗争的手段。仔细品读，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印象中朝政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年代，如皇帝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后期，还是与本文主人公大有干系的、刘瑾弄权的正德初年，这一庞大帝国的各项事务仍在有条不紊运转之中。这是因为明帝国真正的权柄，从未被万历所荒废，也从未被刘瑾所攫取，它们在绝大多数的年代里仍牢牢操持在文官集团的手中。
事实上，即便是采取了如此极端手段，皇帝们的抗争，最后却依然一次次地以失败告终。如本来极富雄才大略潜质的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中，虽然通过连绵数年不绝的大棒打倒了一百八十余名大小臣工，给自己的藩王生父加上了皇帝之号，后来却还是免不了被文官集团逼入深宫炼丹修道的命运。再如万历皇帝，在“争国本”中，无非是想换掉身体不好的长子，改立钟爱的幼子，在挥舞了大棒之后，却依然在视礼法高于生命前赴后继进谏的文官集团面前承认了失败。至于后来十几年不上朝的罢工举动，也很难说没有由此次挫败而生的心灰意冷。
相比之下，清朝的皇帝则大可不必顾虑臣下的感受。康熙立储时，如走马灯一般更换内定人选，宫廷斗争激烈到白热化地步，可朝堂之上哪位大臣敢对此斗胆说一个字？——直纷纷作立仗马耳。真不知道到底是骄傲的文官集团已在大清的入关铁蹄面前土崩瓦解，还是因为康熙大帝掌握了比廷杖厂卫更加厉害的秘密武器。
明清比较本是个已被说烂的话题，我无意为之，只希望在考虑到历史背景特别是政治生态的情况下，给缺乏“清宫剧”粉饰的明朝皇帝们以更加公允的评价与认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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