呔榛踔螅艚e于上，俗移乎下”。史书如此描述，虽涉夸张，缘当时豪族地主既失去其固有的土地财产，亦不得不折节力行，以求登攀仕进之路，因之政风看好，阶级矛盾较前有所缓和，屯田事业亦赖之成功。但，屯田制度，毕竟是战时应急措施，至三分局面形成，战争明显减少，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原来的地主豪族便利用其重新获得的权势地位，侵夺公有田地和劳动力；屯田民亦不愿长此忍受强制军事编制的束缚和日益沉重的赋役剥削。因此，民屯便逐渐走下坡路，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载：
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王制》：‘无三年之储，国非其国也’；《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方今二虏未灭，师旅不息，国家之要，惟在谷帛。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稟充实，百姓殷足。自黄初以来，听诸典农治生，各为部下之计，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夫王者以四海为家，故《传》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富足之由，在于不失农时，而尽地力。今商旅所求，虽有加倍之显利，然于一统之计，已有不赀之损，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
司马芝以上奏疏透露的情况，对于了解曹魏屯田由盛而衰的演变历程，至关紧要。操时是民屯兴旺时期，是时典农官专以农桑为务，生产情况自然较好。可是操死后，曹丕称帝以来，典农官受当时政治、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安心于农业生产，而纷纷经商求富。《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传》注引《世语》言魏明帝“青龙中，石苞鬻铁于长安”；《晋书》卷33《石苞传》又言石苞曾“贩铁于邺市”，就是典农官令部下贩物治生的证据。典农官既心在发财，故抽调屯田吏民去为他们经营商事，从而使留者给行者代事田计，怎能不妨害生产呢？另外，继曹丕之后登位的曹叡，大建宫室、劳民伤财，也是破坏屯田事业的一大病害。
其时，外有吴、蜀大敌，内兴百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使得吏民皆怨，百姓失业。曹叡死后，在曹爽与司马懿共执朝政的十年之中，曹爽一派趋于骄奢，何晏等“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邑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他们把屯田土地占为己有，直接威胁了屯田制的存在。司马懿父子为了图谋杀爽夺权，在上则笼络朝臣武将，在下则阴养死士。司马氏专政后，为了达到其篡魏成晋的目的，公开将屯田客带租牛一并赏赐公卿以下官吏。《晋书》卷93《王恂传》载：
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郡，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
以上所云“魏氏”，实乃司马氏所为，赐给公卿以下以租牛客户，系司马氏笼络朝臣以遂其篡夺野心之一种手法。入晋之后，司马炎更公开袒护侵占官田的王公大臣。如尚书令裴秀、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及尚书仆射武陔等各侵占官稻田，经司隶校尉李熹告发，司马炎虽然表扬了李熹，但对裴秀、山涛等亲信大臣并不追究问罪，只惩罚了一下为大臣们侵占官田服务的骑都尉刘尚和立进县令刘友，就算了事。
屯田民对于曹魏政府强制他们进行屯田的举措，一开始就有所抵制。《三国志》卷11《袁涣传》言：“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经过袁涣向曹操进言，曹操始在一定程度上改强制为自愿，情况因之有所扭转。据《三国志》卷47《吴主传》载：
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以上江淮间十余万户民众皆惊走吴事，《三国志》卷14《蒋济传》亦有同样记述。事先，蒋济曾劝操勿徙，其理由为：“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可是，操不听从，果然发生了民众大举逃吴事件。依我看来，江淮间百姓所以惊惶逃吴，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怀土”，假若只是“怀土”，那末南逃和北徙，都一样离开本土，更何必冒仓皇奔逃的危险呢？恐怕只有用害怕让他们参加强制性的屯田和对曹魏统治有所疑惧这两条理由来解释，始可得到如实的回答。以上曹魏屯田逐渐产生弊端和趋向哀落的历程即表明其难以持久。前已言及，魏初屯田还能注意到量民力而为，到后来，典农官一方面调屯田民为他们经商谋利，一方面又强迫屯田民多种地，劳动力减少而耕种之地增多，怎能把农事搞好呢？无怪乎后来“至亩收数斛以还，或不足以偿种”。说明屯田制已失去其积谷济军的作用。统治者既感到无利可图，屯田民的反抗也日趋严重，屯田兵民反对曹魏统治者的武装斗争，见于史策的有两次：《三国志》卷23《赵俨传》载：“屯田客吕并自称将军，聚党据陈仓”，可惜很快便被官军镇压下去。另外，《三国志》卷18《吕虔传》载：“襄贲校尉杜松部民炅毌等作乱”。有的史书谓“校尉”指典农校尉；“部民”为典农校尉部屯田民。如此说确实，则此次也是典农部民起义。由于曹魏军事力量强大，中央有中外诸军，州郡也都领兵，所以屯田民的反抗，很快便被镇压下去。但，从曹魏后期民屯生产日益萎缩和农民宁愿投向豪族地主为佃客的事实来看，也足以说明农民对屯田的消极反抗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因此到魏陈留王曹奂咸熙元年（265年），当权的司马炎便宣布：“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所谓“均政役”，不过是一个借口，实际是屯田制对统治者已经转化为无利可图，所以就下令废止了。
一、士家制的建立
士家，指世代当兵之家，士家一般集中居住，另立户籍，不与民户混杂。曹魏所以推行士家制，首先是为了保持兵源；同时也有向割据势力争夺劳动力的性质。至少从春秋时起，国君已向出征将帅征取质任。汉魏之际，群雄棊跱，不仅将校轻于去就，士兵亦多窃逃，为了保持固定的兵源和榨取更多的劳动力，曹魏推行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士家制。唯曹魏士家制，既无明白的成文条款规定，史书亦乏正面阐述，故后人研究，多有疑难，今只根据有限资料，缕述其梗概。
曹操初起兵时，力单势薄，所招合的兵士，常因饥饿而叛逃。及操领兗州牧，势力始为之一振，又因陈宫叛迎吕布，一度濒临危殆。只有到消灭吕布，并打败汝、颍黄巾军以后，曹操才组成一支兵势相当强固的军事集团，但仍处于强邻环伺之中。对新附将领如臧霸等也只有采取羁縻策略，以收一时之用，自然谈不上向将士索取质任。建安二年（197年），操在宛遭到张绣降而复叛的突然袭击，事后操对诸将言：“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实际情况是，操原先并非不知取质，但羽毛未丰，不敢冒然行之而已。至官渡之战，操打败袁绍后，兵力才强盛到足以成慑天下的程度。嗣后操不断打击袁氏势力，至建安八年（203年），操下令说：“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表明只有到此时，操才结束了已往对部下宽容迁就的态度，而挺起腰杆来执行军法了。至于操向将士索取质任之事，则系在建安九年（204年）攻下邺城之后才施行的。《三国志》卷18《臧霸传》载：
太祖破袁谭于南皮，霸等会贺，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太祖曰：“诸君忠孝，岂复在是！昔萧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纯焚室舆榇以从，而光武不逆。吾将何以易之哉！”……霸为都亭侯，加威虏将军。
《臧霸传》注引《魏书》亦载：
孙观……与太祖会南皮，遣子弟入居邺，拜观偏将军，迁青州刺史。
同卷《李典传》亦载：
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纯邪？”典谢曰：“典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诚宜举宗陈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实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纯也”。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太祖嘉之，迁破虏将军。
以上三人迁家居邺之事颇相类似，时间亦相近，显然，臧霸等人是揣度操的意向行事的。送质，既向操表达了忠诚，又得加官进爵，可谓一举两得。在操方面，不仅得到了臧霸等的质任，还可引起其他将领的连锁仿效。可是，跟随主将迁到邺城的宗族部曲，却得不到什么政治、经济上的好处，他们得到的只能是名列士家户籍，长期过着“父南子北，室家分离”的忧思生涯。
其他有些被迁到邺城的士家并非出于自愿。例如《三国志》卷15《梁习传》载：
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通鉴》胡注：“南匈奴部落皆在并州界”。），兵家拥众，作为寇害（胡注：“谓诸豪右拥众自保者”），更相扇动，往往棊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当指曹操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
《通鉴》卷65将此事系于建安十一年（206年）。梁习对并州的豪右和强壮男丁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豪右是以礼相待，以官相诱；对强丁，则编为精勇部队，以令其为曹魏政权效力。等他们走后，剩下的家属便只有听任官府调动了。于是梁习把他们分批迁往邺城，前后达“数万口”，绝大部分都成为士家。这样，曹魏统治者就有兵有粮又有质任，可谓一举而三得了。
二、士家的待遇和地位
士家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不少史家认为士家高于奴婢而低于编户齐民。其论据是：当色婚配，重士亡法，无仕进可能等。关于所谓当色婚配，据《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略》载：
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修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由此可知，曹魏原无限制士女婚嫁之法，明帝录夺已嫁非士者之诏书，不过是暂时权宜之计，并非固有制度）。臣请论之，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礼，赐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贵贱也。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由此可知属于君子之吏尚不以娶士女为耻，士家与百姓并无何区别）。又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可见诏书的主要目的是使战士能娶妻室，而非一定断绝大家与一般民众已有的婚姻关系），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醜恶者乃出与士（指出诏书的目的首先是明帝欲乘机掠取美女），得妇者未必有懽心，而失妻者必有忧色，或穷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百姓之懽心者，尟不危殆（张茂上书首先从曹魏政权的立场和利益着眼）。……愿陛下沛然下诏，万几之事，有无益而有损者，悉除去之，以所除无益之费，厚赐将士父母妻子之饥寒者，问民所疾，而除其所恶，实仓稟，缮甲兵，恪恭以临天下。如是，吴贼面缚，蜀虏舆櫬，不待诛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计日而待也。”
以上张茂所谈士女被强行配嫁之事，是有的史家视为士家地位低于平民的论据之一。但，须知在封建时代，受专制皇帝淫威压制与凌辱的妇女，非只限于士家。例如晋武帝在泰始九年（273年），“诏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连统治阶级上层妇女都难免被掠夺，遑论士家百姓！魏明帝下诏录夺士女，虽为了满足其个人贪欲，然亦非全无照顾战士娶妻之意。如果说诏令虐待了士女，但尚有其利于士息取妻的一面。至于一般吏民则徒有失妻之痛，而无任何代偿，这样，怎样能说士的身分低于平民呢？再如张茂反对录夺士女，主张“厚赐将士父母妻子之饥寒者”，亦说明当时有识之士还是能够体会到在三国分争局面下争取军心、民心的重要性。说明当时曹魏君臣上下并无贱视战士到不及平民的意向。所以我认为把“当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