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汉。西汉初期的几位统治者，发行过好几种货币，但效果并不好，主要的困扰是盗铸与贬值：减轻钱币的重量或降低含铜量。
汉文帝登基的第5年（公元前175年），宣布两项新政策：（1）铸造新币，名为四铢（每铢的重量＝0。651公克）；（2）开放铸币权（放铸），民间可以自由铸造，私人铸币无罪（「除盗铸钱令」）。这是中国货币史上惟一的放铸时代，效果如何？意外地好，可以说是替「文景之治」（公元前179141），奠下良好的基础。
文帝的放铸政策只维持30年（公元前175144），之后收回铸币权，禁止民间私铸。铸币权回归中央后，还继续铸造四铢钱，直到公元前119年为止，四铢钱的寿命总共约55年。我们从出土的钱币质量分析报告，可以看出汉代的各种钱币中，四铢的质量最佳（含铜量最高）。历史学界认为，文帝的放铸引发币制混淆，这是不正确的见解。
四铢钱
前面说过，四铢钱是放铸政策下的新钱，但国家收回铸币权后，还继续铸造四铢钱，这就方便对比「放铸」与「禁铸」时期，四铢钱的质量优劣。我们要提出一个论点：在自由铸造的环境下，透过「产品」（民间自由铸造的钱币）的竞争，货币的质量会不断提升，导致「良币驱逐劣币」。
这个结果其实很符合格雷欣法则的精神：（1）如果政府不强制规定劣币与良币的交换比例；（2）如果民间对钱币的质量，讯息对称透明的话；就有可能出现「反格雷欣法则」（良币驱逐劣币）。大家会问：如果放铸能让良币驱逐劣币，为何古今中外的政府，大都采「禁铸」政策？原因很简单：在放铸政策下，政府赚不到「铸币利润」。铸币利润是君主的重要财政收入，铸币权收归国家因而成为常态。
但放铸并不表示，民间可以铸造任何重量、任何成色（含铜量）的钱币。事实是：政府会提供「标准货币」的样本让民间遵循，重点是要让民间赚取「铸币成本」与「钱币面值」之间的铸币利润。换言之，政府把原本由国家赚取的铸币利润，转让给民间。放铸的目的是希望：（1）透过民间的竞争，钱币的质量会愈来愈好，国家的币制可以更快统一。（2）减少政府的负担，不必支付铸币成本与发行费用。
在这种鼓励下，民间有意愿铸造成色较佳的钱币，这样才比较容易把自己铸造的钱币卖出去。在利润的诱导下，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钱币的质量就和其它商品一样，会愈做愈好，劣币自然会被驱逐。但如果铸币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就会在财政考虑下（为了赚取更多的铸币利润），降低钱币的质量，因而掉进格雷欣法则的陷阱里。
把秦朝铸造的12铢钱、西汉早期的3铢钱、吕后时期的8铢钱、文景时期的4铢钱、武帝时期的4铢、5铢钱，以及东汉时期的5铢钱，放在一起比较它们的含铜量，可得到很明确的结果。以秦朝12铢钱每公克的含铜量当作基数（=100），就可看出秦汉各种钱币中，以文景时期的4铢钱质量最佳（指数=205），其次是西汉初期的3铢钱（=198）、武帝时期的5铢钱（=184）。这个结果说明，在放铸政策下，钱币的质量最佳，良币真的有可能驱逐劣币。
接下来要问的是：单用放铸政策，就可以保证这项结果吗？当然不是，还需要配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称钱衡」。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的168号汉墓，出土了汉文帝前元15年（公元前165）的称钱衡（天平）。衡杆上记载与货币法律相关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敢择轻重衡，及弗用，劾论罚。」意思是说：凡商民买卖所用的钱，都必须用「钱衡」（天平）测量实重，不可逃避，否则依条例处罚。
钱衡的目的很简单：持有各种货币的人，必须在公平公开的环境下交易。如果具体落实的话，民间很快就能评断出，哪种钱币质量较优、接受度较高。换句话说，钱币市场开始产生有规范的良性竞争，让良币更为人接受，拒收劣币。透过钱衡的公开运作，如果持劣币来买卖，对方会要求加钱才肯成交：「或用轻钱，百加若干」。反过来说，如果持良币来买卖，就会要求对方添给商品：「或用重钱，平称不受」。
格雷欣法则成立的第一项条件，就是良币与劣币之间有固定的交换比例，钱衡打破了这项条件。格雷欣法则的第二项条件，是买卖双方对货币的质量讯息不对称。在钱衡法的要求下，双方对货币的质量有透明对称的讯息。格雷欣法则的两项条件，在钱衡法的运作下都无法成立，良币因而得以驱逐劣币。
综前所述，文帝的放铸政策，经过4个步骤才能成功。（1）政府提供钱币的形式和质量标准，称为「法钱」。（2）鼓励民间自由铸造，但质量不得低于法钱。（3）提供钱衡，作为判别良劣币的标准与仲裁工具。（4）民间为了赚取铸币利润，就会竞相提高货币质量，良币逐渐占上风，劣币被逐出钱币市场。
这套史上惟一的放铸政策，在景帝时（公元前144年）结束了，前后历时30年，之后铸币权回归政府（禁铸）。景帝继续铸造4铢钱，但质量起伏不定。公元前140年时，把4铢改为3铢（减重），136年时改回4铢，119年又改回3铢，118年铸新的5铢钱。到了公元前113年，武帝禁止地方政府铸币，完全收归中央。
上述的27年间（公元前140113），币制改革了好几次，质量逐渐下降。以5铢钱为例，武帝时期的5铢钱，从3。35公克降为3。26公克（昭帝时所铸），再减为3。07公克（宣帝时铸）。到了东汉，5铢钱只剩2。86公克。长期而言，文帝之后的钱币质量持续下降，主因是国家财政困难，必须尽可能赚取铸币利润。
五铢钱正反面（半两）
汉文帝的放铸，在古今中外的货币史上，都是少见的例外。从这个史例，我们可以得出两项基本学理：（1）在自由铸造的政策下，政府不必规定良币与劣币的交换比例；（2）当民间对货币的质量讯息对称时（透明公开），格雷欣法则就有可能不成立，良币确实有可能驱逐劣币。
参考书目
陈彦良（2007）：〈四铢钱制与西汉文帝的铸币改革：以出土钱币实物实测数据为中心的考察〉，《清华学报》，37（2）：32160。
陈彦良（2008）：〈江陵凤凰山称钱衡与格雷欣法则：论何以汉文帝放任私人铸币竟能成功〉，《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2）：20541。
Chen； Y。 and C。 Lai （2010）： “Good Money Drives out Bad： A Note on Free Coinage and Gresham’s Law in Chinese Han Dynasty”； working paper。
8中国的银本位与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
学界对1929年大恐慌的起因，有诸多学说争执不下，较具代表性的有三种。（1）产业结构说。1914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把欧洲的经济与民生打垮了，战后重建所需的钢铁、建材、机械、车辆，必须靠美国提供。在191828这十年间，美国的产业因而急速扩张。1928年之后，欧洲的重建已告一段落，对美国物资与产品的需求大减。但过去十年间发展的庞大产业架构，无法跟着外国的需求减缩，因而造成设备使用率不足（超额设备），雇用的工人数也超过产能的需求。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大恐慌的主因。
1929年大恐慌
（2）货币政策说。这是Milton Friedman为首的见解，他们认为1929年10月的纽约股市崩盘，主因是联邦储备体系（类似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过度宽松，造成不正常的泡沫经济。换言之，1929年末的股价，远超过上市公司的实质获利能力，泡沫的必然破灭，根源于央行的错误政策。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应该持续地温和增加货币供给，让经济体系自然增长。
（3）金本位说，这是以凯恩斯为首的见解，我认为相当有说服力。金本位的特性，就是各国的币值，要以黄金含量来表示，例如1英镑或1美金，等于多少公克的黄金。金本位的好处，是会员国的货币价值透明化，方便国际贸易与国际清算。第二个特点，是各国要有等值（或等比例）的黄金，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任何人只要拿1英镑，就可以到英格兰银行，要求换回公告价格的黄金。这表示会员国的货币，随时可以换回黄金，对纸钞持有者相当有保障。
但金本位有个大缺点：会员国的货币都以黄金为基准，凯恩斯说这等于是给全世界的主要国家，共同戴上一套金脚镣（golden fetters）。换句话说，会员国的货币价值，是钉住黄金价格的固定汇率制。如果美国的金融出现大问题，立刻会透过共同的固定汇率制，迅速影响各会员国的金融体系，称为「金本位的溺毙效果」。这就好像是把大小不一的船只，用金链子系绑在一起，看起来能相互扶持稳定性大，但若某艘大船失火，不就像曹操的船队一样，从头延烧到尾吗？
有人认为1929纽约股市崩盘后，金融危机就透过金本位制快速蔓延，造成世界经济的动荡。更糟的是，原本与美国经济较间接的国家（如斯堪地那维亚），也被金本位的放大效果波及了。金本位的内部规定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很有保障，但也阻碍各国政府放手自救的空间。英国在强大的压力下，1931年9月宣布脱离金本位，各国积极跟进，金本位制终于崩溃了。学者认为，正是因为1931年的金本位崩溃，世界经济才有可能在19345年间复苏，如果还顽固不放弃金本位，不知大恐慌要持续到何年何月。
有了上述背景，现在要回答两个问题：（1） 192935年间经济大萧条时，中国的经济是否也受到严重的影响？（2）如果没有，是因为哪些保护性的因素呢？
国共双方的史学界都承认一件事实：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到1937年日本侵入华北的这十年间，可称为「黄金的建设十年」。也就是说，192935年世界大萧条期间，中国的经济反而比1927年之前还更繁荣。如果以1929年的物价指数＝100，采金本位制的英美法德诸国，指数在192933年间，一路下跌到65左右。也就是说，原本可以卖100元的东西（汽车、小麦），在4年间跌掉13，只剩65元。换句话说，金本位会员国的整体财富，在4年间缩水13，必须裁掉13的就业人数才能平衡，这不就造成20％以上的失业率吗？
相对地，中国的物价指数（1929=100），竟然逆势上扬，一直涨到1932年125左右，之后实在抵挡不住世界的萧条洪流，才开始一路下滑，到1935年最低点时，指数还接近90。换句话说：（1）在192935大恐慌时期，这把大火对中国还是有影响，但相对于列强的物价跌到65，以及随之而来的超高失业率，中国的情况竟然还这么好。这就好像是来了一场H1N1大流感，原本以身强体健自豪的列强，竟然遭受严重打击。而宿有东亚病夫之称的中国，却安然渡过面不改色。（2）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这场世界大萧条，中国经济在192737年间，还不知会增长多少。
1929年发行的银币
现在要回答第2个问题：是哪些保护性的因素，让中国免于1929年大恐慌的攻击？答案有几个面向，但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中国没加入金本位，还维持老旧的银本位。
前面说过，金本位的重要特色，就是会员国的币值要钉住黄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采取固定汇率制。而中国因为外汇存底不足，没有足够的黄金当作发行货币准备，就没资格参加黄金俱乐部，和外国贸易时只能用白银报价，外国商人付款时也用白银清算，所以称为银本位。1931年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黄金为主，白银在国际间并无货币功能，只是单纯的金属，地位和铜铁锡一样。中国对外的汇率与清算，都用白银来表达，但因白银的价格起伏不定，所以就称为「浮动汇率」。
浮动汇率有什么好处？（1）当金本位国家的物价，由于被金锁炼捆绑在一起而同步起伏时，中国可以置身事外不受影响。（2）白银价格下跌（等于是贬值），表示中国的出口品价格下跌，对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有利，更刺激国内产业的发达。但也有明显的缺点：只要国际银价一跌，中国货币就跟着贬值，买外国货（进口）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现在换个高度假设但有意义的问题：如果辛亥革命后，听从梁启超的鼓吹加入金本位，请问在1912（辛亥）到1937（中日战争）之间，金本位对中国经济是利大于弊或是弊大于利？这是个「反事实的推论」，需要统计模型的设定与计量方法的模拟才能回答。如果不谈技术问题，只谈可能的结果，大致有两个方向性的答案。
（1）贸易逆差会有明显改善，原因很简单：原本是用白银报价做生意，而国际银价又长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