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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阻碍与失败
可以料想得到的阻挠，是原先拥有广大田土的地主，必然反对王田制。王田制实施后，据〈王莽传〉第69中说：「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这些地主中有些是政府权要，自然集结起来反对。〈王莽传〉又说：「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及坐卖买田宅奴婢，铸钱，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王莽传〉记载中郎区博劝谏王莽的话：「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施行。」莽知民怨，乃下书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从这段记载可知，王田制很快地就经不起考验，王莽公开放弃此制。到了新朝的后期，「莽知天下溃畔，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埂次灰岳蹿畈槐阌诿裾撸允栈怪！�
王莽的新朝迅速崩溃，原因众多，这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我们可以猜测：牵动全国基本生活的王田制，应是新朝崩溃的重要因素。若要和井田说这个题材牵连起来，我有以下的结论。其实王莽要做的是土地国有制以及地权平均，但他又以复古为己任，所以把王田制和井田说勉强牵扯在一起。其实他也未必清楚，传说中先秦井田制是如何运作的，况且他所依据的《周礼》，现代的考证（如钱穆（1932）〈《周官》著作时代考〉）已经知道，这是战国晚期的伪书，其中所述的井田制也不可靠。
2 清雍正朝的旗人井田区
这项井田实验有3项特色：（1）试行时间很短，从雍正三年（1725）至乾隆元年（1736），只有11年。（2）范围不大（河北省的顺天府与保定府，共2府4县17村，总面积20；939。2亩）。（3）文献有限（以《八旗通志》内的〈土田志〉为主）。
1旗民的生活
清初入关后，由于明朝的皇亲、驸马、公、侯、伯、内监，遗下许多无主的庄田，而清朝的东来诸主、勋臣以及八旗兵丁无处安置，就把这些土地分发给他们。依《大清会典？八旗通志》卷62页11记载，所谓的圈地是「顺治11年（1654）覆准，凡丈量州县地用步弓，各旗庄屯用绳。用步弓曰丈，用绳曰圈。」圈地的分配原则是：诸王以下依职爵不同而异，壮丁每名25亩，普通旗民每人30亩。若有灾荒，每亩地给米2石，例如康熙三年（1664），八旗庄田灾赈米粟2百余万斛，10年（1671）赈八旗屯米160余万石。此外还常发内帑给旗民偿债，例如康熙年间曾发帑金540余万两，一家赏至数百两；后又赐帑金650余万两。因有朝廷的照顾，旗民的生活优裕，「治生苟且，靡费极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康熙12年（1673）的谕旨记载：「…近见满州贫困，迫于逋负者甚多，赌博之风禁之不止，…且满州习俗好为嬉戏，凡嫁娶丧祭之仪，不可枚举。…」雍正2年（1724）的谕旨，对旗民的奢侈、堕落、贫困说得更明白：「朕以八旗满州等生计，…其妄行过费、饮酒赌博，于歌场戏馆，以觅醉饱等事，屡经降旨训戒，…」雍正4年（1726）的上谕说：「…八旗为本朝根本，…今八旗兵丁贫乏，即将食粮国帑尽行颁赐，朕固不惜，但使随得随尽，曾不浃旬，遽即荡然，亦何济之有？并有将原置房产变易无遗者。…」（见《圣祖仁皇圣训》卷6页3、《大清会典事例》卷1164页3、《世祖圣训》卷6页5）
雍正
2试行井田区
部分旗民不事生产、奢侈、堕落、危害社会，所以雍正想把某个地区的土地收归国有，让这些旗民能「不饥、不寒」、「放辟邪侈，皆不为己」，希望能在井田制下同养公田，「尽收尽报」，一方面不拖欠钱粮，二方面有正当事做，三方面有收入来源。
雍正二年（1724）6月，怡亲王等奏请：「臣等查得内务府余地共一千六百余顷，及拖欠钱粮人所交地共二千六百余顷，以此两项地内，挑选二百余顷作为井田。行文八旗，…将无产业满州五十户、蒙古十户、汉军四十户，前往种地。」（《八旗通志？土田志》卷6页12）雍正五年（1727）上谕：「旗人枷号鞭责治罪革退官兵，并无恒业，在京闲住，依靠亲戚为生，以致良善之人被累维艰。…将此等人查出，令于京城附近直隶地方耕种井田，作何安置之处，王大臣等会议具奏。」也就是要把受过刑事处分的旗民，送到井田区内约束改造。
他们依照孟子「方里而井」的说法，来划分井田经界，基本的原则是：（1）在井田地亩内，倘有旗民交错之地，请将近存良田照数换给。（2）以周围八分为私田，中间百亩为公田，共力同养公田。（3）自16岁以上、60岁以下，各授田百亩。但据《大清会典事例》卷161页3记载：「每户原给一百二十五亩，以十二亩五为公田，十二亩五分为屋庐场圃，一百亩为私田。」
除了这些「井户」，还有一种「堡户」：这些是受过刑事处分的旗民，不种公田也不纳粮，只给地30亩。政府不但提供井户土地，还要供给建农舍、购置农具、耕牛、种籽、一年的食粮：每间土房给银10两（共4百间），每户给银50两供买办口粮、牛种、农具。若是因罪发往井田者，「五户共给牛三只，购买牛具、籽粒等物及每年口粮，每户给银十五两。」井户有3年的免税期：「公田俟三年之后，所种公田百亩之谷，再行征取。」从这些优厚条件看来，根本就是在安置对社会造成困扰的旗民，完全不是孟子或传说中的先秦平民井田制。
从雍正三年（1725）至七年（1729）间，试行的井田区域，只限河北省的顺天与保定两府。顺天府内有固安县（内有6村）、霸州（内有5村）、永清县（内有3村）；保定府内有新城县（内有3村），合计2府4县17村，井田数合计20；939。2亩。
井田区内设「管理员」1名，为最高负责人，管理井田相关事务，以「革职大员内诚实有年纪者」充任。主要的职责是约束井田民户，「令其耕种，不许出入京城。」若「管理井田官员不能料理妥贴，或约束不严，致令生事扰害地方者，将管理官员从重治罪。」另设「劝教」1名，专管井田户旗民的刑政与教养，使不敢妄生事端。另设「骁骑校」，专治军事，维持井田区的治安。设「催领」8员，专事催取公租。设「乡长」1名，专供督率农务交粮，并稽查逃盗、赌博等事。从这些职位的任务看来，这种井田区其实更像是罪犯恶人的矫正生活区。
3必然的失败
井田制从雍正三年（1725）试行到13年（1735），乾隆即位（1736）后立刻废除：井田制几乎和雍正朝同始终。乾隆元年4月，和硕庄亲王等奏请停止试行井田：「设立井田试行十年以来，所有承种之一百八十户，缘事咨回者已有九十余户。循环顶补，大都皆不能服田力穑之人，行之未见成效。」（《大清会典事例》卷161页3）
也就是说，在11年间有180井田户，其中一半（90户）先后退出，其余90户「不能服田力穑」。乾隆朝的执事者知道井田若继续施行，「势必添工本，徒耗钱粮」。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善后：「令地方官确查实力耕种者，改为屯户，于附近州县按亩纳粮，令各属防御管辖。」「其不能力穑之户，咨回本旗，停其拨补。原领田房，交州县赁耕，取租解部。」
雍正朝试行的井田必然失败，因为初始的动机与目的，就是要安顿堕落与危害社会的旗民。这些井户虽然有免费的耕地和必须的经费，但要他们自食其力，是不可奢求的事。传说中的井田制是全国上下一体施行，而雍正朝的井田，只是在一时一地的小范围内，给不事生产的旗民与社会边际份子，一个区隔的生活圈，徒然坏了井田这个美好的历史想象。
这种井田情结，在道光年间还在皇帝的朱批中出现过。2004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展览「知道了：朱批奏折展」内，页60有一项奏折，是江西道监察御史罗志谦的〈奏为兴复井田因利利民不致纷扰折〉，时间是道光三年（1823）七月初六日。皇帝的朱批是：「考古而不通今，一片繁文，于事何益。」道光皇帝或许知晓雍正朝的前车之鉴，才会有这种正确的认知。
原刊于《历史月刊》2007年12月第239期
5井地说与井田说
1基本论点
本文最重要的论点，是在辩明井田之说源于《孟子》，接着论证孟子当初的用意，是要替滕国规画「井地」，而非倡议「井田」制。后儒误解了这点，而导致不必要的「井田有无」之纠葛。其实「井字田」和「井田制」是两回事：把土地划成「井」字型，目的是要「正经界」（类似农地重划）；井字型的耕地，和传说中的井田制（一种政治、社会、经济之间的复合关系），是不相干的。
191920年间，《建设》杂志曾经对「井田制度有无」这个议题，刊登过一系列的辩论文章，主要的参与者有胡适、胡汉民、廖仲凯、朱执信、季融五、吕思勉等人。这些文章由上海华通书局汇印成书《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1930年147页）。柯岑（1933）《中国古代社会》的附录中，重印这场辩论的内容。这本书在1965年，又由台北的中国文献出版社重印。此书对井田有无的各种看法，以及与先秦田制相关的论题，已大致有具体的呈现。梁启超在编写讲论《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时，不知是否已听闻胡适等人的争辩，然而从《先秦》内相关的论点看来，感觉不出梁对那项辩论有所反应。
民国以来，对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争辩的文章很多，有些是单篇专论，有些是在土地制度史内附带论述，有些像梁一样在论先秦史时带上一笔。我们认为其中最有力的辩解，是钱穆（1932）论述《周官》的著作年代时，在第3节「关于田制」的详细深入解说。齐思和在〈孟子井田说辨〉（1948）中，将孟子论三代田制的一段文字，与回答毕战的一段文字作出区分，认为后者是专替滕国设计的方案，这帮助我们澄清不少混淆的观念。
钱穆
从民国初年胡适与胡汉民等人辩论「井田有无」以来，这场大争辩至今仍未止息，学术期刊上还不时出现各式各样辩解井田的文章。以专书形式探讨井田制的研究，在197080年代就有陈瑞庚（1974）《井田问题重探》、金景芳（1982）《论井田制度》、徐喜辰（1982）《井田制研究》、吴慧（1985）《井田制考索》。这些专著以及无计其数的单篇论文，各自从独特的角度出发，论证井田问题的各个面向，可说是众说纷纭，至今尚无能相互信服的定论。日本学界对井田制的研究，请参考佐竹靖彦（1999）〈日本学界井田制研究状况〉，和佐竹靖彦（1999）〈从农道体系看井田制〉。佐竹的基本见解是：「笔者明确地认为井田制确实存在。」
在这些庞杂的文献中，以「孟子井地」为主题的论文并不多见，在此仅举两例。木村正雄（1967）〈孟子の井地說：その歷史的意義〉是較早的一篇，他認為「井地說」是孟子獨創新倡的（頁167）。方清河（1978） 的硕士论文〈孟子的井地说〉，基本论点和本文的看法相近：孟子的原意是井地「方案」而非井田制，井田制是后儒误会、附会、强加注释，而仍无法求自圆其说的「人工产品」。可惜这篇论文没有整理发表在期刊上。虽然本文和方先生的基本路线契合，但在论证方式与左证数据上仍有相当差异，各自有侧重的面向。若举一例以说明差别，则本文第3节「从井字的根源看井田说」，是历年来否证井田说较独特的方式。
本文从一个较特定的观点，来探讨这个问题：井田说源自《孟子》，而孟子当初替滕国所规画的是「井地方案」（即「井字田」），目的是在「正经界」，这与后儒所谈论的、理想化的井田制无涉。把「井地」和「井田」混为一谈，是日后争讼井田有无的肇端。整体而言，井田有无的辩论，是自树稻草人的虚拟型「空战」，正如胡适在《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页30）所说的：「“日读误书”是一可怜。“日读伪书”是更可怜。“日日研究伪的假设”是最可怜。」1950年代之后，有许多学者从马列史观的角度，探讨先秦田制与井田说；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看，本文的论点也可以视为我们对这两个主题，以及对各种不同诠释的回应。
2孟子的井地方案
许多学者将纯凭理想的井田制，与孟子为滕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