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 第20部分

公元
百分比
百分比累计
1至12世纪
1。0
1。0
13世纪
1。0
2。0
14世纪
3。5
5。5
15世纪
4。5
10。0
16世纪
10。0
20。0
17世纪
16。0
36。0
18世纪
11。0
47。0
19世纪
31。0
78。0
20世纪
20。0
98。0
无法辨别年代
0。5
98。5

我们很容易看出，被引用最多的著作发表在3个阶段：（1）　17世纪（16％），这是重商主义蓬勃发展的阶段。（2）　19世纪（31％），这是蒸汽机广泛应用、产业革命大跃进的时期。（3）　20世纪（20％），这是科技大成长、新兴国家独立、两次世界大战、国际贸易激增的世纪。
现在来看公元2521985年间，新增的230；719个英文字词，分布在哪几个世纪。

公元
新字词
累计字词数
百分比
百分比累计
1至12世纪
7；681
7；681
3。33
3。33
13世纪
5；014
12；695
2。17
5。50
14世纪
16；561
29；256
7。18
12。68
15世纪
16；102
45；358
6。98
19。66
16世纪
35；810
81；168
15。52
35。18
17世纪
46；773
127；941
20。27
55。45
18世纪
21；735
149；676
9。42
64。87
19世纪
60；559
210；235
26。25
91。12
20世纪
20；484
230；719
8。88
100。00

答案和上个表一样：1617世纪重商主义时期，成长率首次超过10％（15。52％、20。27％）；19世纪达到最高峰（26。25％），较惊讶的是20世纪（8。88％），竟然比不上18世纪（9。42％）。
接下来要玩经济学界最擅长的游戏：经济因素和英文字词的成长之间，有统计上的相关性吗？简单地说，就是要用计算机统计软件，以「新增字词」为「被解释性变量」，然后用人口、国民所得GNP、进口额、出口额、政府收入、政府支出这6项，当作「解释性变量」，来看双方的相关性。资料是18301969年间的年度统计，为什么限定在18301969？因为1830年之前无可信的经济统计数字可用，1969是因为OED内最近的引句是1969年引用的，所以只挑出这140年来做回归分析。对语言学界而言，这可能是奇怪或可笑的做法，轻松一下嘛，看经济学界有什么好论点可提供。
先说这个回归分析的整体解释度有多高。非常高，R平方值都在0。85至0。89之间：作者宣称他们编织的鱼网，一次就可以抓到这个大湖里8至9成的鱼虾。换句话说，英文字词的增长速度，和上述6项经济变量之间，有85％到89％的统计相关，在实证研究上算是非常显著了。因果关系的方向，是经济蓬勃带动新语词的增长。

OED的电子排版方式
接下来看个别变数的状况，答案恐怕会引起较多争议。（1）人口的增加和国民所得（GNP）的增加，对新字词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人口愈多，国家愈富有，新字词怎么反而会减少？应该是相反吧！（2）政府收入（税收）和支出（公共建设）的增加，也会显著减少新字词，这实在违反常识。（3）出口额增加，与新字词的增加有密切关系；这合乎预期，因为要卖东西到各国，必须学习更多外国文字与观念。（4）进口额增加，会减少新字词的增加。这又违反常识了：台湾半世纪来外国进口的商品，不知给我们的文字带来多少丰富的内容。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回归分析，得到违反常识的结果，很难让人接受。作者硬讲了许多理由，来说明这些结果并非不合理，反而让人更难接受。我觉得这篇文章没有说服力，太冗长（28大页），有不少偏离主题的内容，在竞争性很强的期刊市场上，应该没有刊登的价值。我觉得有趣的部分，是它对OED内容的各种统计分析：各世纪间新字词的分布状况（表1、表2、附表A至附表E）。我觉得这篇文章的意义，是在提醒语言学界说，不要忽略经济因素对语言丰富化的影响。

参考文献
Lamberton；　Donald　（2002）　ed。：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UK：　Edward　Elga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en。wikipedia。orgwikiOxford_English_Dictionary）。
Reksulak；　Michael；　William　Shughart　II　and　Robert　Tollison　（2004）：　“Economics　and　English：　language　growth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71（2）：23259。
Winchester；　Simon　（1998）：　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　A　Tale　of　Murder；　Insa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New　York：　HaperColins　（赛门？温契斯特着，景翔译：《疯子？教授？大字典》，台北：时报文化，2000）。
Winchester；　Simon　（2003）：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The　Story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赛门？温契斯特着，林秀梅译：《OED的故事：人类史上最浩大的辞典编纂工程》，台北：时报文化，2005）。

26劣币驱逐良币：
格雷欣法则的原理与史例






经济学原理教科书里，最先提到的法则，可能就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劣币驱逐良币）。其次大概是赛依法则（Say’s　Law）：Supply　creates　its　own　demand（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如果你追女朋友时无微不至，嘘寒问暖事事服务到家，她可能就逃不出这种服务的陷阱。接下来你会变得不可或缺，随时召唤你做这做那。到了这个阶段，你自然明白什么叫做「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
让我稍微离题，谈一下赛依法则的原理与趣事。这是古典经济学派的一项重要前提假设，他们认为每个生产者，都知道自己产品的市场需求，所以供给和需求大致上会均衡，不会有过度供给或需求不足的问题。大家把这个观点，归功于法国经济学家JeanBaptist　Say（17671832）。其实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英国古典学派的创立者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这个供给会等于需求的基本念信，直到1930年代才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在他的《就业、利率与货币的一般理论》（1936）里推翻，取而代之的观念是：供给不一定等于需求。1929年经济大恐慌的基本原因，是「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不足，补救的方法是扩大政府支出，用「创造需求」来挽救经济。
其实这个想法的始祖，是以《人口论》闻名的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但在赛依法则盛行的时代，经济学者只看重供给面，不认为需求面是个问题。凯恩斯因而替马尔萨斯写了60多页的传记，感念他的智慧，也为他过去所受委屈平反。从经济分析的贡献来说，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说」，重要性远远超过世人所熟知的人口论：人口增加的速率呈几何级数，粮食增加的速率呈算数级数。

Sir　Thomas　Gresham　（c。　1519　　21　November　1579）
事情扯远了，赶快回到主题来。你一定早已知道格雷欣法则，但一定不知道他是谁。有个简单的方法：进入英文版的Wikipedia，查Thomas　Gresham（151979），你会看到5页的详细解说和相关图片。以下是我对格雷欣的简介。时间是16世纪的英国都铎王朝。在亨利八世到伊莉萨白一世期间，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爱尔兰之间的争战不断，国库严重亏空。主要的筹款方式不外三种：增加税收、货币贬值、国外借款。增税与贬值是内政问题，主权在己。外债则牵涉到三项外在因素：（1）英镑在国外的汇率，这会影响贸易收支与偿债的成本；（2）国际间的可贷资金是否宽裕，这会影响利息的高低；（3）英国的外债信誉是否良好，外国债主是否肯宽延或再借。这三件事情都需要靠王室商人（royal　factor或royal　agent），去欧洲各地张罗、协商、谈判。
王室商人要替政府处理外交、军事、贸易方面的事，甚至还要当地下大使和刺探消息的间谍。王室商人是古今中外皆有的角色，他们有些共通的特质：（1）本人或家族在国内的工商企业界有份量；（2）在国际上有声望与人脉；（3）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政府或王室的信任；（4）有谈判协商解决高层难题的技巧。台湾的辜振甫先生，在197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就是个好例子。政府对王商的报酬主要有三种形式：（1）颁赠爵位，（2）赏赐封地与田园，（3）授与工商贸易的特许。
格雷欣家族在都铎王朝期间，是名闻国际的王室商人。除了外债与外汇方面的重要贡献，Sir　Thomas　Gresham还在伦敦建造雄伟的交易所，伊莉萨白女王命名为Royal　Exchange，后来虽然多次失火重建，但Royal　Exchange之名沿用至今。他还立遗嘱独资创办Gresham　College，是私人兴学的典范，至今仍在运作，但学术的重要性并不高。
以下把焦点聚在三个论点上：（1）举例说明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因与过程。（2）说明格雷欣法则在哪些条件下才会成立？（3）历史上有过反例（良币驱逐劣币）吗？在哪些条件下才会出现？
以晚清各省竞铸铜元的实例，简要说明格雷欣法则的真实性与严重性。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贵铜贱」（银两价值高，铜钱相对贬值）。但到了1870年左右，由于英法德列强改采金本位，白银失去货币功能，国际银价大贬，因而大量流入中国，造成「银贱铜贵」（银两价贬，铜钱相对升值）。
晚清的铸币权不在中央而在各省，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立刻掌握机会大铸铜元牟利，简要过程如下。（1）铜元的购买力（相对于白银）上升，所以只要能铸出铜元，民间就有需求。（2）为了大赚一笔，新铸的铜元会保持原有面值，但减少成色（含铜量）。（3）财政困难的甲省，会去搜购含铜量较高的乙省铜元，熔化后铸出成色更低的铜元来牟利。（4）民间自然会把成色较佳的铜元留下，把烂钱用出去，造成劣币驱逐良币。（5）各省竞铸铜元，铜钱愈铸愈小成色愈差。到了清末，情况严重到抓一把铜钱撒到水缸内，钱竟然轻到会漂浮起来。格雷欣法则运作到这个程度，就知道这个国家完蛋了。
铜元崩溃后民间用什么钱？因国际银价大跌，外国的银元大幅流入，例如日本的龙银，墨西哥的鹰洋（有一只老鹰标记的银元）。这对有长久银荒症的中国，岂不是好消息么？对工商业界来说，银子是便宜方便了，但对穷苦的劳工与农民，银子还是可望不可及的贵重物品。平民百姓几百年来，日常交易的铜元劣质化，等于是物价急速上涨，生活变得更不稳定更痛苦。另一方面，由于国际银价大跌，中国的丝绸茶业磁器出口，只能换到不断贬值的白银；但购买外国的轮船枪炮时，就要付出更多的白银。简言之，白银贬值导致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这怎么会是好消息？　
故事说到这里，你大概已可猜出格雷欣法则运作的条件了：（政府规定）好钱与烂钱的购买力相同。也就是说，如果有好几种币值的铜元（例如50元，20元，10元）同时在市面流通，各自的成色不一，含铜量也和面值不成比例，但政府却规定铜元的购买力依面值而定。这时就会发生格雷欣法则：我会把成色好的铜元留在手边，把成色差的钱币花掉。每个人都这么做，市面上就会充斥劣币，良币被藏起来，在市面消失了。
还有一个更基本的观念要厘清。其实在公元前45世纪时，希腊已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记载，13世纪的法国也有类似的记载。天文学家哥白尼在16世纪初，对这种现象已做过很好的分析，但为什么还称之为格雷欣法则呢？原因是英国经济学者Henry　Macleod（18211902）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要义》（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58）里，误以为这是格雷欣最先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格雷欣从来没表示过这个见解，真正分析过这个原理的哥白尼反而被忽视了。这个天大的误会，纯粹是Macleod的知识不足。我们今日所熟知的说法“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是谁提出的呢？那是英国著名的新古典学派名家Stanley　Jevons，在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1875）提出的名言。和这个说法较接近的，是1612年Henri　Pollain所说的：“Bad　specie　smothers　and　drives　out　good　specie”。
上面说过，格雷欣法则运作的第一个原因，是政府强制规定良币与劣币的交换比例：好钱与烂钱的购买力相同。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劣币驱逐良币」来表示「反淘汰的效果」。例如在公家机构内，有人努力工作（良币），有人摸鱼打混拍马（劣币），但同一职等的员工，政府规定的薪资相同。日子一久，劣币逐渐占上风，良币就消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