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要“保守古典”，大学教育必须是人文的，连科学训练也不能脱离人文观照。真有趣，
马尔库塞本人也有类似看法。先生说这不奇怪，自希腊以来的思想传统大抵不脱巢臼，后来
的科学至上主义是走偏了。对现代文明的反省总还是要回到古典中去找资源。
先生又讲到吴宓的往事。他与吴先生私交甚笃，称吴先生为老师，其实他们是亦师亦
友。翻阅《吴宓日记》，见多处提及先生。先生曾几次撰文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解
读吴先生诗作。先生指出吴宓的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而叹吴
先生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先生总结说：“吴先生的不幸，在他个人，最后也只能把自己的
浪漫主义化为他的道德理念学（moralideology），把他的爱化为宗教精神，以安顿自己的
生活。这是不幸的命运安排，但也是既悲且壮的安排，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后来我才明白，先生谈吴宓，其实也是谈自己，谈他们那一辈读书人。他们浸淫于中国
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
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在先生看来，是人则要用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
凡有理想高悬则必会在自由与必然、道心和人心上有冲突。不过，这种冲突的解决，恰恰要
在求自由、求理想中实现。这是个神圣的任务。先生说“人类若无自由，不过是一架被动的
小机器”。先生分析吴宓何以独赏柏拉图的《裴多篇》与《理想国》，说：“两者都是要证
明纷纭世界之外还有一理想世界，这是‘一’。如果以这个‘一’或理想为基础，可以在繁
杂的人世困乱中，寄托人的灵魂，在那里可以有和谐静穆，可以安身立命，也是人类最后要
实现的目的。当希腊雅典已经由盛而衰而亡，群情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柏拉图的理想虽然
来得太迟，无补于实际，但以后西方人民每每以此为理想，造成中世纪和近代的文明”。先
生何不想实现此一理想？然一代淳儒，命运多舛；夙愿不遂，人皆凋零。但先生亦深知“求
仁得仁，有何怨尤”。
谈话间已走到沙滩，在老北大红楼旁边胡同里找了个小馆，随便点些东西吃。先生在饭
桌上写下几部英文书名，都是有关新人文主义的，其中有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
《法国批评大师》，说这些书北图都有，很容易借到，要细读了才知道新人文主义与批判理
论究竟有何异同。大体上看，本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关注人文、艺术、道德问题的，都对工业
文明有所警惕。二战之后反思现代化更是热门话题，但其中视角各不相同，都反思现代化，
却有相反的结论。走出饭馆，天已全黑，华灯初上，京城春夜的味道真迷人。听先生一席指
教，有春风风人自沉醉的感觉。陪先生上8路汽车，在地安门换7路无轨，像七六年的冬夜
一样，先生挥挥黄藤手仗就远去了。
七
八二年三、四月间，我开始准备学位论文。那时我读完了国内能找到的马尔库塞的著
作，对他的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认为他虽然是以新马克思左翼著称，但骨子里承继更多
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一派的血脉。以我当时所能见的资料，尚无人这样定性马尔库塞的学
说，所以我准备了一份提要，陈述我论断的理由，和先生约好，去向他请教，希望先生能判
断一下我所准备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材料是否扎实。
到先生家，见他正在安一架新的咖啡机，是那种用沸水直接冲磨好的咖啡，通过纸袋过
滤的新式机器。见我便兴致勃勃地说是唐君毅先生的家人托人从香港带来送给他的。先生与
唐君毅先生青少年时就是至交，抗战时期曾一起和牟宗三、程兆熊编刊《理想与文化》，先
生曾回忆起：“我们几位手无寸铁的书生，想借此表示我们为民族奋斗的决心。……当时大
家心中都想起宋代学人张横渠在抗金战争时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以及西方费希特在德国国难时期《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的故
事。我们都感觉到不能都去喊抗日的宣传口号，还需在本岗位上作些踏实的哲学建设工
作”。先生对我说那时一起编杂志，常常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困了就喝浓咖啡。他喝咖啡
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先生边说边摆弄咖啡机，一定要尝尝这新玩意煮的咖啡好不好。忙
活了一阵，咖啡器终于嘶嘶地响了，片刻，淡淡的咖啡香便弥漫在屋子里，阳光正爬进窗
子，三两方光影漂浮在咖啡的香气中，缓缓地游动。
先生倒好两杯咖啡，便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只老沙发上，头向后仰，靠在沙发背上，左
手在扶手上轻轻叩击。我坐在先生右侧，拿出笔记本说，上次和您谈起准备论文中的几个问
题，想听听您的意见。先生微闭双目，缓声说“请讲”。我知道，每逢此时，就是先生要集
中精力认真听而长考的时刻了。我刚一说出题目，先生就笑了，说浪漫主义的题目最难
讲，“它太浪漫了”。海涅有海涅的浪漫主义，白璧德有白璧德的浪漫主义。有十篇文章可
能就有十种定义，你给自己选了个最麻烦的题目。我说虽然麻烦，但并非羚羊挂角、梳理各
家之说能得其大意，况且不是求几何定理，要精确到一丝不苟。思想文化批判总是取其一般
特征。先生点头说，这自然是对的，就看你对一般特征抓得准不准。我说像笛卡尔和卢梭，
虽然都以概念、推理论思想，但区别极明确。这种大特征是抓得住的。以此看马尔库塞的批
判理论，就有话可说。
我以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给人的审美艺术活动以突出地位。他在讨论审美艺术问题
时，给自己规定了任务，要证明在美与真、艺术与自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表明他要完
成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早已提出的任务。他要在康德、黑格尔、席勒奠定的坚实基
础之上，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重建审美新秩序，以对抗后工业社会的“工具理
性”和“现实原则”。这个秩序正是诺瓦利斯“兰花幽谷”中的秩序。他要以“自由游
戏”作为无压抑文明的标志，以卸载现代文明强加在人的心理上的“多余压抑”，使心理和
生理上的愉悦统一于诗的王国。他要让古希腊的神祗，爱与美的象征俄耳甫斯、那喀索斯代
替后工业文明中的英雄：政治强人、商业大亨、运动明星、社会名流，使人成为独立的、审
美的、有尊严的自由人，而不再是一群傻呼呼的、患有成长延缓症的追星族。
我列举了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家、浪漫主义文学家的著述，有关浪漫
主义专题的论著，欧洲十八、十九世纪思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史实。先生认真地听着，当我
谈到“自由游戏”概念时，我引席勒《美育书简》中的话“在美的国度里，人们彼此只作为
自由游戏的对手显身，这里唯一法则是把自由供献给自由”。先生便问我，席勒的自由游戏
概念出自何处，我答出自康德。先生很严肃地说，既有前因，你绝不该忽略，引征材料要尽
量溯其源头，这是个方法，也是个原则。先生原则两字说得很重，让我脸红。先生随后说，
我看你对康德《判断力批判》读得不细，其中第九节专论游戏概念，你要回去再看看。我忙
点头。
我接着谈到马尔库塞不仅极赞赏康德以审美活动为联接知性与理性，自然与自由的枢
纽，更认为这种枢纽功能意味着提高感性地位以反对理性暴力，最终要摆脱理性压抑性的统
治，使人通过审美活动开拓人与社会的另一维度。先生说这种讲法已经远离了康德。在康德
那里，三大批判无高下之分，各司其职而已。三大批判的核心就是一个“人”字，以人为中
心，考察人的认知能力、道德诉求、自由意志，最终目的就是人。在这个出发点上可以说马
尔库塞仍在德国思想传统中。从他的论证方法、思想资源、价值评判上看，你说他是个浪漫
主义者，我想是站得住的。特别是他总谈美是自由的表现形式，这和席勒是一致的。先生说
席勒的理想除了写在他的美学论文里，更多的是写在他的诗里，你要去读他的诗，毕竟席勒
作诗人比他作哲学家更有地位。遵先生嘱，回去读席勒诗集，读到这样的句子：
走出陌生的他乡
重寻天真单纯
重回幼时茅庐
摆脱冷酷的枷锁
在自然怀中温暖安眠
这简直就是马尔库塞的论文“审美之维”的诗意表达。真感谢先生指点迷津。
先生又问我，你认为马尔库塞这一派对现实的意义在哪里。我答至多表示一种信念坚守
罢了。我对理论改造现实的可能根本就极悲观，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的整合力，批判性的知识
分子都边缘化了，绝不可能有启蒙时代的哲人那样大的号召力。先生笑了，说我们的老祖宗
孔夫子就是“丧家犬”。又说读书人不为世用并不可耻，倒是读书人当了权势的帮凶才不光
彩。我问先生论文题目是否可以叫《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的浪漫主义骑士》，先生说论
文题目你要听导师徐崇温先生的意见，我对论文不发表意见。又问先生能否参加我的论文答
辩，先生说只要杜老和徐先生请他，他当然参加。
回家之后我又反复思考先生的问题，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何在。这在论文中是极重要的
一块。思考的结果记在笔记中是这样一段话：“建立无压抑的文明，在现存理论框架中看，
确实是个幻想。马尔库塞本人颇明了这点。因而，若想走向他所指引的无压抑文明，大半不
能靠脚而要靠头，或者干脆靠心。想起这点真让人悲从中来。但午夜时分，一支烛光也能为
踟蹰暗夜的旅人燃起一丝希望。朝霞纵然绚丽，但那要待晓雾四散，而并非人人都能等到清
晓莅临的一天。因此不管天光大开，还是烛光掩映，清醒的灵魂总守候着，只要有人守候，
就总有破晓的可能。怕就怕我们都沉睡了。守候于幽夜是一种幸福，正如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一样”。后来我把它写入文章寄给先生，先生回我信说：“愿与你和朋友们共同守候”。
八三年读到贺麟先生的文章《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贺先生说：“周辅成先生在一
九三二年写了《康德的审美哲学》（《大陆哲学杂志》一卷六期），……周辅成先生是研究
西方伦理学的，周先生曾‘惋惜中国尚不曾有介绍康德的美学的文字’，自告奋勇写了这一
篇文章。周先生的介绍相当详细，全文共分两大部分，一是批判力与悟性和理性的关系，一
是审美判断之批导。这是我国对康德美学思想最早较有研究水平的文章”。我才知道先生是
介绍康德美学入中国的开山之人。我问先生为何从未向我提起，也未叫我读他论康德的文
章，先生淡淡地说，那是五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了，不一定有价值。我坚持向先生要，他挺不
情愿地从北图复印了一份给我。我仔细拜读先生的文章，虽然行文风格是五十年前的，但先
生对康德美学梳理之清晰，解说之明确，总体把握之贯通，以我当时所见中文文献，尚无人
能及。老一辈学人学风真淳厚。像这种开创性的工作，不过是做过便完了。能与先哲对话，
能有成果惠及后人便达初衷，其余世间名利不过淡然处之。这种淡泊雍容，来自浩然之气的
涵养，来自古卷青灯的陶冶，来自“大道如砥”、“德不孤，必有邻”的信念。先生已点燃
烛火，又约我们同守暗夜，小子岂敢怠惰。
八
八二年六月，我要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先生应邀担任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那天先
生早早就到了哲学所，在走廊里遇见先生，觉先生今天的样子有点特别。后来才意识到先生
特意着了装，显得格外整洁肃穆。我趋前问候先生，他很严肃地点了一下头，就进了现外
室，答辩就在这里举行。答辩过程中先生问了我两个问题，记得有一个就是有关康德所
论“无目的的目的性”。我回答得大致正确，其他先生也问了一些问题，所幸未出大错。随
后我便出去等候。再进房间，见各位答辩委员面带微笑，就放了心。杜任之先生宣布我的论
文通过，我向各位先生鞠躬表示感谢。所里派车送先生回北大。见先生上车，想起七五年底
在清河小营机械学校送先生上车的情景，不由百感交集。
论文答辩结束不久，我便启程去武汉，为即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现代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