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自广西南宁的女孩红是我们里边的大姐,她说话总是拖着儿音,笑起来像她老家的阳光一样明媚,她看样子挺会照顾人,没想到似乎是宿舍里唯一的独生女,大姐风范不愧是中学名校磨练出来的。最后要介绍的是和我同年但小我半岁的小妹妹静,她来自遵义,她是用我们听着有点像四川话的口音介绍“遵义的”。她名字叫静,其实性格有点闹,总是哈哈哈哈大笑着停不下来,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掩上脸从手指缝里偷看我们的动静。现在想想她大大宽宽的脸盘,扑扇扑扇的大眼睛和满脸俏皮天真的神情,真是忍不住要笑啊。她也总学着我老家话叫我的名字,觉得简直太好玩了。
有好一阵我要给南方同学纠正我是来自西北甘肃的,不是附近江苏的,他们读起来都差不多。说起天水;他们只知道是三国姜维的故里,我还要给他们补充是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地方,也是教科书上诗仙李白的祖籍“成纪”所在。现在都争得热闹了,好像都跨出国门了,我也不淌这浑水了。但天水无可争议的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飞将故里。这位悲壮的将军功勋等身,就是至死不能封侯。话说历史上封妻荫子的王侯如过江之鲫,可是被“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样的千古名句传诵的又剩下几人呢?
对了,我印象很深的是第一次喝到上海的水,我不顾当着先我而来热情给我倒水的中学校友的面,几乎喷吐出来,这飘着一股让人不爽的味道,叫做“水”的东西哪里是人喝的?要知道我老家叫“天水”,虽然喝的不全是天上之水,起码是甘甜的地下之水啊。我后来初次去南京路过苏州河时才终于明白这股臭乎乎的味道是哪来的了。没办法,入乡随俗嘛,何况我还是从农村来到大城市,再别狗眼看人低挑剔了,捏着鼻子喝了几次也就习惯了。不过第一次放假回去灌下一大杯家里的井水,才发现这水原来是甜的啊,以前从没注意。
火车上和我同行的男同学顺着地图指示已经逛遍了校园,竟然足迹已经去过鼎鼎大名的南京路了。他很热心地陪我转了校园一圈,也带我去看了南京路,以前写作文老用鳞次栉比、摩肩接踵、琳琅满目、目不暇接这些词想象繁华,当终于见到繁华时只有目瞪口呆了。虽然囊中羞涩,但第一次来到南京路总得买点什么做个纪念吧,我挑了本封面有个外国女孩抱着小狗的影集,我对自己的属相一向情有独钟,这个影集也将留下我大学生活的身影。我后来再没怎么去这个老乡宿舍,我不喜欢他的室友看着我们时别有意味的眼神,此后也就渐渐疏远了。
刚到学校安顿妥当,我最急迫的事当然是给爸爸写信,他会读给不识字的妈妈听,所以我尽量用老家口语化的语言来描述我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介绍我的学校和同学。此外就是得赶紧拍张照片给他们看看这个美丽校园的直观印象了。我上中学时几乎全穿着姐姐淘汰的衣服,那时夏天好像也不算热,最高温28度我已经要在水龙头下冲湿裤脚凉鞋解暑了,从来没穿过短袖,更没穿过裙子,高中毕业才穿着姐姐的裙子照了张四姐妹的合影。上大学时我带着二姐淘汰的裙子和露出一截大腿的厚长筒袜,一件爸爸临时买的短袖衬衣。还背着一个从老山前线下来的军人哥哥送的崭新的军用挎包,戴着小姐姐送给我的发卡,在曦院的假山前拍下了我在复旦园第一张笑容都没有来及打开的照片。
关于这个发卡我还得说几句,上小学时爸爸给我和小姐姐一人买了个宽发卡,一个金黄、一个暗红,上面是两条描金凤凰。当时小姐姐脾气比较任性,东西总是她先挑,她大嘛,挑了红的,我用黄的也喜欢。结果在五年级学校组织观影,那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电影,从影院出来走到半路都没适应明暗交替,排在路队里我竟然木头木脑地撞到电线杆上,发卡直接就断了,我当时心疼得只想哭,但忍住眼泪在拥挤的队列里慌忙捡起断成两截的发卡,怕同学嘲笑一路捏在衣袖里回家。回去爸爸给我用胶水粘了,小学毕业时我和姐姐同班,毕业照上都戴着发卡。此后这让我们珍爱的发卡一直陪伴着我们,直到上面的描金凤凰图案都不见了。我考上大学,但小姐姐落榜了,遭遇坎坷的姐姐在伏着被子哭红眼睛后,把她的红发卡送给了我,我就是戴着这个发卡来到复旦园,也带着对苦苦复读的姐姐的牵挂。
对了,还有个挺让我头疼的事,我录取通知书上的专业是我自己选的国际经济法,但安排宿舍时因为整个西北就我一个,估计被忽视了,所以才被安排到几个专业合居的宿舍。初来乍到,人生地疏,我不知道怎么和老师问我的专业是不是搞错了。勤工俭学给我们照相的师兄很热心,安慰我不用担心,直接给辅导员说就行了。老师确认我的专业是安排宿舍时弄错了,我就先在这个宿舍住了一学期,后来调整到我班同学的宿舍。这个小小的失误竟然让我除了结识两个宿舍的同学,多出几份友情外,也让我认识了大学的第一个朋友倩,在后来军训时按照宿舍划分和哲学系在一起,继而遇到我最好的朋友丹。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真有缘分?
说到照片我想起来那时候经常去五角场的一个绿铁皮报亭冲洗照片,当时的五角场还破破烂烂,没想到如今都成繁华商业圈了。老板招徕在外面的一张照片是《苔丝》的女主角娜塔莎。金斯基,她全身赤裸着被一条蟒蛇缠绕,遮住三点,大概是体现野性的惊艳。我每次看到却觉得触目惊心,我当时更欣赏自然、淳朴的美,喜欢她在电影里戴着宽沿帽的村姑扮相。
我们发的粮票里有半两的粮票,我看到上海人买点心竟然不是一次买一斤,而是可以买一个两个,不能不佩服上海人的精细。我以前吃过的香蕉是爸爸舍不得吃偶然带给我们的一个两个,表皮乌黑,因此我一直以为香蕉皮就是黑色的。在上海见到新鲜的香蕉橙黄橙黄,甚至有的还发绿,我才纠正了这个错了很多年的观念。我还知道我最爱吃的蒜薹在宿舍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但叫法和我不一样,管它叫蒜苗,而且嫌它有味道;而我叫蒜苗的东西她们叫大蒜,我叫大蒜的玩意她们叫蒜头。东北同学说的地瓜,我叫洋芋,而南方同学叫土豆。我还知道不仅我们各省的方言不一样,浙江省几乎是隔几十里就有一个方言,同在一省的厦门和福州竟然属于两大方言语系,我的同学就很自豪地同时会说这两大方言。哎呀,南北交融真的是有点好玩啊。
有一段时间我和咸阳姑娘倩、遵义姑娘静这三个来自偏远小城市的女孩时常结伴,好奇地在学校角角落落溜达,先从熟悉各教学楼的位置开始,免得下了一节课再去另外一个教学楼找不到教室。我们在学校后门的水果摊上讨价还价,我问香蕉可不可以买几“齿”,大把香蕉长得不就像一排巨齿吗?“哇哈哈呀”,没等摊主答复,静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小齿齿呀”,此后因为这个典故她可没少取笑我。
初入校园还有个重要节目是会老乡。在宿舍呆着,总有成帮的老乡会找上门来关照着我这个新同学,有时候甚至还有外校的老乡在一起串。我也跟着去过同济大学,发现“吃在同济”、“玩在复旦”还是有些道理。在和一大帮男老乡闹闹哄哄会过几次之后,我失去了兴趣,但是认识了高我一届的新闻系师姐琳。这个说话一句一顿、温柔如水的女孩就从老乡变成了朋友,也是我工作后联系最密切的复旦校友,我和她的友谊在复旦园生长,在复旦园外一直蔓延。
初入复旦(二)
当然,作为新生我们也关注校史里光辉的名字,了解“旦复旦兮,日月光华”的来历,知道相辉堂的命名,景仰仍在学校的名师,也随时关注食堂前的海报,提前去3108大教室占座位听听公开讲座。说到海报,我想起当年班上一个彪悍的沈阳女孩想组建个女子足球队,她贴了个豪气干云的招募启示,画面简单,就是一只高跟鞋踩着个足球,LOGO就一句话“复旦——在我们脚下”!这是我对吸引眼球最初的认识。不过如此启示没有募来几个温文尔雅的复旦美女,足球队终于没有组建起来,复旦仍在我们脚下扩展,但不是被“踩”在脚下。我倒是在想啊,如果国足有点“中国——在我们脚下”的豪迈,或者“中国——在我们脚上”的敬畏,也不是现在这样的状况吧?
讲座里印象很深的是见到电影演员秦怡,这个银幕上的绝代美人,已经有点迟暮。她稀疏的头发做成小卷贴在头上,有点发黄。说话柔弱,举止优雅。我第一次真实感受到原来名人在他们光鲜的外面下竟藏着远比常人更多的坎坷和辛酸啊,她说到智障的儿子时落泪了。当时初露锋芒的谢百三还是个年轻讲师,但复旦学生并不是只看虚名不重真才的,他的讲座格外受到热捧,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走廊外面都挤满人,连我这样没什么经济头脑的人,竟然都凑过很多次热闹。他对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的调研,是非常生动而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比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枯燥理论新鲜多了。(前一段他来我所在的城市讲课,我老公回来感叹谢教授确实是牛人。他从下午2点讲到晚上7点,本来预定是5点的。中间不停地喝水却从未中场休息,口才真不是一般地好!我想那和他在3108的历练不无关系吧?)
那一年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相辉堂前草坪上疯狂的音乐节,3108教室激情四溢的诗歌朗诵,还有复旦剧社演出的奥尼尔的《天边外》,年轻的心从此驿动。电影《红高粱》的观感也让我吃惊,原来电影可以这样拍啊,那浓烈的红色、静谧的蓝色,让人窒息的高粱地、满屏幕巩俐露出虎牙的特写,以及那个苍凉的月牙门带来的视觉冲击让我震撼,简直不可思议。我竟然连看了三遍,意犹未尽,其中两遍是和班上一个女同学散场后躲在厕所,又继续站着重温了一场。
说到诗歌朗诵了,我还有些题外话。诗歌当时还处在它的黄金时代,我们提到校园诗人、诗社社长许德明、陈先发、傅亮等等都是非常崇拜的,诗社的油印刊物也是我们喜欢的,甚至诗人的浪漫爱情故事都是我们好奇的童话。我记得我是听了诗歌《两个人的车站》的深情朗诵才去找电影看的,也由此爱上苏联电影的深沉、静谧与宏大。题外话是我本来一心是想学中文或者新闻的,但在填报志愿时,我鬼使神差地放弃了当时非常热门的新闻专业,选择了比较新的国际经济法。等入校从同乡那里听到的消息才让我万分庆幸自己的选择,没有去当炮灰,不然还不知道我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呢。和我同时从甘肃考入新闻系的男孩其实一直在复旦附中就读,只是回父母工作的兰州、他的户口所在地参加了高考(那时候不说高考移民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新闻系那一个名额几乎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后来继承了诗社社长的衣钵,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我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位头发花白、日理万机的校友,他已经是**传媒的总裁,典型的成功人士了。
我前面其实只是讲到一些比较直观的感受,我一直有些体会今天一并讲出来。我当时考上复旦后我好朋友的姐姐羡慕地说“简直做梦都想去复旦啊!”我是多少人羡慕的对象啊。出了校园,甚至在公交车上别人听到我们是复旦大学的,眼光立马充满景仰,上海人是很认复旦的牌子的。不过我这个中学同学眼里的牛人,到了这里,才算是知道什么叫小巫见大巫了,在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的丛林里觉得自己简直卑微得要钻进地缝去。我的24个同学几乎个个来自全国的重点中学,好多学校的名字是我在《作文通讯》里早都熟悉的。班上甚至有曾在美国高中交流过一年的复旦附中优秀生,这个成绩好得不太真实的男生一直是大家的榜样,他在其他方面也堪为表率。他后来的毕业论文是用英文写的,我们开玩笑老师看得不会发晕吧?还有从上外附小一路上到上外附中的同学,她听一遍英文歌曲就能抄下歌词,甚至用英文写诗、写小说,原版书对她算什么呢?后来班上还有一个从美国大学退学回来的同学,她逆潮流而动的选择让她闻名遐迩,她在上海《青年报》上的专栏“我从美国归来”引来雪片般的邮件,一度我们的邮箱都被她的热情读者塞满了。超牛的同学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的自卑感是从英语课开始的,上中学时尽管英语老师会给我看他订阅的《CHINADAILY》,我倒可以翻着字典可以看,但没有听说训练,都是“哑巴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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