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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华北的“先天道”其实就是一个一体两面的汉奸组织。表面上他有着类似于宗教的外衣，并吸收大量门徒，但骨子里，该会主张反共亲日，鼓吹中、日、满提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等日伪主张。
民国二十九年（1940）初，江洪涛在北平城郊各区相继建立分支组织，改名“华北先天道”，取消“防共救国会”。而其地方组织，省设总会，县设分会，区设支会，乡、镇设办事处，并有民团武装编制。至民国三十三年在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建立有57个分会，在北平建有17个分会。
在“华北先天道”的历史上，卖国始终是主题任务。该道曾在多方面配合日军行动，为日军搜集军用物资，并配合日军对共军各边区实施武装及经济封锁。除此之外，先天道本身也建立了自身的武装组织，并与民团武装多次攻击八路军各运输点线，广搜八路军情报，然后每日向日军华北参谋部报告。
抗战胜利后“华北先天道”向国民政府投降，一贯善于利用帮会组织的国民党当局并没有惩罚、追究江洪涛的卖国行径，反而任命其为军统局上校特务组长，利用先天道续行反共活动。在解放战争中，先天道曾搜集共军情报两千余件，击毙共产党干部四人。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先天道作为特务组织被留了下来，转入地下活动。江洪涛本人更是潜伏于共军侦察机关任情报员，充当国军内应，多次破坏公安部门办案。但是这一次他再没有逃出生天，1950年，因为组织武装暴动，江洪涛被捕，后判死刑，叫嚣一时的“华北先天道”至此彻底灭亡。
和“先天道”差不多，“一贯道”同样也是以宗教起家。在该道门自传的履历上，我们可以看到，远在千百年前，“一贯道”就已经创立于世间。不过很可惜，这是假的。事实上“一贯道”真正创立是在清末，其创始人名为王觉一。
王觉一，亦名希孟、北海老人，觉一为其道号。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今山东省寿光币）人。约生于道光元年（1821年），自幼孤苦伶仃，三岁丧父，七岁母逝，替人放牛为生。
成人后，王觉一学会了算卦，还能扶乩、画符、“治病”，并自诩水精子化身，别号半仙。二十七岁时，王觉一加入先天道，并仿效道门中的前辈在山东青州建立帮会组织“东震堂”。传说，王觉一“四十岁后，因见左手掌纹形似古字，即自称古佛降生，并言梦见菩萨令其传道，当即设立教名”，“始称先天无生教，后为末后一着教”。后被人称之为“一着教”，而这也正是“一贯道”的前身。
在王觉一统领“一着教”时，该教会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存在。曾数次组织教众暴动，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一贯道”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暴力组织。
王觉一去世后，其弟子路中一承办道务，取《论语》中“吾道以一贯之”改名为“一贯道”。民国九年（1920），路中一收山东济宁人张光璧为关门弟子。因他布道能力出众，被路中一委以传道师重任，代表路中一到各地布道。
民国十四年（1925），路中一大病将亡，临终前，他发布遗嘱让其妹路中节执掌教权12年。此时张光璧正在单县传道，本有妻室刘率贞的他，却与女道徒、青年寡妇孙素珍勾搭成奸。此事引起了孙素珍族人的愤恨，扬言要严厉处置这对狗男女。张光璧见势不妙，赶紧携孙素珍逃回济宁避祸。路中节为了巩固教权，也抓住张光璧单县丑行，撤销他的点传师职务。张光璧势单力孤，无法与路中节抗衡，只得到济南另图发展。
民国十九年（1930），已在济南站稳脚跟的张光璧向路中节发难，宣称道盘已转，天命攸归，路中节掌道十二年，按阴阳合璧，六年即满，于是自称接续一贯道道统，为十八代祖师，是“平收万教”、“度尽九二原子归根认母”、“办理末后一着总收圆”的佛祖，并袭用明末大乘天真圆顿教创教祖师弓长名号，亦称“月长祖”，因而从路中节手中夺得教权，自诩白阳二祖。
夺得教权之后，张光璧以济南为据点，先后建立了忠恕坛、金刚坛、敦仁坛、礼化坛、天一坛五个佛堂。忠恕坛是总佛堂，其他四坛则各负一方，向全国各地发展。民国二十四年（1935），张光璧来到天津开荒布道，建立了天真总坛，其下有百余个佛堂，重要的有道德坛、浩然坛、普化坛等，并通过天津渗入东北地区。
民国十五年（1926），张光璧派张五福、杨灌楚、董雪桥三人在北京成立了“信一”、“德一”、“纯一”三大坛。其中以张五福“信一”坛发展最快。1939年1月，张五福把师尊张光璧、师母孙素珍接来北京，在北新桥财神庙2号设了“一贯道”总坛。并于1939年4月在东城郎家胡同50号院内办了有一百八十余人参加的“顺天炉会”，目的是训练骨干。
道门组织得到了发展之后，张光璧本人愈加膨胀，其触角也不再局限于传道。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后，张光璧率领一贯道投降日寇，成为华北日军的眼线。大肆宣扬“日本人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日本国旗是太阳，师尊属‘日’，担有天命”等汉奸理论，公开破坏抗战。
民国二十九年（1940），汪伪政权成立后，张光璧被任命为“外交顾问”，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伪警政部长周佛海、伪警政部次长李福久等人均加入一贯道，使一贯道又在华东地区有了新的发展，并通过上海传到两广地区。
抗日战争结束后，本来应该接受审判的张光璧摇身一变，来了个“华丽转身”，投靠了国民党当局，并以“中华道德慈善会”的名义在南京公开活动。至此，“一贯道”的反动本质可谓暴露无遗。
解放战争中后期，“一贯道”利用封建迷信手段，迷惑大众，并充当特务眼线，大肆参与捕杀进步人士。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贯道教众又在平津地区散布各种谣言，鼓动群众闹事，甚至阴谋组织武装暴乱，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为了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央政府最终决定将一贯道彻底取缔。至此，曾经徒众百万的反动会道门“一贯道”在大陆彻底灭绝，其核心骨干大多逃往台湾。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反动组织来讲，此时的生存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了，台湾也不是他们的乐土。1950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查报一贯道活动，1952年由“内政部”依据《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予以取缔，罪名包括“败坏风俗，妨害治安，干预政治，为‘匪’利用”等。于是“一贯道”再次遭受重大打击，一度一蹶不振。
直到1987年，台湾放开社会组织的注册门栏后，“坎坷无比”的“一贯道”才终于有了一个合法的面目，但此时的他们却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行为也大有收敛，开始转向慈善活动。
三、南方传说
以组织数量而言，中国的南方自古以来就是帮会的“重灾区”。无论是洪门、清帮，还是明朝初年就存在的白莲教，几乎都是发源于江南地区，尔后才开始向全国扩散。
和北方帮会多以宗教形式扩充不同，南方的帮会组织往往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暴力宗旨。他们的存在就代表着反抗。因此，从严格的意义来讲，南方的帮会才更符合我们脑海之中的江湖形象。
而在洪门与清帮之外，南方的土壤里同样还滋生着其他的帮会组织。他们有的脱胎于洪门天地会，比如四川的“袍哥”，比如广东的“三合会”。但也有的帮会，本身就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体系，比如赫赫有名的“排帮”，比如凶悍绝伦的“斧头帮”。
正是这些帮派的存在，南中国的江湖才显得精彩纷呈。他们和庞大的洪门、清帮一起，构筑了旧中国的南派帮会体系。
1。袍哥·绝不拉稀摆带
在广袤的南方大地上，洪门与清帮执江湖牛耳，但除此之外同样也有其他帮会组织风生水起。比如前文所提到的“洪门长子”哥老会就是其中之一。而在哥老会这个同样复杂的体系中，还有一个下线组织更是鼎鼎有名，他就是哥老会的四川分支——“袍哥”。
九十年代初，一部《傻儿师长》曾经火透了大江南北，当樊傻儿带着浓郁的川腔说出“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时，一种久违的江湖豪情顿时扑面而来。
和洪门一样，袍哥在组织发展上也比较宽松，没有清帮那么多复杂和严苛的说法。只要有人引荐，在香堂上对各路头领行叩拜礼（不作揖），听舵爷赏封“排行座次”，之后就是袍哥了，就可以闯江湖结交朋友了。
至于说，好好的哥老会，到了四川为什么会有“袍哥”这个名称？江湖上的说法有两种，一说是取《诗经·无衣》中“与子同袍”之义，表示是同一袍色之哥弟；另一说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
总而言之，这两种解释大致相同，但都不像是真的。事实上，袍哥这个名称倒是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很多北方城市都出现过的流氓团伙“白鞋队”。该团伙以穿白球鞋为特征，非常好辨认。不过很遗憾，直到本书交稿为止，作者也没能找出“袍哥”和“白鞋队”有什么联系。
组织的名称起了变化，传承自然也就有所不同。在传统祭拜上，袍哥和其上线组织哥老会有着不小的区别，他们不拜五祖，而是主要拜关羽，并称之为圣人、圣帝。排座次也不敢有“二哥”。袍哥首领称为“舵把子”，副首领称“三爷”。他们也没有“四爷”，原因很搞笑，居然是因为杨四郎是叛徒。由于“袍哥人家从不拉稀摆带”，因此对于不讲义气的叛徒惩罚很严厉，通常是“三刀六个洞”，要他死得很难看。
在袍哥的传统中，每年有三次大会。五月称单刀会（祭关羽）。七月称中元会，为已故弟兄设祭。腊月称吃团年饭。实则都是为吸收新成员，商谈一些有关香堂及码头事务。
从组织架构来讲，袍哥分五堂，成员的社会成分也大致有个界限，按民俗习用的顺口溜：“仁字堂（又称老人堂）讲礼讲法，义字堂讲打讲杀（多为绿林，俗称二房上的），礼字堂讲抓讲拿（多为社会下层）。”
和正统的洪门相比，袍哥的江湖习气更浓，黑帮气氛也更深厚。新入会者得交纳会金、月费。如要外走闯荡，请舵爷赐“公片”（又称字样，印有山头名称的大红柬帖，证明身份，也可充传递消息的信物），并由管事五爷传授江湖规矩、黑话、手势及外地的朋友关系，但必须酬以重金方可得到这些好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形式上，袍哥更加接近如今的黑社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完全就是利欲熏心之辈。相反，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这群四川汉子的表现堪称可歌可泣。
黑帮是不假，但黑帮就不可以爱国吗？别忘了，说到底，袍哥的命脉之中还流淌着洪门的血液。
辛亥革命时期，袍哥组织响应洪门号召，出钱出人，无数门下弟子喋血沙场，为中华民族走向共和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前云南督军蔡锷、云南将军唐继尧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并即组织约二万人之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分由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任一、二、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兼任云南都督府都督。袁世凯调派八万人进攻云南，结果在四川被蔡锷大败。
在这次护国战争中，蔡锷与同盟会主要依靠的力量其实还是袍哥，他们组织武装部队，义无反顾，加入护国军，抛头颅洒热血，奔赴前线。在当时，四川护国军司令部就设在温江、崇州、双流三县交界的袍哥码头刘家濠，而其司令、副司令、参谋长也都是曾经的袍哥大爷。
抗日战争爆发后，袍哥大爷们再次振臂一呼，于是十数万蜀中子弟浩荡出川，再次谱写了一曲英雄悲歌。如果大家还记得电影《血战台儿庄》的话，那就一定忘不了那个死不瞑目的川军团长。毫无疑问，那个人的原型其实也是袍哥出身。国家危亡之际，他们没有选择投降，没有拉稀摆带。他们是用鲜血和生命在践行中国式的江湖之义。
在袍哥的抗战史上，英雄辈出，战死者不计其数，活下来的则是千姿百态。而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范绍增，也就是《傻儿师长》的原型人物。
范绍增，名舜典，号海廷，绰号“范哈儿”、“大老造”，四川省大竹县清河乡人。13岁入袍哥，算是资深的帮会分子。
清宣统三年（1911），范绍增在当地袍哥大爷的带领下加入了同盟会，自此之后一路跌宕起伏，出生入死。民国五年，他官升团长，算是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班底。此后多次参加军阀混战，虽然有胜有负，但麾下人马却越攒越多。和一般的国军将领不同，帮会出身的范绍增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