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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张家界开全国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时，有同仁要我谈谈历时九年、编撰《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感受。我在一再催促下终吐真言：“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论著，百分之九十五是套话、假话、废话、重复的空言，顶多有百分之五谈出些真见。”话一出口，全场哗然，鼓掌喝彩者有之，坐卧不安者有之，暗暗斥责者有之。林非先生为照顾大局，说我发言欠妥，我也表示数量统计有误，暂时收回。后来经再三统计、衡量才发现，我所说的真见之文占百分之五，并非少说了，而是扩大了，其实占百分之一就不错，即一百篇文章有一篇道出真见就谢天谢地了。试回想，我们多少学者的多少文章是在瞿秋白的进化论到阶级论转变说模式中重复啊！是一味诠释、演绎别人的观点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时，竟有那么多的学有素养、功底颇厚的学者在鲁迅世界观转变时间上争论不休、浪费着自己宝贵的才华和只有一次的青春与生命！90年代初仍有人以陈腐的奴性原则和傲然的“一瞥”来封杀指出其中奴性的语者！长期以来，只知演绎、诠释、重复他人观点的奴性研究模式与思维方法，给鲁迅研究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给鲁迅先生身上抹了多少黑！（《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46页）
文中提到的林非，当时是中国鲁迅研究会的副会长。
张文中还说，到如今，也就是到写文章的二○○○年，鲁研方面的文章少说也有一万篇，按百分之一算，也就一百篇谈出了真见。
看了这些数字，只会让人感叹，真是祸国殃民，既害人又害己。就这一百篇，也还是个夸大了的数字。就算是一百篇吧，这一百篇中，至少有一半是解放前写的，比如张定璜的《鲁迅先生》，就是一九二四年在《现代评论》上发的。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三十年代写的。解放后最好的一部鲁迅传，是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可惜不是在大陆写的，是在香港写的，也是在香港出版的，直到九十年代才在大陆出版。要是把这些都除过，解放后五十年里，一年还平均不到一篇。而那一万篇文章呢，至少有八千篇是解放后写的，八千篇文章除去五十篇有真见的，是七千九百五十篇。这些文章大都是在正经刊物上发表的，每五篇文章可以造就一个学者，七千九百五十篇可以造就一千五百九十个学者。这将近一千六百个学者，几乎全是做了无用功。
这就是我们的鲁研界。
朱正先生是个严谨的学者，他说过这样的话：
我也是写过鲁迅传的。我们50年代写鲁迅传，的确是把鲁迅放进一个模式中去的。我当时是怎么写鲁迅传的呢？所有公开发表过的毛泽东著作中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一句不落地全部引用了，我就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来发挥。（谢泳编《胡适还是鲁迅》第10页）
不光是大的地方，就是小地方，也是这样。还是这位朱正先生，在上面那段话之后，紧接着还说了一件事。他写《鲁迅传略》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还没有出版，他听说当年评美国政府白皮书的那几篇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找来看了。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毛主席说伯夷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他就按这个意思来分析鲁迅的小说《采薇》。分析一篇历史小说的思想内涵，也要到毛泽东著作里去找依据，一点都不敢有自己的见解，可见那个时候的学者们小心到什么程度。
要是死死地扣住毛泽东的那几句话倒好了，反正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也就不会有大的谬误。可惜不是。这些学者总要吃饭，总要显示自己的学术水平，怎么办呢，又不能跟毛泽东拧着来，那就只能是顺着竿儿往上爬了。毛泽东说伟大，他一定要说更伟大，毛泽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一定要说比钢还硬，比金刚石还硬。有些话这样说了只是程度的不同，还离不了大谱。有些话这样往大里说了，就离了大谱，就成了荒诞不经。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1）
让我们做个智力测验。不要思考，全凭直觉回答这下面的问题：当今中国，诸多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中，谁的地位最高，名气最大？
鲁迅，鲁迅，还是鲁迅。
我敢保证，十个人里有九个会这样回答。唯一那个不这样回答的，不是他心里另有一个地位比鲁迅还高、名气比鲁迅还大的，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个鲁迅。
这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事实，就说它肯定是对的。
长期以来，在大陆民间和学界，都把鲁迅视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号人物。有的说是统帅，有的说是领袖，有的说是主将。有一个时期，谁要是对鲁迅有所非议，那是会受到批判，至少也是让人鄙弃的。王朔在《我看鲁迅》一文中说的这段话，可视为中国人的共同心理：
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齐天大圣”。
学界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没有王先生说的那样直白。以张梦阳为主编的《1918—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每卷前面都有一篇《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第一卷的概述中就说：“鲁迅是中国近代史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作为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创立了奇迹般的功绩。”
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在一次访谈中说到鲁迅是这样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始终是在以鲁迅为主将的新文学先驱们所开辟的文学空间中进行创作的。”（《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第108页）
这话就更倾向于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说法了。新文学先驱们的主将，还不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吗？
无论民间还是学界，对鲁迅的评价，都可说其源有自。
这个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主席对鲁迅的历次评价。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迅究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呢，还是仅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主将，或者说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请注意，这里的文化新军和文化革命是一个概念，和新文化运动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新文化运动的涵盖面要大得多，而文化新军、文化革命则专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队伍，和这方面的革命行动，或者说是革命运动。
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早在多少年前，就做过精辟的论述。
毛泽东评价鲁迅，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的会上说的，发表出来的文章叫《鲁迅论》。一次是在一九四○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有两大段专门谈鲁迅。
细细地看看这两篇（段）文章，就知道毛泽东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了。
在《鲁迅论》里，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没有后来高，只是分三个特点，概括了鲁迅的精神。第一个特点是政治的远见，第二个是斗争精神，第三个是牺牲精神。在说这三个特点之前有个总的评价。原文是：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这段话，是很有分寸的，一是确定了评价的范围，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所占的位置”，而不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更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二是确定了鲁迅年龄的时间段，“尤其是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近年来”才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上，为真理自由而斗争。
当然在文章中，毛泽东还说了一些评价性的话，比如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还说，鲁迅“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革命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说鲁迅是圣人，是个比方。说鲁迅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很革命很老练的先锋分子，该看作是毛泽东对鲁迅的中肯的评价。
当时鲁迅去世不过两年，这样的评价不算低了。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更高了。
共两大段。第一大段，先说，“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支文化生力军是怎么来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下来就是那句最著名的话了：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2）
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新文化的方向。
第二大段主要说，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新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两条战线上与敌人作战，一个是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一个是粉碎敌人的文化“围剿”。在这两条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人都取得了胜利。接下来就说到鲁迅了：
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从以上概述与引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下的。鲁迅的业绩，是贡献给这支文化生力军、文化新军的。他是这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论是作为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都是就鲁迅在这支文化新军中的贡献而言的。说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说他是中国这支文化新军进行文化革命的主将。如果说第一大段中毛的话还不太明确的话，第二大段中毛泽东的话就很明确了，正是在反对敌人的文化“围剿”中，鲁迅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就中国革命历史而言的。
就鲁迅的年龄而言，不管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还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主要说的是鲁迅的晚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点，和毛泽东在《鲁迅论》中的说法是吻合的。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毛泽东是清楚的。他是一个亲历者，也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办过刊物，写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杨昌济的女婿。一九二○年前后，他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职员。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发起的，当年的风云人物是哪些，他全都是知道的。他给胡适写过信，还去胡适家里拜访过。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话时，说他“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鲁迅在当年是个什么地位，有多大的影响，他有基本判断，不会说出格的话。他对于鲁迅的评价，不管多高，总是紧紧地把握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这个范围内，总是确定在鲁迅的晚年那些年。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同时领导着武装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两个方面的革命，确定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有战略意义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够高了，但这只是个人的看法，事实上，在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评价之前，中共中央就以文件的形式，对鲁迅作出很高的评价。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去世之后，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的《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