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是一次突发的毁灭性的剧变时，胡适总是在更缓慢、更少破坏性的进化过程的前后联系上来思考它，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信心：只要引导得当，这种“有意识的进化”将会实现它希望的目标。
这些使胡适的思想具有了其本身特色的永久性的理性和气质特征，一方面不是总与他的朋友们的观点相一致的，另一方面与他的时代特征也不是常常和谐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97—98页）
给社会一点清凉作用（1）
一九二一年八月三十日上午，胡适和高梦旦一起去沧州旅馆看望赵元任夫妇，出来已十二点多了，高梦旦邀胡适去消夏别墅吃饭谈天。不知怎样话题一转，谈起了胡适的婚事，高说，据他所知，许多旧人都恭维胡适不背弃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所以敬重胡适，这也是一个条件。胡适自然知道，这是因为他的夫人江冬秀没有文化，又是小脚，他留美前与之订婚，回来后仍按约结婚不曾嫌弃。此时距胡适结婚不过四年，留美博士娶小脚太太还是人们常常提起的话题。听了高梦旦的话，胡适反问：
“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
“这是一件大牺牲。”高说。
胡适听了说：“我平生做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
高问何以最讨便宜，胡适说道：
“当初我并不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赞许，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占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
事见胡适当天的日记。
“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是胡适无意中说的一句话，不管这话在这儿有没有勉强的成分，就胡适一生来说，尤其是就他初回国的那些年的为人行事来说，这句话可说是他的一个人生准则。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是很不容易的。
行吾心之所安，最重要的是践行自己的人生理念与社会理念。
好多人都认为胡适是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人，不能这么看，文人对社会尽其责，说也是一种做。至于这个说起了多大作用，不可一概而论，有时说就说了，并没起什么作用，有时说了还真的起作用。以起不起作用做评判的标准，那是势利者的护符，非是尽责者的担当。敢说和不敢说，是不一样的。还有的人认为，胡适只是谈论政治，而没有实际从事政治的能力，那就更没道理了。
所以造成这样的印象，或许与胡适本人的一些说法不无关系。比如一九一七年留美回国后，胡适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实际上，胡适的一生，几乎没有停止“谈政治”。他主编的《努力周报》，和几个朋友办的《独立评论》，都是时政刊物，他在上面发表的文章，也大都是谈政治的。
胡适确实说过他“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的话。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文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某一时期，有些人想推举胡适领导一个政治运动，他谦逊不遑地说：“我不能做实际的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梁文中接下来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生长于妇人之手，是否暗示养成“妇人之仁”的态度？是否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当时看他的态度十分严肃，大家没有好追问下去。
这里的“实际政治活动”，不是指对时局的建言，而是指从事政治运动，只能说他没有这个兴趣，不能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是要始终保持自己独立不羁的身份，不愿纠缠进实际政治的是非中去。
国家或社会，每遇大事，胡适都能挺身而出，发表自己对时局与事件的看法，在这点上，他是从不考虑一己的利害的。一九二○年八月一日，与几位朋友一起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最能说明胡适的这种精神。胡适领衔，签名者还有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等共七人。开篇便说：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提出，让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转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册第410—411页）
《争自由的宣言》明确提出如下六条：
一、民国三年三月二日所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应即废止。
二、民国三年十二月四日所公布的出版法应即废止。
三、民国三年四月二日所公布的报纸条例应即废止。
四、民国八年所公布的管理印刷业条例应即废止。
五、民国三年三月三日所公布的预戒条例应即废止。
六、以后如果不遇外患或战争开始的时候，不得国会、省议会议决，或市民请求，不得滥行宣布戒严。
给社会一点清凉作用（2）
针对以上六条，宣言中特别重申，下列四种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定的法律：①言论自由；②出版自由；③集会结社自由；④书信秘密自由。另外还提出，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行政机关和警察机关不经法庭审判，不得擅自拘留或惩罚每一个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杜绝选举中的舞弊现象。
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敢于公开提出这样的政治主张，应当说是有勇气的。
大事是这样，小事也是这样。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时事新报》上有位新猛先生发表了一篇《胡适之与王正廷》，攻击《努力周报》第二十七期上胡适所写的社论，说胡适不该替王正廷辩护。文中引用“未吃得羊肉，反惹一身膻气”，说“王正廷是什么一种人，胡君还要和他说话，恐怕人家未必因此而相信王正廷，却更因此而怀疑胡适之了”。
胡适在第二十九期《努力周报》的《这一周》专栏撰文给以反驳，义正辞严地说：“我若因为怕人怀疑而不敢说话，那就不成胡适之了。我在山东当面对山东朋友说的话，在北京当面对山东代表说的话，和我在《努力周报》第二十七期上说的话是一样的。”“我是不怕人怀疑的。”“凡是替某人某派说公道话的，一定是得了某人某派的好处的，或是想吃羊肉的。老实说罢，这是小人的心理，这是可以亡国的心理！”
无论是对国事，还是对朋友的事，胡适的立场是鲜明的，态度是严肃的，有时言辞也是尖锐的，但他的持论却是公允的，很少有激烈的、偏狭的看法。这是因为，胡适始终认为，一个文化人的言论，必须是符合法理的，必须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必须是对人民有积极的引导作用的。多年后，和丁在君等朋友一起办《独立评论》时，他写过一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其中说：
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一九二九年胡适在人权论战中写的几篇文章，对国民党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曾不客气地指出，“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蒋介石先生，应当“入塾读书”，从头学习民主政治。这些事，已超出了原先约定的时间范围，就不详细说了。
说到这里，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了。那就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多少年来，我们的脑子里，早就形成了胡适是新文化运动右翼的铁定看法。如果能对这一段历史多增加些了解，这种看法至少到了该怀疑的时候了。这里且提供一个看法供参考。周质平在《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一书中说：
如果以左派与右派来代表激进与保守，胡适在文化上，毫无疑问地是代表左派。他反孔，非孝，批评传统的贞操观念，主张无后，妇女解放，全心全意地输入西方文化，提倡怀疑的精神，批评的风气。在在都显示出他是一个革命党，一个激进派；可是一谈到政治，胡适的立场往往由左偏右，一变而成了持重温和。
以文学来说，胡适主张在“自然的演进”上，加上人为的“一鞭”，使演进加速，成为革命；在政治上，胡适就没有这么果决的加上“一鞭”了，而是主张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一点一滴的改良。在文学上，胡适要以白话来彻底的取代文言；在政治上，无论政府多么腐败，他从不曾说过要推翻某个政权，而由另一个政权取代之。
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充分地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冷静。他可以在群情最激愤的时候，不为所动；在民气最高涨的时候，泼上冷水。在政治上，胡适走的绝不是“群众路线”，相反的，他的主张往往是反群众的。他有的是“冷眼”，而不是“盲目”。（《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88—289页）
周质平对胡适的整体评价是：在民国史上，能以一介书生之力，不与枪杆子结合，而隐然能造成清议的，胡适是第一人。几十年来，胡适对中国近代政治最大的作用，不在他的“好政府主义”，也不在他的“知难，行亦不易”，而是在他的一点清凉作用。
《白话文学史》的失误（1）
胡适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提倡白话文吗？白话谁不会说，白话文谁不会写？就是现在，到了白话文运动兴起八十多年后，还有人说这样的话。
说这样的话，真是没有一点历史的常识。白话文运动的意义之大，是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的。《论语·宪问》里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按杨伯峻的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假若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落后民族了。仿照这句话，也可以说：“微胡适，吾其披发左衽矣。”若不是胡适在八十多年前提倡白话文，我们现在还处于蒙昧不开化的状态。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遽然而起的变革，只能说是改变了国家的体制，却不能说是造就了一代新的国民，一个新的社会。新国民、新社会的造就，还有待数年后起来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则是白话文的提倡与实施。
这样的功效，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是很好理解的。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说：“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或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观念，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但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换句话说，用什么话语，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理念。也就是说，用文言，就是旧人，用白话，才是新人。用文言，社会永远停滞不前，用白话，时代才会更新，社会才会进步。
要根除旧社会的遗害，要造就新时代的公民，就必须用白话文；嘴里说着“之乎者也”的人，你别想让他接受民主自由这些现代观念。没有这些现代观念的人，绝不能说是一代新人。没有新的人，也就不会有新的社会。
胡适对白话文运动的认识，也是逐渐加深并明确起来的。他起初提出的《文学改良刍议》，只能说是一种平和的改良的建议。倒是陈独秀的认识，比胡适还要激进，还要彻底。是陈独秀将这个“刍议”，一下子提升为“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刊于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第二卷第二期，第五期陈独秀的呼应文章刊出，径直就叫《文学革命论》。其中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