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作者:韩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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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作者:韩石山- 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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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社会理念(1)



前面第三章里,谈到了鲁迅的思想资源。一个人的思想资源会影响他的社会理念,却不等于他的社会理念。思想资源更多的对他的人生理念起作用,未必全部表现在他对社会的认知与追求上。一个自负的,甚至是自私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只要他在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实现上,信念坚定,勇于实践,我们就得承认他是一个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上头,个人品质上的瑕疵,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就是我们谈论鲁迅的是非功过时,很少论及鲁迅个人品质的原因。
但是,对于鲁迅这样一位被视为中国文化革命新军的主将式的人物,对他的社会理念,却不能不做一番考察。往常人们谈这个话题,总是举出他的一些经典性的言论,说他怎样狠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怎样掮住了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怎样赞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怎样赞美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寄托了人类的希望。严格地说,这些并不能说明鲁迅的社会理念,有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的是在政治斗争中的坚定的立场。要探究鲁迅的社会理念,最好是用统计学的方法加以验证。比如,可以用电子计算机,算出鲁迅著作中使用什么样的社会学的术语最多。如果他使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类的词语多,我们就可以认定他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的人,是一个有现代社会意识的人。如果他用的还是中国士大夫千百年来惯用的心性、高尚、卑劣等传统词语,我们就应当认定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先进的社会理念。
要对鲁迅的全部著作做一次这样的检索,不是不可能,只是这样的工作量太大了,不是我在这样一本著作中能完成的。那就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做一次这样的检索并得出我们的评价。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既然全部词语的检索有这样的功效,那么随机性的抽查,只要够了一定的量,也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正好手边有本《鲁迅论中国社会改造》,是一位叫赵倚平的先生编的。赵先生在深圳某国家单位供职,编这样一本书,完全是他个人的爱好,并非受什么机构的委托。香港公元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出版。也可以说是赵先生自己印制赠送朋友的。赵先生在书中一篇类似后记的文章中说,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改造,然而鲁迅关于国民性改造的一个杰出的思想,即作者所说的“改造国民性,要有更激烈的主张”,却没有得到世人的重视。作者编选此书,就是为了弘扬鲁迅的这一思想。也就是说,这是一本体现鲁迅社会理念的语录选编。
我们的办法是,先设定一个选择的程序,从这本书中筛选出若干条语录,再找出那些与社会理念有关的词语,看什么样的词语出现的频率最高,也就可以大体看出鲁迅的社会理念了。
全书共分六部分,每一部分的标题及选取语录的条数如下:
一、论中国社会九十七条
二、论中国社会的改造七十一条
三、论中国的国民性六十六条
四、论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四十五条
五、人生与生活八十二条
六、青年、未来、希望六十四条
筛选的程序是,从每一部分中选取第一条和中间的一条。所以选第一条是因为作为这一部分的第一条,编者应当是很慎重的。所以选取中间一条,是因为它的随意性最大,不会是有意的安排。中间一条的选法是,末尾是偶数的,除以二所得的数字即为应选的条目;是奇数的,加一再除以二即为应选的条目。当然不一定选中间的一条,也可以随意定一个数字,比如第三十五条,只要每一部分都选第三十五条就行了。
现在我们将每一部分的第一条和中间的一条共计十二条语录,抄录如下: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呐喊·头发的故事》)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花边文学·运命》)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华盖集·补白》)
我敢于说,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华盖集·忽然想到》)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且介亭杂文·论毛笔之尖》)




鲁迅的社会理念(2)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走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华盖集·北京通信》)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功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料,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狭小。
单是一些无聊的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还是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以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书信·致萧军、萧红》)
我早就很希望中国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再看这十二条语录中,有哪些体现社会理念的词语,和它们出现的次数。电脑选词的结果是:
中国——九次,中国人——三次,运命——三次,青年——三次,我自己——三次,国民性、文明、仇恨、凶险、谣言、猛士各一次。
据此可以说,鲁迅是关心中国和中国人的,是常说运命的,是关心青年的,也是经常考虑自己的。国民性、文明,这类理性化词语,他是用的;仇恨、凶险、谣言、猛士,这类情绪化的词语用的更多。
实际上,也可以变通一下,把这十二条语录当作一篇文章来读,那么这就是一篇体现了他的社会理念的宣言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要改造这个社会的,但这个社会改造起来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有时到了让人气馁的程度。纵然这样,还是要改造下去,希望在于青年,在于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就是鲁迅对他所处的社会的看法,也是他对这个社会实施的改造方略。
这样的社会理念,只能说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正义感,对社会进步的最起码的认知。他的理念,没有超出一个旧时代的士人对社会的认知,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千百年来有志于社会改革的志士仁人的那一套,没有新的社会认知,也没有新的改造手段。
相比之下,胡适就不同了,他是学下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那一套且深信不疑,以为只有这一套才是改革中国社会的惟一利器;只有这一套,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眼下腐败落后的状况,建成一个文明的社会,建起一个现代的国家。
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胡适和鲁迅,无论在文风上,还是在社会理念上,都是不同的。他们的不同,在文风上不是白话程度的不同,在社会理念上不是彻底程度的不同,总括起来说,是新潮与传统的不同,创新与固守的不同,说到底则是今与古的不同。也就是说,鲁迅的文风,仍未脱中国古文的樊篱,他的社会认知仍未脱中国古代士人愤世嫉俗、不共戴天一类的命题。没有新的人生追求,也没有新的社会理想。后期思想的变化这里就不说了。胡适则不同,他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文风写文章,表达的也是一种全新的人生追求,全新的社会理想。民主、自由、平等、宽容,浸透到了他的一切文字中,也浸透到了他的一切为人行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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