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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事件的余波（3）
但你的误会也是在情理中的，因为我文章里也说到了Dickens的名字。这句话是根据于一个朋友的报告；但他说是你的姊姊这样说，并没有说你的妹妹。我因为相信这位朋友不说谎，等于我相信你陈通伯不说谎一样，所以才大胆的写上；至于妹妹二字，乃是语丝出版之后才发见的。
其实呢，我也并不知道你有没有姊姊或妹妹，更不知道你的姊姊或妹妹是强女子或弱女子。但你意识中，既然以我为有了“无缘无故欺负一个女子”的嫌疑（你欺负的负字，大概是侮字的笔误罢？因为欺侮与欺负，是大不相同的），我对于多年的老朋友，岂可不特别出力，特别声明乎哉？于是我乃郑重声明曰：
陈通伯的妹妹并没有说她阿哥的英文比Dickens好。
陈通伯的妹妹并没有说她阿哥的英文比Dickens好。
陈通伯的妹妹并没有说她阿哥的英文比Dickens好。
这样，在语丝中只登了一次的阿哥与妹妹，现在加料又加料，声明了三次，你总可以不动气了吧！
最后才解释他所以写那篇文章的用意：
现在要同你谈谈那篇文章的用意了，我以为朋友们互相标榜，党同伐异，本是与世界一样长久的事。但标榜也得有个分寸。若说我家有个大鸡蛋，说他和鸭蛋一样大可也，说他和鹅蛋一样大亦可也，即推而至于说他和驼鸟蛋一样大，也总还可以勉强。不料现在人一说就说他和地球一样大，再一说就说他和太阳一样大，这不要叫人笑歪了嘴巴么？
胡乱的比拟，结果是双方不讨好的。譬如把志摩去拟太哥儿，一方是唐突了太哥儿，因太哥儿不是一天做成的，是几十年来的修养与努力做成的；现在竟有人发明了速成法，把人家的几十年缩成了几个月或一二年，不是太哥儿本人，就变做了一钱不值么？同时对于志摩，也唐突的可以。太哥儿的成绩，大家已经看见的了；他要长进，也不能再进多少的了。志摩的事业，却正在开场，又安见他将来只值得一个太哥儿而不能超过了他做太哥爷，太哥娘，又安见他不能超过了十倍八倍而太哥公，太哥婆……这不是胡乱比拟的人唐突了人家，自己还全不觉得吗？
不幸的是你的头衔太多了，所以我那篇屁文中，把你做了个最大的目标。实际我对你个人有什么过不去之处呢？那真是绝对的没有。我对于你人格和学问的敬爱，还是和当初我与孟真二人将你推荐与蔡先生时一样。便在昨天，有一位校长到我家里，问我能不能推荐一个教英国文学史及英文修辞学的教员，我还极诚恳的说：就我所知，擅长此二学者，只有陈通伯徐志摩两位，不过现在他们的声价很高，能不能请教的动，你且去试试看罢。
和刘半农这样的人是认不得真的，陈西滢的目的，不是要和刘半农怎样的较真儿，只是提个醒让他往后不要胡说八道就行了。
如果说刘半农和陈西滢的书来信往，属于那种斜逸出去的余波，那么，下面将要谈到川岛与王子欣的通信，还有周作人给川岛的信，就属于那种因惯性的作用，还在往前荡漾着的余波了。
川岛是个很活跃的人，正年轻，好表现，或许他是《语丝》的编辑吧，总要不断地在刊物上制造出些事端来。下面是他与太原一位叫王子欣的朋友的通讯。这位王子欣先生，看来是服膺语丝社诸君子的，却装作半憨不精的样子，提了一些正中川岛下怀的问题，于是川岛便作出一副谆谆教导的样子，给以不着边际的回答。来往信件都登在三月一日《语丝》第六十八期上。先看王子欣的来信：
我读语丝，也读现代评论，昔者我臆断这两种刊物是水和火，或者是神和魔；从章士钊做教育总长之后，我们局外人处处看出来你们的不相容，这一点你们不至于讳言罢。新近在六十五期语丝上看见鲁迅先生的《不是信》，我便到图书室找晨报副刊来看，看了许多张，才知道原是如此一回事。说不定因为我是有成见，有嫌恶走狗式的现代评论和钦佩你们的成见；觉得叫局问题，既有张凤举向西滢先生承认误传并且道罪，西滢不该罗实岂明，诛连别人，在那里骂街。就是要洗刷自己有张凤举的一封信仅够，何须“一束”？可是奇怪，奇怪！经西滢先生一顿臭骂之后，只是鲁迅出来招架，算是有一点微小的回响，表示其不含糊。最重要的一点——叫局问题，周岂明仍是吞吐其辞，没有说出来源，而且越来越含糊暧昧了。莫非真如西滢所说张凤举要成全周岂明，所以出来揽挡使这事消于无形吗？这叫我们失望，如何看得过去！可怜呀人！人类！竟这样的使我不可信呀！我真想不到我曾看做神似的语丝社的人竟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作攻击对手方的武器！大家揭穿了假面具罢！左右我们已够失望，悲哀，你们所谓的“天鹅绒”了。
从北京大学来的朋友和我说，从前章士钊曾每月津贴现代评论社二千元，还有张嘉听说也津贴不少。如此言不假，则西滢与现代评论社诸公之为章士钊呐喊，捧场，当是天职。但要捧章士钊，何必说女学生可以叫局呢，这明白的是风马牛。就是我，佩服你们——格外是鲁迅先生和岂明先生的我，也不无疑义。可是岂明真会捏造事实吗？！这又使我犹豫了。
川岛自以为是事中人，无所不知，尤其是这样一个可以显示自己在语丝派里地位的机会，怎肯轻易放过。信较长，前后都有许多话，主要是回答这样两个问题：
闲话事件的余波（4）
㈠叫局问题——我也听说是陈源教授所说。在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午后六点的时节，北京什刹海会贤堂楼窗口张凤举先生和我说的，同时听见这话的有一位是你的同宗。这一天正是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出版的一日，因为说道“流言”问题，张先生顺便和我谈起西滢对于女师大学生的态度。这一点岂明先生已经在晨报副刊说明“不是现代评论社的别一位”说的，大概还是在指西滢，或者因为“此公”在装绅士，局外人看来神似暧昧。本来这种文句只有岂明先生自己有些“刀锋”脾气才能看懂。
㈡津贴问题——据说现代评论社开办时，确曾由章士钊经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钊自己掏腰包的，来路我也不明。至于张嘉是否也津贴则我不得而知，大概金城银行每月送点广告费是有的，张嘉是中国银行的，你弄错了。不过我也是耳食之言，两千元倒是不止的。据说，章士钊经手一千元之外，国民党亦曾津贴一千元，还有二百元是武昌某大学校长送的。那么，1000＋1000＋200=2200。
这样的话本来是为《语丝》张目的，不料周作人看了，还觉得不过瘾，又给川岛写来信，在《语丝》六十九期刊出。前面先说，那个“闲话……闲话”事件，自从徐志摩高呼“带住！”以后，他以为已经完结了，现在因为令友的怀疑又引起讨论，这是出于他意表之外的。关于川岛的答问，他有两点要说明一下，因为都与他略有关系。他是这样认为的：
一、关于“刀笔”的话。我声明“不是现代评论社的别一位”说的，因为这是替陈源先生以外的人辨明，是由我负责说的，我始终没有听到关于他们诸位的流言。替陈源先生辨明的话，则是根据C君后来告诉我的话。我不能将陈源先生和别的各位同样地代为声明，所以分别言之，倘若以为这里有陷害良善之意，则未免冤乎枉哉也。
二、语丝的广告。我做了那个广告之后，屡次听人家非难，说有指斥现代评论的嫌疑。现代评论进款二千元的流言我也早已听到，不过我也并不留意；这干我屁事呢？用别人的钱的期刊天下多着哩，况且这是一种北京所多的“流言”。不过语丝之不用别人钱却系事实，不妨拿来发表，不管人家用不用或用的多少。我的意思像那打拳的一样，只是吹吹自家的法螺，推销堆在面前的跌打损伤膏药，并不是在骂人，这一点要请王君谅解。但是因为我是刑名事业的同乡的缘故，我的文章里都有阴险的暗示，以致得罪了人，那么这也是没法，将来或者只好将广告改过。
毕竟是周作人，不管什么时候，他的风度和理性，真是同样的好极了。接下来说，你说我在装绅士，这或者是对的。我绝不是绅士，但是有一种钱玄同式的“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的怪脾气，有时候喜欢学学绅士，虽然不摆架子，却想摆身份。日前读《独步病床录》第二卷，有一节是这样写的：“不耻敌多，但须选为敌之人。如有卑鄙之敌，即此已是败北，已是耻辱了。”这虽是老生常谈，却令我很是佩服。我宁愿人家疑我是造陈源先生的流言，而不愿再吵闹下去。这是我所以做伪君子的缘故。落款时间是十五年三月一日。
应当说，周作人这种虽败犹荣的样子，还是令人敬重的。放在鲁迅身上，连这样护面子的话，都不会说，什么时候都是理直而气壮。这或许是兄弟两人最大的不同。
胡适来信调停（1）
这一段时间，胡适在外地，不在北京，但他一直关注北京的这场“闲话事件”。当时的胡适，声望已经很高，他是有大志的人，觉得要在中国来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不管是陈西滢、徐志摩，还是周家兄弟，都是可借用之才。现在这样剑拔弩张的，不利于将来的文学大业，有必要劝说一番，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伤了和气。他刚从南方回到天津，还没有到北京，就在天津的裕中饭店里，给鲁迅、周作人、陈西滢三人写了一封信。
这是一封精心构思的信。他清楚，鲁迅和周作人，都知道他和陈西滢是好朋友，抬头先将周氏兄弟放在前面，将陈西滢放在后面。再就是，这三个人里头，鲁迅是最不好说话的，便以刚刚看过的鲁迅的《热风》里的话做引子。一开头先说，昨天在天津旅馆里读鲁迅的《热风》，在第三十三页至三十四页上读到这样一段：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尼采说：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25—326页）
然后说，这一段有力的散文使他很感动。昨夜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又想到在北京时刘半农同他谈的话。今天再也忍不住了，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三位朋友。下面才是他要说的话：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谊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78页）
因为朋友们这样的一个状况，弄得他在外面也很尴尬。他十月到上海时，一班少年朋友常来问他这几个人争的是什么，他那时还能约略解释一点。越到了后来，你们的论战离题越远，不但南方的读者不懂得你们说的什么话，连他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什么“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们若设身处地，为几千里外或三五年后的读者着想，为国内崇敬你们的无数青年着想，他们对于这种“无头”官司有何意义？有何兴趣？
接下来说，他觉得大家现在应该做的事业多着咧。耶稣说得好，“收成是很丰足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国内只有这么一些可以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