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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忘记徐志摩了么？不会的。全文快完的时候，斜刺里荡出一笔，又说到了徐志摩：
“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44页）
徐志摩遵守自己的诺言，不再反驳，也不在自己的副刊上登载这类文字。
闲话事件的余波（1）
余波分两种，一种是事件正在进行之际，斜逸出去的那种波。一种是事件已基本结束，因惯性的作用，还在往前荡漾着的那种波。
先说前一种，这种一般来说，比较有趣。
刘复，刘半农，刚从法国留学回来几个月，一回国就和语丝派的人搅在一起。他本是上海滩上鸳鸯蝴蝶派作家，当时的名字是刘伴侬，一个极香艳的名字。原先没有留学经历，自惭形秽，一九二○年教育部公派出国，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回国后便趾高气扬，以大人物自居。前一年还在巴黎时，就著文《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与鲁迅配合，嘲讽徐志摩。回国后，赶上女师大风潮，自觉地站在鲁迅、周作人一边，成了语丝派的一员战将。
语丝社同仁，每当集稿时，必有饭局。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在东安市场太和春饭馆楼上一次饭局中，谈起陈西滢等人对语丝派的攻击，自恃才高的刘半农，吃完饭，“拿起局票的红纸，提起一支法国自来水笔，把吃饭时大家谈笑的材料信笔直书，外国臭虫一般大小的字足足写了五张局票”（林语堂）。后经一个本名叫章廷谦，笔名叫川岛的北大毕业留校做助教，也是语丝派小兄弟的青年的整理，在《语丝》一月二十二日第六十三期发表了。题名就叫《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这是一篇极其无聊的文字，意思是，中国的某人，已被吹嘘成外国的某人，可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记载。比如徐树铮，不久前被对手杀害，就该视作中国的林肯，比如徐志摩，人称诗哲，可与印度的泰戈尔相媲美，比如陈西滢是中国的法郎士，而中国现代文学史却没有写上，所以称之为冤狱。
也是在饭桌上，刘半农还写了一篇《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也登在第六十三期的《语丝》上，署名刘复。这更是一篇污秽不堪的文章。先看看全文：
从前我很失望，说中国近数十年来，不但出不出一个两个惊天动地的好人，而且出不出一个两个惊天动地的坏人，如名盗名贼名妓名优等。
后来可渐渐感觉到我的谬误了。一九二○年在伦敦，就听见有人说，我们监督大人的英文，比英国的司各德还好（注意这不是卖鱼肝油的，乃是英国第一个历史小说家Walterscott）。接着是听说上海滩上，出了一个大诗人，可比之德国的Goethe而无愧。接着是又听说我们中国，连Wilde也有了，Johnson也有了，Tagore也有了，什么也有了什么也有了……这等消息，真可以使我喜而不寐，自恨当初何以如此胡涂，把中国人看得半钱不值。
最近，可又听说我们北京同事中，出了一个奇人。此人乃是北京大学教授（附注）陈源先生，即署名西滢的便是。
陈先生的英文，据说比Dickens更好。同时他还兼了三个法国差使，他既是Voltaire，又是Zola，更是France。
这等的话，都是见于经典的，并不是我信口胡诌。我现在对于陈先生，欢喜赞叹之余，敬谨把他介绍于《语丝》的六千个读者；这件事，亦许是亵渎了陈先生，因为我料定知道而且景仰陈先生的人：至少总也有六千倍的六千了。
我代陈先生愤愤不平，便是我翻遍了一切的英国文学史，没有看见陈先生的名字。这些编文学史的，真是瞎了眼！而且陈先生不但应在英国文学史有地位而已，他既是DickensVoltaireZolaFrance四个人的合体，那便是无论那一种世界通史中都应该大书特书的，然而我竟孤陋寡闻，没有找到一些影子。更退一百步说，法国Institut面前，至少也该把他们贵法国的VoltaireZolaFrance的合体，大大的造起一座铜像来，然而我离开法国时，好像还没有看见，许是还没有完工，然而那班Institut的老头儿，可真是胡涂到万分以上了。再退一万步，H。G。Wells的那部《通史大纲》好像也没有陈先生的名字。这真是有些古怪了。
Wells是陈先生的好朋友。我记的有一次他写信与陈先生，不写DearMr。Chen而写DearChen，陈先生便高兴的浑身搔不着痒处，将原信遍示友朋。无如Wells竟胡涂到万万分，著书时把个极重要的人物，而同时又是他最亲密的朋友，竟轻轻地忘去了。好像我在杂志上，看见许多历史家说Wells不配做历史书，因为他将许多的史事弄错了。我不是历史家，不能评判这些评论对不对。现在就这件事上看起来，却要说Wells的挨骂，真是活该。
我代陈先生愤愤不平，我除痛骂这班历史家瞎眼而外，更无别法。但我很希望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先先生不要也忽略了这一件事。先，你该知道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人替我们中国绷绷场面，你还不赶紧添设“陈源教授之研究”一科么？
（注）“北京大学教授”六字，就当译作“AteacherofthePeckingnationaluniversitysomethinglikeaprofessororalecturer”，这是一九二○年三月某日，陈源教授在伦敦泰晤士河边上伦敦桥畔说的。
同一期上还有林语堂的一篇《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也是将无聊当有趣的下流文字。其时林语堂回国不久，根基不深，自恃还有点国学底子，整日和这般人厮混，算是语丝派中惟一一个有留美经历的学人。这时他还意识不到这班法日派的厉害，待到在厦门大学真的和鲁迅打过一回交道之后，他就知道什么是人以群分了。三十年代初在上海，他方知只有徐志摩这些人才是他的真正的好朋友。还是看看林语堂当年的这篇文章吧。
闲话事件的余波（2）
林语堂的文笔是很流畅的。先说刘半农怎样用饭馆的“局票”，三下五除二便写了一篇好文章。实际上哪是什么文章，不过是一些人名的堆砌罢了。然后说，一位叫“爱管闲事”者（即川岛）把这些材料集成了一张《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大家的意思，谁有话尽管“写在后面”。不拘一句两句都好，务必达到凑成三四千字的目的而止，为的是要补本期的空白，因为来稿实在太沉闷了。他现在想多说些空头话亦有凑成字数之嫌，与财政总长发空头支票，凑足五成薪俸用意相同。最可惜的，就是他们的“大老板”今天不到会，不然一定有佳句来给他们欣赏的。林语堂说的“大老板”极有可能是指鲁迅。
接下来说，“爱管闲事”君将图表给他看了之后问他意见如何，请他也将意见写在后面。他看中国现代文坛有这么好的景象，有这么许多位站在狄根司水平线以上，够得上列名《大英百科全书》或《世界通史》，自然是很可喜的一个景象，前途甚可乐观似的。对于大家所拟的，他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赞同的如：林肯被弑而死，徐树铮亦被弑而死，故徐树铮即林肯，这种逻辑，谁也不能否认。不赞同的如章士钊比Dreyfus，他绝难予以同意，理由是Dreyfus不曾做过法国教育总长，也不曾执掌过法国农大，这样一比拟，难免要叫不懂法国文学史的人误会。其余的，他没什么意见，为的是这些文学界主人翁的文章，有的不曾看，有的不想看，有的不上看，不便遽尔发表意见。再有一种是原文方面尚未看过，难知所拟到底是否切当，但是如果所拟切当，原文也就不想看，而且大可以不看了。到底他的文学鉴赏力还太幼稚，总还是以在狄根司水平线以下作家的文章为有趣，好像乡下人喜欢吃西湖龙井不懂铁观音的口味，这却只能怪他自己。他活了三十年，到现在还是如此，此后大概不会十分长进。但是他也有抗议之处，水平线以上所拟，若是当做一种玩意儿可勿论，若是当做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先先生考订文学史的材料，即除如张耀翔，陈大悲，山东张神童，成绩卓著，众所共仰者外，于事实未详者，仍须加以一番考证工夫。且须定一条原则，此后凡欲补充在水平线以上者，皆须由语丝社同人“公拟”。其为文士自拟，或有私人关系而拟者，概勿与照录。第二条就是比例须较严格才行，不然中国文坛进步的太快，亦是不佳之象。你想新文学运动胚胎时代还未到，已有了葛德，若单有了一位葛德，我辈已大可放下笔回去耕田，何况于不到十年之内于葛德之外，又有了佛朗西，又有了苏格拉底。其余若送朋友婚礼，订婚或成婚都包括在内，也须老老实实，掏出钱来买点东西，勿信手拈来，以大人物头衔相赠，便算尽了友谊。这样一来，文豪就要长的比雨后的草蘑菇还快，亦是不吉之兆。等会儿他跑到讲堂上，看见他的学生这边是杜甫，那边是李白，那位不及格的是罗素，那位麻子是约翰生，那位曲背罗锅儿是Pore，那位犹太鼻子的是Renan，他的休息室听差是项羽，倒便壶的是苏子瞻，这样一来可就真正糟尽天下之大糕，过去的文学大家也就没有趣味去读了。现在姑就他对于该表的几点意见写上。这不是已有一千多字了吗？
全文大致如此，流畅是够流畅的了，但无聊也真够无聊的了。
刘半农的文章《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登出来，陈西滢见了，不依了，你刘半农在法国留学时，曾在英国待过一段时间，咱们是在一起的，你那点底子我还不知道吗？你留学时已快三十岁了，背着北大教授的名声，那副装模作样的丑态，我还不知道吗？你吓唬谁！毫不客气地，陈西滢便给这位刘博士写了封信。那时的风气好就好在，只要对方来了信，不管喜欢不喜欢，总要登出来的。于是二月一日第六十四期上便有了刘半农的《奉答陈通伯先生》并将陈的信附后。先看陈西滢是怎样质问的。主要是这样一段：
大作里说起“陈源先生的英文据说比Dickens更好”，这句话，后面的图表指出，是“阿哥的妹妹拟”的。我很希望知道我的妹妹在什么地方对了什么人拟过。请先生给我一个回答。要不然，无缘无故的欺负一个弱女子，就是五六年前的半农先生也不好意思吧。先生在“注”里提起我在“伦敦泰晤士河边上伦敦桥畔说”过什么话。我想先生也许记错了，不是伦敦桥畔吧？还是英国博物院的中国图书库吧？那天我介绍先生和傅孟真去看英国博物院的中国图书，事先先生叮嘱我千万不要说先生是Professor，我介绍先生给Giles博士时，已经说过了Professor，忽然想起了先生的话，连忙改口说Somethingofaprofessororalecturer。第二天孟真告诉我先生很生气，因为先生觉得我的那句话是有意轻视先生。这真是冤哉枉也。现在过了五六年先生还记得那句话，足见先生对于那件事的记性真是很好的。不过地点还是记错了吧？
再看刘半农是怎样回复的。先说他回国已五个半月了，未曾见到故人是怎样的忙碌，有了他的这篇无聊游戏文章，让他们有可通信的机会，也就不胜可喜之至了。接下来就陈西滢提出的主要质问，作一番流里流气的回答：
你问我的一句话，我可以这样回答：我并没有说你妹妹说你的英文比Dickens好。上期语丝中所登第一篇文章是我做的，次一个表是“爱管闲事”君做的，再次一篇文章是林语堂做的：这本已写得明明白白了。但我还要声明，我那天在太和春吃过了饭，我是写完了一篇文章就走的，后来如何有人列表，又如何的鼓动了林语堂的兴趣，也大做而特做其文章，我竟全然不知道。我是直到语丝出了版，才知道我的大文之后竟有了一个大表，还再有一篇大文。那么，你若要把表里的话也当作我的，岂不是等于要把“汉”朝人的四书注疏中的话，也当做了孔老先生的话么？我做文章，一向喜欢用真名，不写刘复就写半农，除五六年前做事，有时写寒星二字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外号。“爱管闲事”究竟是谁，我至今还没有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