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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枉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说了这两句话，不能不拿些证据来。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只好随便举一两个例吧。好在他的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证据，要是你要看的话。
陈西滢竟敢说这样的话，怎能叫鲁迅袖手不语？
闲话事件后来的发展，几乎是鲁迅独自一人在不依不饶地抗争，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关于“剽窃”的辩驳（1）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是陈西滢所举的众多例子中的一个。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剽窃”的辩驳，成为闲话事件中继“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之后的一场格局不大的论战。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这句话是另有所指的，并非是对紧接在后面的例子的概括。既然是“常常”，那就不止一次了。
这话说来就长了。
前一年九月下旬，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要在十月一日正式出版。时间太紧迫了，他想换个新刊头，找了几个人都不太理想，便去找擅长绘事的凌叔华想办法。在凌家，凌让他看了琵亚词侣的画册，共同选定了一幅扬手女郎图。徐要撕下这页拿去，凌不肯，当下描了一幅让徐带走。十月一日新版出来，上面有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后面有徐志摩写的一个小跋，就两句话：“为应节起见，我央着凌女士在半天内写成这篇小说，我得要特别谢谢他的。还有副刊篇首的广告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一并致谢。”想来徐志摩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图案是凌叔华提供的，但这样说确实容易让人理解为这是凌叔华画的。
果然就有人叫板了。十月八日《京报副刊》上登出重余（陈学昭）的文章《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明确指出这是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作品，凌叔华难脱“剽窃”的嫌疑。徐志摩一看出了事，当天便写信给《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声明全是自己一时疏忽，连累了凌叔华。用了几期，就把这个图案撤了，换上闻一多画的一幅图案。
过了一个月，又出事了。十一月七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上，发表了凌叔华一个短篇小说《花之寺》。同月十四日《京报副刊》上有发表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指责这篇小说是“抄窜”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在消夏别墅》，并反问道：“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吗？”这类指责，在陈西滢看来都是鲁迅授意的，或许就是鲁迅化名写作的。
这回陈西滢不能不说话了，小说是在他办的刊物上登的，凌叔华是他热恋中的情人，这两种身份，都让他不能不有所表示。但也不能说得太明确了，毕竟是在为情人辩白嘛。此前已有过表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五十期上，写了篇《闲话》，后来成书时定名为《剽窃与抄袭》。其中说：“剽窃”、“抄袭”这样的罪名，在文学里，只可以压倒一般的蠢才，却不能损伤任何天才作家。为什么蠢才一压便倒呢，因为他剽窃来的东西，在他的作品里，就好像马口铁上镶的金刚钻，牛粪里插的鲜花，本来就不太相称，你把金刚钻和鲜花拿走，只剩了马口铁和牛粪。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说到这里，还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里关于战争的描写，就有整篇的抄袭，比如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事件布局，几乎没有一种不是借自别人的。最带情绪的是这样一段话：
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体，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总之这些批评家不见大处，只见小处；不见小处，只见他们自己的宏博处。
“思想界的权威”，显然是指鲁迅。
加上本节前面引用的《西滢致志摩》中那段话，陈西滢就是两次指责鲁迅“剽窃”了。第一次是暗指，第二次就是明指了。
暗指的那次，鲁迅没有还击，既然明指了，就不能不说话了。
《西滢致志摩》是一月三十日在《晨报副刊》上登出来的，二月一日鲁迅便写出了他在这次论战中最长的，也是最厉害的一篇文章；你的不是信吗，我的就叫《不是信》。载二月八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六十五期。从行文的流畅，用语的峭拔，感情的激愤，可以想见鲁迅眉头紧皱、握管疾书时的样子。全文近六千字，在鲁迅平生所写的杂文里，也要算长的。
文中论列命题甚多，关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盐谷温的《支那小说概论讲话》的异同，鲁迅是这样说的：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他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也是根据他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9—230页）
关于“剽窃”的辩驳（2）
后世的学者，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总是说陈西滢多么的无理，多么的可耻，很少有人从陈西滢这边考虑。不必看盐谷温的著作，仅从鲁迅在这里的供认，再参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不能说陈西滢的话全是错的。
其一，鲁迅承认盐谷温的书，确实是他的参考书之一，而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初版本上，没有任何文字的说明。至少这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其二，鲁迅对盐谷温的书的使用，已超过了通常的参考，他说：“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他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也是根据他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第二篇是根据盐谷氏的，不用说了，而《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中，一字未提盐谷氏。“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即《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等于是又一篇。也是一字未提。无论是按照中国古代的学术规范（鲁迅是有这个训练的），还是按照现代的学术规范（鲁迅是受过现代学术规范教育的），这些地方是应当注明的。不能说“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就不注明了。
其三，到一九三○年十一月《中国小说史略》重印时，鲁迅在《题记》中也只是说，盐谷氏重新发现了什么材料，仍不提盐谷氏的书曾是他写作时的“参考书之一”，书中有两篇是“根据他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替鲁迅设想，这时就是想注明也不敢了，注了岂不恰恰证明先前曾抄袭过盐谷温吗？
有以上确证，怎么能说陈西滢的揭发没有道理，全是错的呢？为贤者讳，为圣人讳，也不能讳到这个地步吧。成就是成就，绝不能因其成就的伟大，而讳言其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地方。至于是参考、引用，还是剽窃、抄袭，那只是各人的看法的不同。该出注的地方不出注，说什么都不能说是对的。近日阅报，美国哈佛大学有位教授在讲课时，讲到某个学术观点，正好到了下课时间，没来得及说出这一观点的出处，好像他自家研究所得似的，学生向学校当局报告，这个教师二话不说，只有辞职了事。不是他想辞职，而是他若不辞职就开除了。
有人或许会说，不是胡适也为鲁迅辩护，说陈西滢的话不对吗？
这件事是这样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苏雪林曾对鲁迅有过尖锐的批评，十二月胡适给她写了一封信，说“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能忘此仇恨！”“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说这样的话，也是不对的。说“整本”的抄袭，当然是陈西滢错了，连鲁迅也承认自己书中有两篇是“根据他的”，就可证明陈西滢并没有全错。在这里，不存在什么误信小人之言。张凤举是留日的，也是北大的教授，平日与周家兄弟又来往甚勤，只有他才能知道盐谷氏的书是什么样子，也只有他才能知道鲁迅“根据”到什么程度。
抗战前夕，胡适的名望如日中天，对什么事情都要做持平之论。这是中国名人的一大毛病，所谓不“过甚其辞”，不过是中庸之道罢了。就在这封给苏雪林的信里，在谈到鲁迅的问题时，也是先来一通持平之论才说到这个话题的。他是这样说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别人看了，尤其是那些读书不多的人看了，会说，胡先生多么公道呀！实际上，胡适对鲁迅的看法是什么，读书稍多点的人是知道的。不用远处找证据，就在这封信里，就在上面所引的这段话的前一段，胡适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狺狺是犬吠，都把鲁迅对他们的批评视作狗叫了，还说什么“持平”，还说什么“恶而知其美”！真要公道，就不该说陈西滢对鲁迅的批评全错了。鲁迅全书二十八篇，有两篇是根据盐谷温来的，至少没有出注，就应当说陈西滢说对了十四分之一吧。
有一点胡适是说对了，那就是，因为陈西滢揭发了鲁迅学术著作中有抄袭的嫌疑，这让鲁迅与陈西滢结下死仇，也和现代评论派结下了死仇。现代评论派的一彪人马大都参加了新月社，鲁迅也就和新月社（新月派）结下了死仇。
直到十年之后，鲁迅的这个气还没有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里再次旧事重提，虽历经十年之久，鲁迅的仇恨却是历久弥新，没有一点减弱的意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我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50—451页）
关于“剽窃”的辩驳（3）
再怎样辩白，再怎样义愤，不说明，不出注，总是不对的，至少也是欠妥的。从这样的仇视上，也可看出鲁迅对这件事是怎样的在意。
在《西滢致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