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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他妄想在不经心的闲话里主持事理的公道”这样的话，是讽刺鲁迅的。还有一段，也大可考究。是这样的：
西滢的法郎士实在讲得不坏。你看完了他的文章，就比是吃了一个檀香橄榄，口里清齐齐甜迷迷的尝不尽的余甘。法郎士文章的妩媚就在此。卡莱尔一类文章所以不耐咬嚼，正为它们的味道刚是反面，上口是浓烈的，却没有回味，或者，如其有，是油膏的，腻烦的，像是多吃了肥肉。西滢分明是私淑法郎士的，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派的“兄弟”们。法郎士的批评，我猜想，至少是不长进！
这一段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后面再说。
徐志摩的文章是十三日刊出的，想来周作人当天或第二天就看到了。据《周作人日记》载，这几天他有点发热，十七日“上午不睡写小文”。这篇小文便是后来刊出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写好后便寄给徐志摩，附信说让他看看，“要登也可以”。
十八日这天，徐志摩出城到清华去了，晚上回来正愁下一期的稿子，见了周作人寄来的文章，“好不叫我开心：别说这是骂别人的，就是直截痛快骂我自己的，我也舍不得放它回去，也许更舍不得了”。于是当晚便将稿子编起。当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文章惹下了祸，同时写了篇《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与周作人的文章，一起在一月二十日的《晨报副刊》上刊出。
周作人首先发难（2）
且不说周作人的文章，先说徐志摩的文章。
徐在文章中，首先承认了自己的孟浪。
他检讨自己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中的过失。外国作家中，他也很喜欢法郎士，去年十二月，曾写过一篇《法郎士的牙慧》，载十二月三十日《晨报副刊》。说是去年，不过是十几天以前的事。那天晚上，为下一期刊物凑稿子时，“本想再拾一点法郎士的牙慧的”，碰巧前一天晚上，临睡时看了西滢那篇谈法郎士的《闲话》，“实在佩服他写得干净，玲巧，也不知怎的念头一转弯，涂成了一篇‘西滢颂’”。当晚发了稿就睡，心里也没什么“低哆”。第二天起来才想起，昨晚写的文章中，至少有一句话是不妥当的。
哪一句呢，就是“唯一的动机是怜悯”这句。他觉得，拿这句话给法郎士，不免遭到“此话怎讲”的责问，若说西滢，那简直有些挖苦了。再下一天，北大同事江绍原，也挑他这个毛病，“那实在是骈文的流毒，你仔细看看全句就知道”。
现在我们来看看，江绍原指出的，可真的是徐志摩写文章的毛病？徐文中这句话是：“他还是他的冷静，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这里，实则关系到中国文人写文章的一个内在规律。汉语写作，要想文辞优美，句子舒畅，一个不二法门便是对仗，词的对仗，句子的对仗。句子的对仗，就是骈体。像徐文中的这句话，就有两个对仗的句子。一个是“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一个是“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会写文章的人，都免不了这个毛病。不是毛病，而是深谙汉语句子的规律。对仗本身没错，只看你对得好与不好。深谙汉语这个规律的人，有时也就免不了凑句子，这就是以辞害意了。应当说，徐志摩这两个对仗句子，都还是不错的。前一个尤其好。后一个，就是徐志摩自己说的，有点勉强。不是说句子不好，句子是好的，只是他觉得，这样的话用在法郎士身上不那么恰当，用在陈西滢身上就更不恰当了。可惜他第二天起来，只是那样想了想，若是要改还是来得及的。到再一天江绍原提出来时，已不可更改了，刊物已印出来了。
再就是，他的文章中说陈西滢对女性的忠贞，并无别的什么深意，“我也只想起他平时我眼见与女性周旋的神情，压根儿也没想起女师大一类的关系”。
这是徐志摩的自责。应当相信，还是真诚的。他承认自己对西滢的评价有不妥之处，但不明白周作人为何会生这么大的气。
现在再来看看，陈西滢的这篇文章，还有徐志摩对陈西滢的评价，怎就一下子引起了周作人的反感。
周作人的文章，起因于徐志摩对陈西滢的夸奖，却无意跟徐志摩纠缠，仅只说：“徐志摩先生是超然派的人物，是专门学文学的，自然很可靠了，我们理当洗耳恭听，好知道那闲话的真价值”。几句话带过，便气势汹汹地扑向陈西滢：
现在中国男子最缺乏的实在是那种中古式的对于女性之忠贞……忠贞于一个人的男子自然也有，然而对于女性我恐怕大都是一种犬儒态度罢。结果是笔头口头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而自己的爱妻或情人其实也就糟蹋在里头。我知道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是学者绅士罢了。其实这种人也还多，并不止这两位，我虽不是绅士，却觉得多讲他们龌龊的言行也有污纸笔，不想说出来了。总之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怡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容我讲句粗野的话，即使这些东西是我的娘舅，我也不认他是一个人。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哈，哈哈。
周作人是个平和的人，平日为文，雍容有度，偶尔来点小幽默，也很少伤及对方的情面。像这样火气冲天，尖刻狠毒的文字，在周氏的文集中，可说是仅有的一篇。“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于说现在的女学生都是娼妓，暗示陈西滢说过这样的话，身为大学教授，说这样的话还叫人吗！
是什么使周作人这样恼羞成怒呢，对世事的愤慨么？几个月前北洋政府教育当局迫害学生，他也没发这么大的火。是忌恨这班留学西洋的同行么？以他在文坛的地位，以彼此的年龄（他四十一岁，陈三十岁），似乎也犯不着。再就是，他和陈西滢两人，虽在女师大风潮中处于对立的地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此前一直相处的不错，互有借重，也还融洽。如此怒目相向，重拳出击，从人之常情上说，就有些乖张了。不管陈说没说过这样的话，周在这里说出来，都让人有卑劣乃至下流的感觉。
话又说回来，既然这样说了，总有他非说不可的道理。
会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触到了周作人的痛处？
陈西滢的文章专谈法郎士，没有说别的，那就得在徐志摩的文章里找了。果然有。且看这几句：
好容易他有了觉悟，他也不来多管闲事了。这，我们得记下，也是“国民革命”成绩的一斑。“阿哥”，他的妹妹一天对他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你趁早把你自己的东西”，闲话先生回答说，“点清了开一个单子给我，省得出了事情以后你倒来问我阿哥报虚账！”
周作人首先发难（3）
这段话，好多人看了不会明白，以为不过是为了将文章做足，涉笔成趣，加以渲染，才来了这么两句嗲里嗲气的话。不是这么回事。这些话都是确有所指的，极有可能确有其事。一是，去年的女师大风潮中，真的发生过学生焚烧章士钊公馆，并使图书受到损失的事。这样，“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就不能当作是玩笑话了。二是，这些日子，陈西滢的身边，确有这么一位阿妹。这便是燕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正与北大英文系主任陈西滢热恋着的凌叔华。徐和两人都是好朋友。凌和陈说这样的话，陈会告诉徐，或许就是当着徐的面说的。热恋中的情人，阿哥阿妹的叫叫不是什么稀罕事。
症结就在这里。也只能在这里。
事件正在进行中，该说话的人反而不便说什么，只能一任事件发展下去。
陈西滢紧追不舍（1）
陈西滢也不会想到事情出在徐志摩的这段话上，只当是周作人对他有多大成见似的，便写信给周作人，要个说法。信是一月二十日写的，全信如下：
岂明先生：先生今天在晨副骂我的文章里，又说起“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话先生说了不止一次了，何以好像每次都在骂我的文章里，而且语气里很带些阴险的暗示。因此，我虽然配不上称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也未免要同其余的读者一样，有些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虽然我又拿不着把柄。先生们的文章里常有“放冷箭”，“卑劣”一类的口头禅，大约在这种地方总可以应用了吧？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可是一个被骂的人总情愿知道人家骂他的是什么。所以，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请先生清清楚楚回我两句话：（１）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说的两位人里面？（２）如果有我在内，我在什么地方，对谁扬言了来？陈源，一月二十日。
周作人是个很自负的人，此时认为自己胜券在握，丢人败兴的只会是陈西滢这个黄口小儿。第二天就写了回信。
通伯先生：来示敬悉，承问两项，奉答如左。
㈠先生在不在那两位名人里边，只请先生自省一下，记得说过那句话没有，就自然知道。这第一项我答得如此含胡，因为㈡那句话我是间接听来的，如要发表说话人的名字，必须要得那位中间的见证的允许。所以请再等我两三天，俟问过那位之后，再当明白奉答。至于捏造先生的事实，则吾岂敢。一月二十一日，周作人。
意思是只要一问清了，就有你的好看。当天或是第二天，他便跟中间见证的那个人见了面，订正一番。见证的人叫张凤举，也是北大的教授。要么是张凤举说的情况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这话不是陈所说，而是陈转述之类，要么是张凤举和陈西滢的关系也不错，不愿做这种证人，反正是周作人觉得自己是孟浪了些。二十二日又给陈西滢写了一信：
通伯先生：前日所说声言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两个人，现经查考，并无先生在内，特此奉复。一月二十二日，周作人。
大概意识到，这样的回答陈西滢绝不会善罢甘休，不如预作逃循之计，便将此事写了篇小文章，叫《陈源先生的来信》，在他们的同仁刊物《语丝》发表。二月一日刊出。先说，前些天见《晨报副刊》上徐志摩先生的一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夸奖陈西滢先生的态度神似法郎士，他不免有点怀疑，觉得不很像，便另写了一篇《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因为牵涉着徐先生，所以在发表之前先寄给一看，却被徐“绑住”了，在《晨报副刊》上登出来了。这倒也没有什么要紧，他反正是预备发表的，到了第二天便接到陈西滢先生这样一封信。接下来引用了陈信的全文。然后又说，他当初听人家传说过叫局的话，都是绅士与学者，现经陈先生来查问，他便再去调查，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一个A君，我们间接从B君听来的，但B君现在往欧洲去了，无从再去问他。一个X君，C君听D君转述他的话，但可惜X君的真姓名C君说已经记不起了。A君与陈源先生是别一个人，X君的姓名虽然忘记，惟据C君说也不是陈先生。所以我就于二十二日写一封信给陈先生，告诉他在所说的两个人里面查得并没有他。至于他别的话我觉得无反唇相稽之必要。
这种小把戏怎么可能蒙混过关呢。
陈西滢很快查明这话是张凤举传给周作人的，或者干脆就是他想起了那天说这话时，在场的只有张凤举跟周作人要好，肯定是张传过去的。不管怎样，现在留下的文字是，在接到周作人信的同一天，陈西滢给张凤举写了封信。
先说了周作人屡次骂他说过那句话，今天来了封信，虽说不是指他，但那口气分明还是指他，且无任何道歉的表示。不过是不愿连累见证人罢了。他想起来了，女学生可以叫局这句话，他是听过的，不光听过，还听过两次。一次A君说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场，现在不用提。再一次是B君说的，在西山卧佛寺，在场的有先生和丁西林，还有他。这样要是周作人先生没有捏造，那么周所指的想来是这一次了，既是这样，张先生你当然是所说的见证人了。接下来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