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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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 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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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集团在道 义上也决不比宦官集团高到哪儿去,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宫廷党争的残酷和血腥,不 是因为养了一群小人,而是因为这个制度只能靠阴谋和血腥的政治来支撑。宦官整文官 狠,文官得势整起宦官来也决不会有一丝怜悯,甚至比宦官还要狠。这不是某个皇帝或 某一集团决定的,而是制度本身决定的。 王朔:那我就觉得中国有的文人也从老祖宗那学来了很多生存的技巧,玩得社会不 是个社会,人不是个人。你觉得呢? 老侠:他们确实从阴谋政治学中和人生策略学中,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厚黑学,他们 从厚黑学中学到了一套东西,其核心就是看人下菜碟,看风向说话,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而且通常把自己的目的弄得很高尚似的。 比如王蒙身上这种东西就特别明显。前些年因他的《坚硬的稀粥》,知识界起了不 小的波澜。有人发文章说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是影射总设计师等等,王蒙奋起以 法律为武器保卫自己的名誉。权利。政治前途。这很好,我知道后也挺振奋,终于有一 个著名作家,不是用打笔仗的方式,而是用法律的方式保护自己,伸张社会正义,为其 他知识分子以后受到莫须有的甚至是用心险恶的攻击时,怎样既自我保护又维持社会公 正做了一个示范。但是突然有一天,王蒙发表了一大批信,其中就有当时新上来的文艺 界头头玛拉沁夫给王蒙的信,那时王蒙正如日中天在文化部长位置上。玛拉沁夫当时已 无事可干,信的内容好像是说他还能干,请求王蒙给他找个位置,一纣口气谦卑加决心 书式的信,有人把这信叫作“效忠信”。我觉得与效忠无关,也就是中国人惯用的韬晦 而已。王蒙发这个信显然是为了臭玛拉沁夫,但这是私人信件,在没有经过写信者本人 的同意或授权下不能公开发表,接信人可以烧掉或保存起来,但不得公开。这是法律常 识。但王蒙不管这套,他以为小人只能以小人的方法来对付,流氓只能还以流氓,他似 乎不明白,以流氓对流氓只能是大家一起流氓。这样可以发泄个人恩怨,但于社会正义、 秩序无补。正如以暴易暴的结果还是暴力。我们似乎永远逃不出这种恶性循环。王蒙他 就可以这样,前一会儿他会名正言顺地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社会正义,后一会儿 他又会以正义的化身出现,置起码的法律常识于不顾,用阴招儿、用流氓对流氓的手法 对某个有损于他的人进行报复。而且,我以为这不公正是王蒙的做法,也是一大批文人 的共同心理。 王蒙的信发表后,许多文人拍手称快,感到这下让玛拉沁夫这个专门整人的老左脸 面丧尽,当时受压抑的一群人借王蒙的小伎俩出了一口恶气。我就觉得他们对王蒙的做 法拍手叫好,特过痛的痛快,这仅仅是个人恩怨的发泄,文坛青红帮之间的火并,与法 治建设、反对极左、民主改革等等社会公益全无关系。有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把公正 全抛开了,他们要的只是个人的、帮派的利益。他们连谈起码的社会正义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王蒙在九十年代初的下台,走背字带有点良知的东西,起码他的命运值得同情, 但他这么一弄,我就看不出他的良知在哪儿,我就会把这种小阴谋的纯熟操作和他的背 运看成是同一种生存策略的不同表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聪明绝顶却全无心肝的生存 技巧。 王朔:那些信中,好像有一批文坛豪杰,谢昆好像也有一封。 老侠:王蒙是讲谋略的,他要臭玛拉沁夫又不落话把,把他的信混在一大堆信中发 出来。说玛拉沁夫是给文化部长写“效忠信”,其他人的信也好不到哪去。除了冰心等 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的信中没有谄媚之词,剩下的信几乎封封都有。比较恶心的是上海的 许子东和北大教授谢冕的信。许子东是以中国当代文学三人谈知名的,他信中谈到王蒙 的小说《活动变人形》,说许多人对这小说的解读都没有评到点上,他许子东要重评, 挖掘其深刻的内涵,反正话说得肉麻极了。谢冕就更过分了。 当时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诗,挺长的。谢冕是搞诗歌评论起家,是八三年 清污时批判的“三个崛起”的第一崛起。 他好歹不济是北大教授、博导、中国诗歌理论界的当红权威呀,搞了那么多年诗歌, 看过的诗一定不少,居然能在信中说:王部长您不但小说写得好,诗也写得那么好之 类……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任何懂点诗的人看了王蒙的那些诗也不会觉出好来,你一个 教授、博导、理论权威怎么就能恬着脸硬说那是好诗呢?如果那也是好诗,你作为专业 的诗歌研究者置中国的诗歌手何地?再从学术荣誉的角度讲,你置北大这名牌大学的教 授、博导的荣誉于何地?从做人的角度看,你这把岁数了,风风雨雨也经了不少,你又 置自己的尊严于何地呢?看了这信,你就知道了他作为诗歌理论权威的审美标准是什么 了。不是什么美学标准、知识标准。学术标准,而是人的地位标准。 权力标准。知名度标准。像许子东。谢冕都是学院派,他们的这种对权力的谄媚是 中国知识界一些人的常态。学术变成了权术,权术的背后是做人的技巧、混世的策略, 这样的学院派做的学问,怎么可能是学术,怎么可能取信于众呢? 

第十八篇 文学史上谁站得住 

 

王朔:你粗一想中国文化灿烂呀、丰富呀、渊远流长呀,细一想都有谁呀,没谁呀。 就说现代文学吧。现代文学我想了想,那些在大学课堂中有定评的作家,也就是鲁迅说 得过去。 剩下的人也就是一篇东西、二篇东西而已,后来的沈从文还可以。你说那个排序, 鲁郭茅、巴老曹,前三个人中只有鲁迅,后三个人中曹禺还可以,《雷雨》差点,《北 京人》和《原野》还确实是好。《原野》真让我受了一次阶级教育。我原来以为地主和 农民是对立的,可能那时候没有咱后来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那时地主与农民们都是 干爹干妈的关系,这才是旧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三四十年代老舍有一点不错的东西, 五十年代就是瞎写了。他们的水准也没有超过一个普通的好作家。 一个作家要立个“腕儿”,总该有一二篇东西还行吧,其实写出那么一二篇好东西, 也不是特别难。就靠一二篇好东西就那么进入现代文学史了。其实现代文学史也不是个 东西,拉了不少闲人废人,却排挤了很多正经的作家,包括像张爱玲这样的人都没搁进 去。 老侠:现代文学史可以没有茅盾,不能没有张爱玲。 王朔:现在大家都在修史,要推翻重来。可我对这些史家谁也不信。我觉得他们都 是带着很大的偏见在修史。那个给作家排座次的教授,把金庸排成第四,怎么让人信服? 经常能听人说他最近写了一本文学史,虽然我没看过,但以往的读史经验。现在的环境 和气氛就让你不相信他能那么老老实实地写一回。他个人的成见肯定会搁在里头。 老侠:这么些年来,“史”这个东西,已经是意识形态的脚注,做史都成套路了。 在大学时,学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王瑶主编的《现代文学史》,无非是什么 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征三大块。现在重新修史,无非是换一种舶来的方法,什 么方法时髦,就用什么方法,比如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从头搞一遍。 王朔:是不是现在他们不好意思再用谁是进步的。谁是落后的方法来写史了? 老侠:实际上,中国现在的文史哲,做到今天,还没有一本令人满意的东西出来, 我们没有好的理论家和史学家。中国人的教育最要命的还不是大学,而是中。 小学,特别是文科的课本。语文课本选的那些篇章从小就败坏了学生的口味,把学 生培养成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还有中国教的那套作文法,那种分类,论说文怎么写、 叙述文怎么写之类的,学生不知道怎么写东西,这跟过去考试时的八股文没什么两样。 这套东西,古八股也好,今八股也好,洋八股也好,从根上讲是一样的:窒息孩子们的 创造力。现在的大学稍好一点儿,讲课的自由度大一点儿,学生选择的机会多一点儿。 高考制度已经把中小学生逼上了八股思维的唯一小径上,你不能旁观,更不能后退,除 了沿着这条狭窄的路走,四周全是悬崖。全是深渊。 “文革” 的那代孩子,好赖还停过课,儿童的天性还能舒展舒展,知青下乡还能跟锄头跟土 块子跟坑头踉牛猪狗……跟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现在的孩子,从入学开始,学的东西 好像与活的生命无关了,全是死的,从外面强加的。 王朔:照你这么说,唯一的出路,逃离死人的出路,就是不上学。 老侠:我在国外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他们关心活的东西,关心生命的跃动。 他也许没读多少书,但他每天无意识的视听感觉潜移默化地培养出对活的生命的敏 感和关心。这是种渗透性的,每天耳濡目染的,是靠念书无法培养的。我有一次陪一个 老外去看《焦裕禄》,她对中国电影感兴趣。其中有一场戏,她的反应既让我吃惊又特 别可爱。一个老头重病在床,他的儿子商量怎么办,结果决定去找焦书记。 这老外看到这腾地就站起来,大声说:人都快病死了,找焦书记有什么用,应该去 找医生。县委书记能治病吗?这电影怎么会这么拍,连常识都没有。还有一场戏,焦的 老婆要买点肉,半路让焦给拉了回来,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咱不能吃 肉。回家后吃饭,焦的孩子不想吃窝头,哭着闹,焦打了孩子,然后让一家人围着饭桌 团团坐。那个老外看了说,怎么对自己的孩子这么残忍。你焦书记想为人民想当清教徒 想做清官想成为人格神那是你自己的事,你无权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与你一起去牺牲。 那场家庭戏吃饭戏,最后变成的焦书记正襟危坐,面色沉重地讲道理,国家和人民的大 道理。这哪是一家人在吃饭,分明是在开县委常委会。 妻子和孩子不是听丈夫、父亲的儿女情长,而是听县委书记的训话。 王朔:咱们小时候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父爱母爱家庭温暖,人越大越感到小时候大人 们都忙着革命,我们无父无母的就好大了。 老侠: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大恶劣,没有盐,给你灌一肚子水,然后把你突然扔到 物欲横流之中,这种诱惑谁能抵挡住?! 王朔:在红色沙漠中长大的人,逮着个什么比饿狼还要贪婪和凶狠。 老侠:再回过头来说现代文学。文学史上肯定的那些大师级人物,像茅盾、巴金、 郭沫若、冰心、丁玲等等,从语言的角度讲远不如肖红、张爱玲、沈从文地道。 特别像女作家中的冰心和丁玲,她们都是模仿西方开始,从行文到情绪,后来这种 模仿在四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小说中、在八十年代的刘索拉、徐星们,马原、余华们的小 说中一次次重复。 王朔:冰心的小说当时都什么人看,也是年轻人吗? 老侠:冰心最初是以社会的“问题小说”的姿态出现的。 后来她受泰戈尔的影响,转向了《致小读者》。 王朔:现代文学这批人你觉得谁还能站得住? 老侠:现代文学史除了鲁迅之外,再没有大师了。有些人偶尔会有点东西,但整体 上真的没什么东西。 王朔:你觉得中国文学不成气的原因是什么? 老侠:语言问题。“五四”时期是白话文的开创期,那时的人们不管写什么,只要 用白话文,都是在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方式。他们是幸运的,无所顾忌地创造,每一种试 验都有意义,哪怕是像钱玄同等人那种主张汉语拉丁化的试验也有意义。 草创过后,形成了几种语言模式,胡适代表了浅白平静的一路,他的语言风格写文 学作品不行,像打油诗,但对普及新观念功不可没。还有就像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张 扬的激烈的语言风格,后来的“太阳社”都是这类语言,比如像郭沫若的文学就是最典 型的。这种声嘶力竭死命张扬的语言在以后嫁接到革命口号的语言上,形成了刘白羽、 杨朔、魏巍式的大抒情语言,这种夸张的大抒情曾是新时期文学开创期的主旋律。再有 就是周作人等人继承明清小品文,古代山水游记、山水诗、宋词婉约派的美文式语言, 朱自清的散文,林语堂的随笔,“新月派”的东西,沈从文的小说都是这种路子的,这 种语言在本世纪后半叶几近灭绝,又在新时期文学中重新泛滥。还有一路人的语言是翻 译文体,像冰心、丁玲,四十年代上海的施存蜇、穆时英以及一大批作家。巴金、茅盾 这样的被奉为大师的人,根本就没有语言,从语言的角度讲,他们在文学上贡献寥寥, 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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