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动不动就 提到当官的，某某市长、某某局长之类的，而且都是在感慨了一番古人的情怀之后，最 后画龙点睛地提到某某某市长现在的作为，不正是古人的忧患情怀的当代传人吗？绝对 到位，绝顶聪明。 王朔：你说学院派与大众文化有什么区别？像余秋雨这样的人过去出现过吗？ 老侠：我觉得他的媚态上承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 王朔：就余秋雨这么个文风，这么写东西，这么冒充文化的人，好像还不多见。 老侠：以前好像没有过。我一个朋友说，刚听说余秋雨，还以为他是台湾人呢。 屁大的小事也弄成民族的伤口。实际是“阿Q”头上的脓疮。 王朔：也许是人家名字起的就煽情，秋雨……有点凄风苦雨的感觉。 老侠：余秋雨的东西说穿了，就是传统文化的琼瑶，他是用琼瑶的方式解释传统文 化。那种调点儿小情，泪光闪闪，很有点儿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海警山盟劲儿。前几 天我在家和媳妇一起念了段刘再复的随笔《问苍海》。那个语言就跟余秋雨的差不多， 大段大段的空洞抒情，让我想起杨朔、刘白羽、魏巍的散文，还有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 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这种文风对中国的散文写作影响很大。 以前的文章中的结尾常有类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这种。只不过余秋雨的文 字中，多了点儿港台的软语，比如像“殷殷地企盼着”，整个儿是流行歌曲。 王朔：我觉得全世界的大众文化都一样。西方与中国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大众文化 中有一种世俗的关怀，有一些能够持久地浅浅地打动人的东西，比如说言情小说中的东 西，《廊桥遗梦》看得中年妇女们蠢蠢欲动。比如说刺激的东西，金庸的武侠，好莱坞 的恐怖片，港台的功夫片，真正有点儿趣味儿的人，看了这些肯定会烦。但是大众需要 这种抚摸，就像家庭主妇每天需要油盐酱醋茶，白领阶层需要名牌西服领带皮鞋一样。 老侠：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别，在中国很难分清楚。 但在西方，什么是大众文化，什么不是大众文化，有比较容易看出的界线。不是一 部作品影响大、波及面广就叫大众文化。 比如五十年代金斯堡的长诗《嚎叫》，居然发行了50多万，这在诗歌史上也是天文 数字。这诗的流行与二战后年轻一代的迷惘骚动想宣泄有关。但你很难说金斯堡的诗是 大众文化。他现在已经成为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成了经典。而在中国，大众文化与精 英文化都向主流靠拢，所以，你分不清学术界的本土化潮流与大众文化的伪民俗制作之 间的区别。其实没有区别。 王朔：他们是不约而同的。一进入大众文化，就大有卖身投靠，身不由己，跟着走 的被强奸感。但是，时间一长，最初的耻辱渐渐消失了，光剩下享受了……钱呀。名呀、 鲜花美女掌声呀，众星拱月的感觉不由你不轻飘飘的。 老侠：对呀。学术界也如此。当然学术界的说辞比大众文化更具有表面上的严肃性， 比如弄来个萨伊德，东方主义、文化霸权。话语权力。话语霸权。新权威主义……这些 年还有持续地讨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什么的，中国文学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好 像我们的文学早达到了那个水平，不给我们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歧视。只有中国人能 到这个程度，讨论自己的作家为什么没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炒作比大众文化更恶心。 原来，国内总说中国文化热什么的，我也真以为中国人的作品在国外火得一塌糊涂。但 我一出国，才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模，是自己虚构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 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不要说当代作家了，就连鲁迅，外国的年轻人，大学里学文科的 学生都不知道鲁迅是谁。但在中国，大学文科的学生有几个不知道海明威的。什么叫走 向世界，只有你的作品超出了汉学的职业圈子，走向了人家的文化市场，像海明威在中 国卖得那么火，才叫走向世界。就几个汉学家在小圈子里弄了弄，就把中国的文化人弄 得神魂颠倒，以为自己在美国家喻户晓，不是太可笑了吗？再说，汉学家读你研究你是 职业，是饭碗，与中国文化在外面的影响没多大关系。 退一步讲，抗拒西方的霸权，你要有道义上物质上的实力。联合国宪章是按照自由 主义价值观写的，世贸组织的规则是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原则定的，八国集团，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凡是可以左右世界全局性的制度，皆由西方人控制。 这不单是什么军事霸权、政治霸权。文化霸权。话语霸权，最根本的是制度化霸权，当 今世界的全球化制度建构，皆以西方的规则为基准。在文化上，理论研究也好，电影。 文学、绘画也好，制高点都在西方手中。欧洲三大电影奖，奥斯卡奖。格莱梅音乐奖。 威尼斯年展、诺贝尔奖，连体育的最高荣誉奖都在西方人手中，什么欧文斯奖。世界足 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等。西方的这种制度化的全球霸权是它的实力使然。纵然你有一 腔热血，你是正直的爱国者，没有实力，空喊号子去跟人家斗，不就是世纪末的义和团 吗？ 王朔：作为个人，现在的国人什么都不爱，只爱他自己。 说到具体的某个人，他不肯为祖国而拔一毛，却可以利用爱国来满足一己私利。
第八篇 谁造就了文化恐龙
王朔：现在有群生猛小生，冲著名人开刀，不光是给余秋雨、王蒙上课，讲台都搬 到像钱钟书这类德高望重、众口一词的大师门口。 感觉上，钱钟书学问很大，挺清高的，拒绝这拒绝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 这么媚俗。 老侠：钱钟书是有学问，也很清高，从媒体的报道看，他是爱谁谁，拒绝中国的媒 体炒作，《东方之子》的采访也吃闭门羹。他更拒绝国外名牌大学的邀请，管你是牛津、 哈佛，没戏。而恰恰是这种拒绝，又变成了另一种炒作，“大隐隐于市” 这条古训又有了当代践行者，越隐越显，越拒绝越有人格高洁的美名。这种生存策 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传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多长，隐士成名的传统就有多长，我弄 不懂这种隐士文化到底是什么—— 所有的隐士都极有名，且都是“岁寒之松柏”之类的高洁。 王朔：我怎么觉得这像是一种成心。 老侠：钱钟书的那种拒绝，我以为是一种人格上的盲点，也就是狂妄到极致，甚至 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钱学”的位置，他就当真了，以为自己是中 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学问家，狂妄到连牛津、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都请不动的地步。而我 以为，一个学者总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这样的地方，出过多少影响人类历史进程 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呀。一个学人去这种学术圣殿，就像教徒走进教堂。 如果你还是个学者的话。而且他拒绝的理由是人家听不懂他的学问，他去牛津、哈佛讲 学是对牛弹琴。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推崇无所不能的人格神，一个人要是圣贤，就什么 都行，进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齐家修身，所有的界限都没有了。作家可以成为绘画或音 乐权威，物理学家可以在经济决策上说三道四，结果搅得一团糟。 王朔：这就有点儿过了。 老侠：钱的这种轻蔑，给我的感觉似乎是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听懂他的学问，剩 下的人皆是附庸风雅的文人或小痞子。我不禁要问，钱钟书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你 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览众山小”的悬崖上？心中没有敬畏的学 人，决写不出好东西。这种敬畏是自己赋予自己的。当你提笔时，要时刻感觉到有一双 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须保持知识上的谦卑与诚实。 王朔：好像孔子也这么自负，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听说钱钟书真的有学问，会若干 种外语，一弄就是五湖四海，学贯中西。 老侠：钱是有学问，但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方法上的独创。 他的《管锥篇》不过是中国从汉代开始的注经传统的墓志铭。 俗话说：先秦之后没有“子”。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在百家争鸣之后，就是一部不 断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经中的历史，四九年后由注孔子转为注马克思主义。从注经的角度 讲，钱钟书堪称一绝，为一桌鸡毛蒜皮也要找来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声称别人听不懂， 他那个《管锥篇》压根就不想让你懂，来来回回说些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 就一大堆旁征博引。据说考钱的研究生要会五种外语，我不知道，这是招收研究生还是 借此炫耀卖弄语言天赋。钱有方法吗？没有。有原创的思想吗？更没有。“钱学”的产 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钱学” 饭碗的人研究些什么。《围城》嘲讽知识分子，“钱学”是对中国学术的最大嘲讽， 在思想发现的层面上，“钱学”的研究界的智商等于零。《围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说， 人们却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学问的深奥我不大懂。但我读《围城》的阅读经验与读余秋雨的东西十分相 似。都是先听说如何如何好，拿来一读，文字迷人，给人的直觉这人有学问。 但当你再向深读，视野开阔了一点儿，就会觉得这人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 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 老侠：我初读钱钟书是《谈艺录》，一翻开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自己肯 定游不过去，或要花终生经历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除了 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你任何启迪。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 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中国的传统诗问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 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仅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 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 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 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王朔：一些关于钱钟书的赞美，包括杨绛的回忆，大都讲钱钟书的“文革”厄运， 但钱在此前的境遇还是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但这两位德高望重者似乎从不提 那一段，感觉上，他们四九年以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侠：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 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 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 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 大的学问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良知。 王朔：想起鲁迅的名言，怎么说来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 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沉默即死亡。 老侠：这些年知识界有股极不公正的思潮，对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个个新的 人格神，比如有关陈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还有个叫顾准的。 老侠：顾准与陈寅烙大不一样。有一次纪念顾准的讨论会上，一些中青年学者对顾 准并不买账，说顾的理论早落伍了。 纪念顾准明摆着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极端恶境中的坚守问题。 顾准是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写出那些东西的。换一些人，知识再多，理论再博大深 邃，未必能写出那些东西。冯友兰可谓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后，特别是“文革” 中写了些什么，全是垃圾。顾准的那种坚韧与良知，那种知识上的诚实，不仅在当时， 就是现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学者文人所没有的。 这些不屑于顾准的中青年学者，在知识上可谓学贯中西，但在做人上一无所知。 他们用开放时代的知识去贬低顾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学勤就此写过一篇东西，很 沉痛、很激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跃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顾准那样的诚实。 老侠：陈寅恪的命运就不同了。对陈的赞美几乎众口一词，中青年学者都拿陈寅恪 附庸风雅，似乎谁不赞美几句陈寅恪，谁就是狠心狗肺。我见过一些中青年学者写文章 赞美陈寅恪的诗词。陈寅恪有学问，也有傲骨，他的历史研究颇有建树，可是他的诗词 我实在看不出有多优秀，他的《柳如是别传》也决没有说的那么出色。 但一些中青年学者，连史带人带诗一起夸。就像对待《红楼梦》，感觉上凡是有点 儿名的上层次的文人都写过《红楼梦》，刘心武关于《红楼梦》的文字，恨不得连书中 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义，附庸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