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史- 第74部分

第二大队为侧翼，绕攻炮台右侧。日军临时山炮中队六门炮车及海军速射炮队三门炮车，皆布阵于附近高地。五时五十分，日军开始进攻。拱北炮台开炮防战。战至六时三十分，日军进抵炮台下，并冲入炮台内。此时，炮台内仅剩少数清兵，或伤或残，仍坚持不退。据日本随军记者记述：“（清军）或隐藏于壕中，或潜伏于门内，力图阻挡我军进入。当第五中队第三小队长江头特务曹长跨越壕沟之际，敌一伤兵突然跃起，以刺刀刺透曹长股部，真不愧为血性男儿！”注10时为六时四十五分。日军既占领了炮台，始发现炮台守兵已将三门大炮的标尺破坏，原先想即时利用该炮以攻清军，此计划未能实现。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死伤十九人。

日军既陷拱北炮台，使以后备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为前锋，进逼马公城。行军途中，渔翁岛炮台频频发炮，进行遥击。上午十一时十分，日军抵马公城下，分三路攻城。城内外的清军多已溃散。朱上泮在二十三日之战中，“左股忽为开花弹所中，肩上复中一弹，当即昏倒在地”，被亲兵救起，乘舟“逃往西屿，匿民间，雇船渡海至厦门得免”。注11总兵周振邦和通判陈步梯，“见倭兵登陆，炮台不守，朱统领不知所往，进退失措，军心大震。略与交锋，即以渔舟入小港逃避。”注12此时，另有三十多名士兵尚在守卫城门。日军发起冲锋，遂突入城内。至十一时五十分，马公城各炮台及兵营皆被日军占领。

在日军混成支队进攻马公城的同时，其海军陆战队也奉命向圆岛半岛前进。海军陆战队以高千穗舰海军少佐丹治宽雄为大队长，高千穗舰海军大尉筑山清智为参谋，严岛舰海军大尉吉岛重太郎为大队副官，下属三个中队：枪队第一中队，松岛舰海军大尉名和又八郎为中队长；枪队第二中队，桥立舰海军大尉栗田仲树为中队长；炮队，浪速舰海军大尉令井兼胤为中队长。混成支队攻占拱北炮台之后，又以全队西攻马公城，即将炮台交于海军陆战队驻守。海军陆战队的任务是：“扼制圆岛半岛之清军，以解除进攻马公城的陆军之后顾之忧。”注13上午八时，丹治宽雄将全队分为两路：

枪队第一中队和炮队为右翼，向井仔按社方向前进，枪队第二中队为左翼，向鸟崁社方向前进。日军沿途搜索，在乌崁社和双头卦社各捕杀清兵二十余人。下午四时三十分，海军陆战队占领猪母水社。猪母水社位于圆顶半岛的细颈处，守住该处即可切断圆顶半岛与澎湖全岛的联系。圆顶半岛的清军遂陷于绝境。于是，丹冶致书守将定海军分统兼卫队营管带郭润馨，限其于次日上午八时率部来降。此时，圆顶半岛的清军尚有五百六十余人，而日军海军陆战队才四百一十多人，但是，郭润馨没有抵抗的勇气，遂偕定海前营帮带郭俊山、五营正总查欧阳连降敌。

马公城陷落后，清军将领朱上泮、周振邦、陈步梯等先后乘船至渔翁岛，又逃往厦门和台湾等处，引起岛上人心惶惶。渔翁岛守将刘忠梁等知大势已去，便炸毁火药库后也乘船而逃。当天，占领马公城的日军乘小船渡至渔翁岛，发现已无清兵。

日军占领澎湖后，即在马公城设立澎湖行政厅，以海军少将田中纲常为行政厅长官，陆军步兵中佐志水直为副长官。行政厅的主要事业是安抚岛上人民，到各社张贴伊东祐亨所出的布告，内称：“尔等善体本司令官爱民至意，共来享其保护。”注14比志岛义辉也有布告称：“本军远征到此，问清国破好谕盟之罪。事固属邦交，与尔等民庶毫无干涉。是以能表恭顺之意，不抗我军者，不但免其杀戮而已，尚且问尔等民人疾苦，加意庇护。尔等深体此意，安慎就业，不可徒有恐慌逃避等事。”注15并特制“顺民证”，上有“顺民”、“大日本行政厅证之”等字样，专门“发给表示恭顺的岛民”。注16可是，尽管动员多日，也只有二百多人领取了“顺民证”。

在澎湖岛的战斗中，日军死伤人数虽不算太多，但死于传染病的数字却相当惊人。据日方自称：“我患瘟疫而死者达九百八十人，埋骨于马公城东南阳明门外，病者更不计其数。”注17日军减员甚多，然尚可战斗。而清军十余营则或逃或降，一朝瓦解。大量军械、弹药等，全归日军所有。据统计，岛上各炮台、兵营尚有大炮十八门，枪二千四百六十三支、子弹一百零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发、火药七百九十七捅、装药三千一百七十三包、大米九百一十包等物资全归日军所有。时人称：“澎湖既失，台势益孤，而广、闽、苏、浙海道中梗。于是，中国凡购外洋军械，尽截于倭，委输将断，而和议益亟矣！”注18

注释：

注1　《宗方小太郎日记》（稿本），1895年3月14日。

注2　《日清战争实纪》第24编，第29页。

注3　良文港近龙门社，故有些文献称为龙门港。

注4　《日清战争实记》第25编，第29页。

注5　《日清战争实纪》第24编，第31页。

注6　连横：《台湾通史》上册，第68页。

注7　《日清战争实记》第25编，第30页。

注8　《日清战争实记》第24编，第32页。

注9　《日清战争实记》第25编，第31页。

注10　《日清战争实记》第25编，第32页。

注11　易顺鼎：《盾墨拾余》，见《中日战争》（1），第125页。

注12　思痛子：《台湾思痛录》，第19页。按：据日军所得情报，周振邦系先乘渔船逃往渔翁岛，又乘差船南通号逃往台湾。（《日清战争实纪》第25编，第34页）

注13　《日清战争实记》第26卷，第3页。

注14　《日清战争实记》第25编，第37页。

注15　《日清战争实记》第25编，第36页。

注16　《日清战争实记》第25编，第38页。

注17　香风外史：《征台颠末》，第166－167页。

注18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见《中日战争》（1），第91－92页。　
　
　
　
　

　

　

　

　
　　
　
　

　

　



　三　李鸿章遇刺与《中日停战协定》的订立　　

　
　
日本一方面在谈判中拒绝中国的停战提议，一方面派军队攻占澎湖，以便为占领台湾作准备。不料在三月二十四日第三次谈判之后，发生了“几乎酝成国际异变”注1的事件，才迫使日本不得不答应停战。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十五分，李鸿章结束谈判后乘轿返回引接寺。四时三十分，途经外滨町邮便电信局前，将至江村（仁太郎）杂货店。过江村店再向北拐，前行约五十公尺，就是引接寺的门口了。但在此街道拐角处，人群拥挤，争看大名鼎鼎的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当轿子从人群中穿过时，忽有一暴徒排群而出，直至轿前，手按轿夫肩膀，趁轿夫惊讶停进之际，对李鸿章开枪。枪弹击中李鸿章左眼下，“李以手掩创口，血出驾轿，而还引接寺旅馆，神色自若，徒步登阶入内”。注2当天，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称：“今申刻会议，已将停战搁起，向索议和条款，允于明日面交。归途忽有倭人持手枪对狙，击中左颊骨，血流不止，子未出，登时晕绝。”注3回国后，他在请假的奏片中又谓：“归途被刺，晕绝复苏。”注4甚至有些记述说他“自料必死”，或“死后复生”。所有这些，都未免过甚其词。

李鸿章中枪后感觉眩晕是有的，但并未晕绝。在遇刺的第二天，他在致王文韶的电报中说：“归途遇刺客，用手枪击中左颊，血流不止，眩晕时许复苏。”这封给私人的电报，倒说出了真实的情况。事实上，李鸿章一直是非常清醒的。被刺的当天晚上，他还告诉科士达，“他的朋友曾经警告他不要到日本，因为可能会有人企图暗杀他，但是田贝、法国公使及其他人们，向他保证那里没有一点危险。他说：‘现在你看，怎么样了！’”且在给日本全权大臣的照会上签字，通知对方“不能出席定于次日开的会议”。注5

此次事件的发生，不能说完全出于偶然。凶手名小山丰太郎，郡马县大北岛人，年二十六岁，是个无职业的青年。他为什么要行刺李鸿章呢？日本山口地方法院的《判决书》提到小山行刺的动机时说：“被告（小山）丰太郎，因我帝国与中国启衅，致动干戈，皆中国现任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暗为主持，思非绝其生命，则我国不能得志，难保东方之平和。适闻其奉命来我帝国山口县赤间关议和，遂决意行刺。”注6显然，《判决书》既美化了日本当局，又掩盖了小山丰太郎行刺的真实动机。当时，日本国内的主战气焰仍相当高涨。“对于中国的割让唯欲其大，发扬帝国的光辉唯欲其多。”甚至声称“必须有瓜分四百余州的决心”，尽管有人认为“媾和条件若失之过苛，并非上策”，但也未敢反抗社会的逆流而公开发表其主张，只是在私函中流露出自己的一点意见而已。注7至于日本军队内部，主战的空气更浓，力主非占领北京不可言和。在日本将领所写的诗中，多有“燕京从是几行程”、“何时轻骑人燕京”这样的诗句。李鸿章在谈判中提出停战被拒绝后，马上在日本报纸上即有反映。诗人山田松堂写道：“三军万里向天津，正是东风桃李辰。星使乞和和未就，燕京将属手中春！”注8可见，战争歇斯底里已经在日本国内造成一种扩张主义流行病，而小山丰太郎正是在这种流行病的感染下才决意行刺的。他在法庭上公开宣称：“日军放弃占领北京是意味着日本的耻辱，目前同中国签订和约为时尚早。”注9伊藤博文也指出小山之所以行刺，是因为“以和为非”。注10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小山丰太郎行刺李鸿章是为了破坏和谈，以便使日本得以继续扩大侵略战争，从而达到“对于中国的割让唯欲其大，发扬帝国的光辉唯欲其多”的目的。三月三十日，日本山口地方法院以预谋杀人未遂罪判处小山丰太郎无期徒刑。山口县知事及巡捕长则受到了革职的处分。注11

李鸿章遇刺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极为狼狈。对此，陆奥宗光写道：“我观察内外人心所向，认为如不乘此时机采取善后措施，即有发生不测之危机，亦难预料。内外形势，已至不许继续交战的时机。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而在此时，如一度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而况位高望重之李鸿章，以古稀高龄初次出使异国而遭此凶变，显然容易引起世界的同情。故若某一强国想乘机进行干涉，固可以李氏之负伤为最好的借口。”注12陆奥这段话，表明了日本政府有两怕：一怕李鸿章借此回国，中断谈判；二怕列强乘机干涉。因此，日本当局感到非常紧张。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皆来引接寺，探望李鸿章的伤势，并表示“慰问”。睦仁天皇接到报告后，也“深为忧愁惋惜”注13，降诏曰：“其凶犯，自应饬吏按照国律内最严之刑办理。兹特明降谕旨，通饬官民，钦遵旨意，保我国家荣耀声名，庶不致再有此等狂悖不法之事，而损我国之光誉也。”注14并派侍从武官中村大佐为特使，偕石黑忠惠，佐藤进两军医总监同赴马关，“慰问李病”。皇后“赐与御制的绷带，并派护士二名前去侍养”。注15

当天夜间，陆奥宗光亲至伊藤博文下榻之处，密商对策。陆奥提出：“我皇室对于中国使臣之优渥待遇，及一般国民之亲切好意，虽皆无可非议，但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仅在礼遇上或社交的情谊上作表示，不另采取具有现实意义之措施，恐终不能使对方衷心感到满意。故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所一再恳请之休战，较为得计。如此，不仅对中国，即对其他各国亦在事实上表现我国之诚意，同时由于我国警察之疏虞，以致使其负伤，结果自当影响媾和之早日完成，此时我军再任意进攻中国，即在道义上亦不能无所缺憾。”伊藤完全赞同陆奥的意见。但是，因涉及到停战的问题，必须征询军部的意见，便致电在广岛的内阁阁员及大本营的重臣进行议商。不料除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外，多数对停战持反对态度。大藏大臣松方正义、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农商大臣嘎本武扬、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参谋部次长川上操六联名复电称：“目下实行休战，对我国不利，请再加以考虑。”注16

为了对停战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并经睦仁天皇裁可，伊藤博文乃于三月二十五日夜离开马关。伊藤抵广岛后，与文武重臣会晤，权衡停战的得失，大费唇舌，终于取得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