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他们争论的问题有二：
一是如何防御日军从陆路进攻威海的问题。戴宗骞提出了“御敌于境外”之策。他说：“却敌于境外，尚可以战为守，若纵敌深入腹地，彼则尽锐环攻，我则势成坐困，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先发制人？”注48 并准备将威海陆上防务交丁汝昌兼管。戴宗骞“御故于境外”之策并非不好，但抽调主力去打游击，必使后路炮台陷于危殆。
因此，丁汝昌提出“游击之师不得不仰仗抚军”，并规劝他打消主意：“尊意倭逆万一登岸，吾仲已选锐卒，以备亲率迎剿前路抵御，固为得机得势，惟兵力过单，恐后路不足为固，诚以为虑。委以鄙人照料，临事在海分调船艇，犹惧不能悉当，岂有余力指挥在岸事宜？伏念威海陆路全局系于吾仲，卓宜持重，总期合防同心，一力固守，匪惟一隅之幸也。”注49李鸿章也不同意戴宗骞率队远出，严令曰：“戴道欲率行队往岸远处迎剿，若不能截其半渡，势必败逃，将效湾、旅覆辙耶？汝等但各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注50但是，戴宗骞仍不愿改变主张。丁汝昌已经看出这一点，因电李鸿章称：“戴道意，敌无论何处登岸，以抽绥巩军队驰往剿捕为重。惟地阔兵单，万一不支，后路炮垒设一有失，为贼所用，则各军舰势难支。”注51戴宗骞则进一步申述已见：“鉴于大连湾守兵不并力陆援，旅顺诸军不据南关岭而株守营墙，均以失事……宗骞来往察度情形，仍求中堂俯采愚者之一得，准备因地审势，自酌战守。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总之，一拚比较略有所济，以报中堂。”注52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李鸿章的态度有所改变，同意他派三个营前路抵御，说：“东军、戴道三营均打游击，只要真打，可牵贼势。”注53无论是戴宗骞还是李鸿章，部对敌人确乏正确的估计，以区区三营之众怎么能“牵贼势”呢？不过，丁、戴关于威海防御之策的争论，倒暴露了二人之间久已存在的不和。尽管李鸿章极力调和其间，劝之曰：“师克在和，宜虚心和商。”注54然欲消释前嫌，又淡何容易！
二是关于拆除龙庙嘴大炮的问题。先是，丁妆昌发现威海南帮炮台的布防存在严重问题：在三座海岸炮台中，皂埠嘴、鹿角嘴二台皆有长墙地沟保护，“惟龙庙嘴炮台隔在墙外，上有高冈，敌若抄后，实难守住”。因此，他与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相约，“水陆共护此台，倘万不得已，拆卸炮栓、钢圈底，归鹿角嘴炮台，免致为敌所用”。注55当日军将迫近威海时，丁汝昌见情况危急，又“挑奋勇安插其中，暗备急时毁炮”。注56并拟先将各台备用钢底、钢圈取存刘公岛上。因此事未商于戴宗骞，引起他的极度不满，表示强烈反对：“威并未见敌，而怯若此！半年来，淮军所至披靡，亦何足怪！宪谕特言台炮能回打，龙庙嘴台亦能回打，因甚轻弃？”注57“禹（廷）如此胆识，焉得不弹？“大敌当前，而海陆主将交恶，使李鸿章大为恼火，加以严斥：“吾令戴与丁面商妥办，乃来电负气争胜，毫无和衷筹商万全之意，殊失厚望！吾为汝等忧之，恐复蹈旅顺覆辙，只有与汝等拚老命而已！”然而，是非难辨，他便游移两可，不明确表态，复电说：“陆路防务责成应在该道。然如丁言，若临警，龙庙嘴不守，则岛、舰受毁，亦不可不虑。”注58未过多久，果如丁汝昌所料，龙庙嘴炮台先被敌占，并为敌所用。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立即电告北洋：“南帮炮台皆失，惟龙庙嘴炮台钢底、钢圈未下，现水师及岛内均受大敌。”李鸿章始悟丁汝昌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谓：“电称龙庙嘴台已失，余尚无恙，可知雨＇禹＇廷实有先见。”注59无奈为时已晚矣！
由于威海海陆主将不和，不能和衷协商，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成为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战后，有的海军将领总结战争教训说：“沿海各带炮台，水雷营等处，须归海军提督节制，作为一气，不啻唇齿相依。威海之败，诚为此也。”注60这个教训是多么惨痛！
前敌将领交恶固然是一种内耗，但言官的滥施攻击未尝不是一种内耗，甚至是更为严重的内耗。自开战以来，丁汝昌屡遭攻讦，多次被议，在内心增加了沉重的负荷。他在一封信里充分地流露了自己不安而又异常愤懑的心情：“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注61
不久，丁汝昌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朝廷降旨将他拿京刑部治罪，其罪名是：“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海军多年。自倭人肇衅以来，迭经谕令统带师船出海援剿，该革员畏葸迁延，节节贻误。旅顺船坞是其专责，复不能率师援救，实属恇怯无能，罪无可逭。”注62这对丁汝昌的打击是很大的。据一洋员记述，当时他“惟望死于战阵”，因此在战斗中“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注63此时，前敌将领纷纷致电北洋，吁恳设法挽回。刘步蟾等电称：“丁提督表率水军，联络旱营，布置威海水陆一切，众心推服。今奉逮治严旨，不独水师失所秉承，即陆营亦乏人联络，且军中各洋将亦均解体。当此威防吃紧之际，大局攸关，会恳宪恩，设法挽转，收回成命，暂留本任，竭力自赎，以固海军根本之地，而免洋将涣散之心，实为深幸！”注64李鸿章也为之婉转求情：“今丁既逮问，自无久留之理，惟威海正当前敌，防剿万紧，经手要务过多，一时难易生手。可否吁恩暂缓交卸，俟遴选得人，再行具奏。”注65朝廷虽不允所请，但已松了口气，寄李鸿章电旨称：“丁汝昌著仍遵前旨，俟经手事件完竣，即行起解，不得再行渎请。”李鸿章揣摩旨意，立即示意丁汝昌，“查经手事件所包甚广，防务亦在其内，应令丁提督照常尽心办理，勿急交卸。”注66这样，丁汝昌逮京问罪的事便暂时缓下来了。
丁汝昌虽处境十分困难，但仍力图振作，筹商水陆战守。当时有日军欲扑山海关的传闻，丁汝昌勉励诸将说：“倭赴榆关，料不易逞志，铤而走险是其惯习，宜更防其回扑我境也。”提出要提高警惕，预防敌人玩弄“声东击西”的诡计。又曾针对清政府派德璀琳东渡一举，要求诸将不要因朝廷求和而动摇保卫国土的信念，而更应“纾力增备”注67及时筹办防务。
德璀琳赴日被逐后，清政府于一八九五年一月五日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会商。张、邵尚未起程，即传来日本欲犯山东的消息。一月九日，李鸿章接伦敦来电：“风闻日本不肯停战。日本派兵已赴山东各口侦探，如有可以上岸之处，即将陆军渡上。”注68这个消息的可靠性是无疑的，故引起清廷的极大恐慌，便于十三日谕李鸿章“悉心筹酌，饬令海军诸将妥慎办理”。当天，李鸿章电丁汝昌称：“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望与洋弁等悉心妥筹，详细电复，以凭核奏。”注69根据李鸿章的指示，丁汝昌与诸将合议，提出了一个“水陆相依”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包括三层意思：一、根据敌我舰队的力量对比，船台依辅是唯一可行之法，二、说明威海与旅顺港口情形相异，回答了十三日电旨“若逼敌船逼近，株守口内，转致进退不得自由”的说法，三、威海后路地阔兵单，全靠后路有大股游击之师，防敌抄袭后路，庶几威防可固。李鸿章阅后认为：“海军所拟水陆相依办法，似尚周到。”注70清廷也批准了丁汝昌的“水陆相依”方案。但特别强调“海军战舰必须设法保全”。注71刘坤一还亲至天津会见李鸿章，议定“务须保全铁甲兵轮各船”，因为“倭计欲得我铁甲兵轮，并欲窜扰山东，以断南北运道，殊于大局有关”。注72随后，李鸿章即电丁汝昌，“廷旨及岘帅（刘坤一）均望保全铁舰，能设法保全尤妙。”注73
在保全铁甲舰的问题上，从清廷到内外臣工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如何才能保全铁甲舰呢？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随着战局的变化，敌氛渐逼威海，彼此的意见分歧更为明显了。朝廷主张主动出击，谕曰：“现在贼踪逼近南岸，其兵船多只，难保不闯入口内，冀逞水陆夹击之诡谋。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贼归路。威海一口，关系海军甚重。在事将弁兵勇，倘能奋力保全，将登岸之贼迅速击退，朝廷破格酬功，即丁汝昌身婴重罪，亦可立予开释。”注74这道谕旨表示担心敌舰闯入威海口内，说明朝廷对威海的防御情况并不真正了解，因为威海防御上的弱点在陆上，而不在海上，敌人是很难从海上进来的。另外，谕旨本身也自相矛盾：一方面要求海军“乘间出击，断贼归路”；一方面又要求“奋力保全”“威海一口”。实际上，海军只要一离开威海港，敌舰必将立即“闯入口内”这是确定无疑的。这叫丁汝昌执行哪一条呢？何况在北洋海军舰只减少、镇远铁甲舰重伤的情况下，即使“乘间出击”，结局亦难预卜。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断贼归路”是绝不可能做到的。李鸿章倾向于用冲出的办法保全铁舰。他先是电丁汝昌称：“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注75后来，到南帮炮台失守时，李鸿章再次指示丁汝昌：“万一刘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注76在当时的情况下，北洋舰队能否安全地退往烟台等处？在丁汝昌看来。挟数舰冲出，不仅舰队将毁于一旦，而且基地亦必失无疑。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这样干，而仍主张用船台依辅的办法来保全铁舰，他复电李鸿章称，“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注77在同一封电报中，他还提出后路速派援军，威防方能支持。丁汝昌认为，采取船台依辅的办法，对海上的防御较为有利，而对陆上的防御则无把握。因此，他特别担心威海后路的防御，相信只要后路确有保障，威海必可固守，铁舰亦会万无一失。可是，威海后路的防务，已是他职权范围以外的事了。
事实证明，丁汝昌的担心是颇有道理的。威海之陷，问题就恰恰出在后路防御上。
注释：
注1 芳郭钝叟：（于湖小集《哀威海卫》，见阿英编：《中日甲午战争文学集》第20页。
注2 李尽忱：《威海卫》见《丛氏钞存》（抄本）。
注3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1920页。
注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2021页。
注5 《苗国清口述》（1957年记录稿）。按：苗国清，威海刘公岛人。北洋海军练勇营练勇。
注6 戚廷阶：《威海始末》（稿本）。
注7 《盛世危言．炮台》，见《郑观应集》上册，第836页。
注8 于本桢：《观威海炮台》，见《丛氏钞存》（抄本）。
注9 《巡阅海军竣事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2卷，第2－4页。
注10 《中日甲午威海之战》第60－61页。
注11 william Ferdinand Tyler，Pulling Strings in China，London；1929；P63。
注12 《德汉纳根军门语录》，《中日战争》（7），第537538页。
注13 戴绪贤等：《讣闻》，见《从氏钞存》（抄本）。
注14 《复丁提督》，《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16卷，第36页。
注15 《复丁提督张镇》，《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第5页。
注16 《论旅顺布置》，《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第1卷，第15页。
注17 《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第16页。
注18 《验收旅顺各要工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69卷，第34页。
注19 《校阅海军竣事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8卷，第17页。
注20 《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12），第18卷，第28页。
注21 《复丁提督》，《李鸿章全集》（2），电稿二，第748749页。
注22 《直隶总督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512），第18卷，第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