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在香港驻军。香港的大众媒体一向把邓小平视为务实的温和派，这次却被他的强硬讲话搞得灰心丧气，不过，这
个问题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野。中国在 1997 年确实向香港派出了部队，不过他们很少离开军营，他们的存在从未引起
多大关注。
1984 年，香港正在等待联合公报的公布时，三位香港行政局成员飞往北京，表达了很多港人对中国治理香港能
力的关切。邓小平在 1984 年 6 月 23 日接见了他们，他开门见山地说，他欢迎他们作为个人来北京谈一谈、看一看。
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承认香港行政局拥有决定香港未来的任何权力。一些香港和英国的官员曾想搞 「三脚凳」，
让港、英、中三方都有代表，然而邓小平担心这会让谈判变得复杂而缓慢，他明确表示，谈判只能在英国和北京之间进
行。
在会见中，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钟士元表示，他怀疑中共下级干部是否具备处理香港复杂问题的能力。邓小平
厉声答道，这种观点无异于说只有外国人能管好香港。他说，这种态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态的影响。邓小平接着对这些人
说，他们应当好好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向他们保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保持 50 年不变。他又说，
作为爱国者，要尊重中华民族，支持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不要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他说，这与相信资本主义、封建主
义甚至奴隶制无关。他还指出，在收回主权之前还有 13 年时间，中央和香港行政局议员一样关心这段时间的稳定。邓
小平提到殖民心态后，三位香港行政局的议员不再争辩。其中一人谭惠珠甚至主动表示，自己也是中国人。＇1783＇
为避免英国在剩下的时间转移香港财富给社会造成麻烦，邓小平提议成立一个由中、英、港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
会来处理 1997 年之前的问题。英国担心这会影响他们有效治理香港的能力，没有接受这种分散权力的做法。1984 年
7 月，副外长周南向柯利达和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提出另一种选择：成立一个没有实权的中英联络委员会
以方便沟通。这一想法得到了双方的同意，于是双方开始着手起草最后文件。经过从 1983 年 7 月 12 日到 1984 年 9
月 6 日的 22 轮谈判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出台。
邓小平在 1984 年 7 月 31 日会见外相杰佛瑞？贺维时，双方就联合声明达成的正式协定已是呼之欲出。刚从北
戴河度假归来的邓小平皮肤黝黑，神采奕奕。140 年来，中国的爱国者一直想收回香港主权，但始终没有成功。邓小平
在英国的合作下和平达成了这一目标，当然中国很好地运用了自己的底牌。邓小平甚至说了戴卓尔夫人几句好话：他说，
双方的协议「为世界树立了一个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榜样？？戴高乐将军结束了法国的殖民统治，现在我们可
以说，玛格丽特？戴卓尔首相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在庆贺《联合声明》的聚会上，邓小平开玩笑说，他对身边围
绕了这么多英国骑士感到高兴。一位英国官员记录下了邓小平的话：「我们认为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是值得信赖的。请
转告你们的首相，我们希望她能来签署协议；请转告你们的女皇，我们希望她能来中国访问。」这位英国官员又说，邓
小平不但态度和蔼，而且既热情又彬彬有礼。＇1784＇次日，双方正式同意成立联络组，分别在北京、香港和伦敦开会。
贺维外相随后从北京飞往香港，率先宣布了已经达成协定的消息。他向香港市民宣布，香港将在 1997 年移交给
中国，他们可以放心，香港会继续保持其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他手上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将保证香港继续实行
自治。香港和伦敦的媒体都作出了积极反应，民众也如释重负，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终于结束了，他们相信内容详尽的
协定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奠定了牢固基础。贺维外相在香港讲话的当天，香港股市出现了自戴卓尔夫人两年前访华使股市
大跌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1785＇
随后由英国外交官卫奕信（David Wilson）和中国外交部官员柯在烁率领的团队花费了很长时间来敲定协议的
细节。9 月 26 日，伊文思（Richard Evans）大使和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了最后文件。中方在附件中详细列出了有关
保留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国人和当地官员的十二条计划。文件还同意保留现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国际金融中心、海运
系统和教育体系。中方同意这些基本条款将保持 50 年不变，而英国在 1997 年之前一直对香港承担责任。＇1786＇ 10 月 3
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国庆观礼团时再次向他们保证，北京的政策不会改变。＇1787＇ 12 月 18 日戴卓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
简短的仪式上，她和赵紫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1788＇
随着《联合声明》尘埃落定，中国开始转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实际上是 1997 年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宪法。这部规定了未来北京和特区之间关系的基础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由来自大陆的 36 人
和香港本地的 23 人组成。许家屯负责挑选香港的代表，为了争取那些可能反对中共统治的人，他挑选了香港主流社会
中代表不同团体和观点的重要人物。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那天，邓小平为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其他高官一
起接见了全体成员并合影留念。＇1789＇
经过此后几年为起草《基本法》而召开的十次全体会议的协商，所有重大问题都得到了讨论：特区首长的性质以
及向谁报告工作，立法会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拥有终审法院，法院和行政部门的关系。起草人团体高度多元化，有着十
分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努力合作共事，因为他们深信维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很多香港的华商对西
方式民主并不比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更热心。但香港民众对中共将如何统治香港十分担心，因此很多香港起草人都支持李
柱铭，他是一名大胆敢言的律师，为香港力争更多的法律保障。香港的起草人尤其想确保香港高等法院——它因其公正
性而在香港享有崇高威望——的裁决不会被北京的政治领导人推翻。为了增强港人对每一个决定的信心，中国领导人同
意在每次全体会议后向大陆和香港的记者通报情况。＇1790＇
许家屯提醒过邓小平和北京的其他高层领导人香港民众对中共统治持有疑虑，但是港督尤德于 1986 年 12 月 5
日去世后几周内，香港民众所迸发出的对英国统治的拥护还是让北京的领导人感到吃惊。尤德是个工作勤奋而又亲民的
总督，他的离世使他成为港英政府最优秀的公务员的象征。当边境的另一边正在残杀和挨饿的时候，他曾在乱世中维持
着香港的安宁，因而他也代表了那些为这块殖民地的繁荣而建立了公正的统治制度的英国官员。香港有数十万人涌上街
头悼念尤德总督，同时表达他们对其他曾在此任职的英国官员的敬意。很多港人怀疑，1997 年后统治香港的官员能否
保持现任政府的水平。
邓小平意识到港人的情绪很不稳定。1987 年当港人对回归的恐惧达到高点时，他为了安定人心，未准备讲稿就
亲自到《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讲话。有随行人员带着痰盂来到会场。他首先说：「我有三个毛
病，喝酒、吐痰、抽烟。」＇1791＇他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信心不会动摇，否则可能保不住现在的经济发
展势头，这反过来对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说，但是中国仍会继续致力于改革开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将保持 50
年不变。他又说，香港一直以来的制度就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美国，不适合完全采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权分立。他然后
具体说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个人自由：1997 年以后仍会允许香港人骂共产党，但是假如把言论变成行动，打着民主的
旗号跟大陆对抗，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不过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1792＇邓小平的讲话直截了当，正
是港人所希望听到的。这番讲话缓和了他们的担忧，甚至结束了有关三权分立的所有讨论。＇1793＇
1989 年 2 月 16 日在广州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对即将公布的《基本法》草案进行了最后表决。
每个委员都要对《基本法》的 159 条逐条进行投票。有几名委员已经去世，但是出席会议的 51 人中至少有 41 人在草
案的每一条上签了字。邓小平次日接见了起草委员会，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功。他把他们的文件称为「富有创造性的杰作」。
＇1794＇1989 年 2 月 21 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于世。＇1795＇
在讨论过程中，起草委员会中两名亲民主的委员李柱铭和司徒华试图让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由公投产生，但未
获得成功。最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保留了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北京有权任命行政长官、派驻军队和对影响外交及
国防的问题作出决定。香港有权保留它的政治制度 50 年不变。它仍将是一个开放的自由港；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享
有言论自由，包括批评共产党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统和当地法律，只要不影响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权作出终审
判决。主张在香港实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铭和司徒华认为，《基本法》是对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领导人看来，「一
国两制」的政策给予香港的自治权，远远超过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给予它所统治的地方的权力。＇1796＇《基本法》公布后，
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得到热情接受。
可是，表决刚过了四个月，香港的乐观气氛便被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彻底断送了。香港不久之后将由一个竟敢在街
头向自己人民开枪的政权统治，这个噩梦笼罩了整个香港。1989 年 6 月 4 日，出于对争取自由的北京抗议学生的同情，
也是出于对自身未来命运的担忧，500 万香港居民中估计有 100 万人走上街头，这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
成千上万有经济能力的港人购买海外资产，送孩子出去留学，争取外国公民身份。「六四」之前进展顺利的中英关系也
迅速恶化。＇1797＇ 甚至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员也蜂拥加入抗议人群，而许家屯并没有处罚这些抗议者。＇1798＇当香港商
界领袖包玉刚和李嘉诚在「六四」后不久拜会邓小平时，邓依然态度强硬，没有作出任何让步。他说，对英国政府一定
要硬碰硬。＇1799＇
许家屯在 1990 年 1 月被周南取代。许已经过了 70 岁的正常退休年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为那些批评北京
镇压天安门示威运动的香港人辩护，而且众所周知他和天安门镇压后被软禁在家的赵紫阳关系密切。他过去在沟通北京
与香港方面成就卓着，但在天安门悲剧之后，北京官员和港人之间出现的巨大裂痕是许家屯所无力弥合的。
周南会讲英语，曾经作为外交部官员处理香港事务，他所受到的约束要严格得多，并以令人厌烦的照本宣科的方
式忠实传达北京的意见。许家屯在香港多么深孚众望，周南在香港就多么不得人心。几周后许家屯逃往美国，在那里获
得庇护权并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许家屯下台后，新华社很多像他一样同情抗议运动的人也纷纷被大陆新派来的外事干
部所取代。
「六四」之后不久，中英关系中杰出的问题化解者柯利达秘密出访北京，旨在避免两国关系的破裂，这与斯考克
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及时密访北京以期减轻美中关系受到的损害如出一辙。尽管天安门悲剧造成局势紧张，中
国外交部长和政治局委员钱其琛与英国外相韩达德（Douglas Hurd）仍在继续密切接触，力求克服《基本法》中一个
已经成为争论焦点的难题：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普选人数。天安门悲剧数月之后，1990 年 2 月 13 日至 17 日《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对《基本法》进行了最后表决，全国人大于 1990 年 4 月 4 日
通过了《基本法》。＇17100＇
在天安门悲剧之前，英中两国曾共同努力想实现一个所谓「直通车」的方案，即建立一个能够顺利延续到 1997
年之后的政治架构。在邓小平退出政坛的 1992 年，英国派了一名重要政治人物彭定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