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渠道开始举行谈判。」＇1765＇与邓小平不同，戴卓尔夫人对英国在香港发挥的历史作用感到自豪，而且确信以往的条约
具有合法性。离开中国前，她在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说，「如果签约一方对（现存的）条约或协议说，『我不同意，
我打算违约』，那么你也很难相信他们会尊重新的条约。」当她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重复这些话时，英国外交部的中
国问题专家听得不寒而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话会毁掉他们一直以来与北京达成的善意。不出他们所料，中方对此大发
怨气。在戴卓尔夫人访华后的一周里，香港股市下跌了 25％，恒生指数从 6 月的 1300 点跌至 10 月的 772 点。＇1766＇
戴卓尔夫人访华后中英谈判被推迟了，因为中方坚持谈判协议的前提和基础必须是中国 1997 年后完全收回主权，
而戴卓尔夫人不愿意接受这一条件。随后中国发出了警告：1983 年 2 月底英国被告知，中方有关 1997 年后香港政策
的单方面方案草稿已接近完成。实际上，假如不谈判，中方将在 1984 年 9 月宣布它自己的香港前途方案。＇1767＇北京的
柯利达大使和港督尤德十分担心中方会向 6 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提交他们的单方面方案，于是在 3 月初飞回伦敦与戴卓
尔夫人协商。此时香港股市再创新低，乃至戴卓尔夫人也开始相信中方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为了打破僵局，柯利达
建议戴卓尔夫人致信赵紫阳总理，说明她可以重申她在北京说过的话，但在措辞上稍加改动为：假如能够作出让香港人
民满意的安排，她「准备向议会建议移交主权」。戴卓尔夫人接受了这一建议，此信于 1983 年 3 月 9 日发出。由于此
信没有满足中方关于谈判之前必须就主权问题达成一致的要求，中方没有立刻作出答覆，过了两个月才同意开始举行谈
判。邓小平后来对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说，他在谈判议程的顺序上松口，是为了让英国人摆脱尴尬局面。双方就下
一步谈判达成的议程是：第一，有关 1997 年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安排；第二，1997 年之前的安排；第三，主权问
题。第一次谈判于 7 月 12 日举行，距戴卓尔夫人访华已经过去了十个月。＇1768＇
为了给谈判作准备，同时与香港各界的重要人物建立联络，并培养将于 16 年后接管香港的官员，邓小平认为北
京必须向香港派出一名更高级别的党的干部。这位派往香港的高官应该被授予相当大的自由，使他能够与香港各界有影
响力的人士公开对话，并直接向北京的最高层汇报。邓小平需要的人要了解北京的想法，要能跟香港的领袖人物平等相
处，还要有信心向大陆高层提供全面而坦率的报道。他想到的一个人选是许家屯。
1983 年邓小平携家人去上海过春节时，顺道走访了附近的江苏，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一路陪同。邓小平之前并
不了解许家屯，尽管 1975 年邓在全国进行整顿时，许家屯先是在南京、继而在江苏全省的整顿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们在 1983 年春节见面时，本来的安排是许家屯用二十分钟向邓小平汇报江苏省的发展情况，结果谈话持续了两个小
时。在许家屯的领导下，江苏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六年翻了一番；他们见面时江苏的工农业产值在全国首屈一指。作
为临近上海的沿海省份，江苏也开展国际贸易，许家屯是率先允许发展市场的人，为此还被江苏一些行事谨慎的计划干
部到陈云那儿告过状。事实上，陈云曾要求把许家屯调离江苏，但邓小平看出他是一个大胆的改革派，坚持把他留在了
那里。
负责高层干部任免的胡耀邦知道邓小平十分赏识许家屯，于是在邓与许家屯春节见面后不久，胡耀邦便向他提议
由许家屯担任香港的新职务。得到邓小平同意后，1983 年 4 月胡耀邦通知许家屯要把他调到香港全面负责大陆与香港
的关系，为 1997 年的过渡作准备。＇1769＇ 1983 年 6 月 30 日，中英第一轮谈判结束后不久，许家屯被正式任命为中共
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党组书记，并被派往香港工作。许家屯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挑选香港有影响的人士，邀请他们访问
北京，他们在那儿将有机会见到邓小平。＇1770＇
为赴任作准备的许家屯前往北京拜访了他后来要在香港问题上与之打交道的领导人——除邓小平外，还有李先
念、赵紫阳、胡耀邦、杨尚昆、万里、姬鹏飞和胡启立。他发现他们全都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对驻港的中共组织进行大
刀阔斧的改造才能领导香港的过渡。当时的中共组织成员多是广州当地人，他们习惯于重复左派口号，几十年来一直在
批评香港商界和政界领袖。这群人在思考香港的未来时也缺乏想像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许家屯最终还是将香港的共
产党创造性地转变成了一个新团体，使它能够培养富于想像力和亲北京的新成员，这些人将在 1997 年管理他们的故土
香港。这些培养中的领导者未必是党员，但他们愿意与新的中共精英合作。
许家屯赴任前拜访的干部中也包括廖承志，但他在许家屯上任前的 6 月 10 日便不幸去世。后来邓小平宣布由李
先念和赵紫阳负责香港事务。在北京处理香港问题日常工作的是前外交部长姬鹏飞，香港则由许家屯负责。
许家屯在香港的正式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他以这一身份出席公开场合，但他的权力却来自他的中共港澳
事务委员会书记一职，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他的抵港引起了极大关注，因为他是到那时为止中共派驻香港的最高级别的
官员。过去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都是有外交部背景的广东当地人。许家屯讲普通话，他的上任表明香港现在已被中央
领导人视为国家大事。＇1771＇
许家屯离京赴香港之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对他说，他应当让大陆增加对香港的理解。杨由于常在香港过冬，
与当地知识界关系密切。作为回应，许家屯聘请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在香港组建了一个不大的独立智库，为中国官员分
析及解释香港的经济及学术形势。许家屯还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带到香港，以便增进北京对香港及其在世界经济中
的地位的了解。
许家屯到达香港时，恰逢中英第二轮谈判即将开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北京的中方谈判人员了解当地情
况，为下一轮谈判作准备。最初很多港人怀疑许家屯要加强中共对香港的控制，对他持有戒心。但是许家屯的开放态度
和了解香港的真诚愿望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传递了这样一个基本信息，中国将在 1997 年后收回香港，但是不必为此
担心，一切都会保持原样。＇1772＇
许家屯参观学校、银行和公司，经常在各种集会、庆典和体育活动中讲话，与穷困市民交谈，参观各种类型的机构。他
实际上成了影子港督，而且确实被人非正式地称为「总督」。在新华社驻港分社的总部，他挑选了一些有前途的当地人
加入他的团队，使团队人数从 100 人增加到大约 400 人。他把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派去了解香港政府各个部门和新
界的每个民政事务处。他们使许家屯能随时了解所有领域的动态。在接管之前的 15 年里，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见习
政府」。＇1773＇ 那些能证明实力的人有望在 1997 年后担任重要职务。
许家屯抵港三个月后返回北京，向赵紫阳和李先念汇报了香港的整体气氛、经济状况和当地中共官员的素质。他
的观察让北京的领导层感到意外。香港的中共党员长期习惯于投北京之所好，总是大唱赞歌，说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热
切期盼大陆来解放香港。即便那些想讨大陆欢心的港商也说，港人是多么热情地期盼中共领导的前景。许家屯却大胆说
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实，他汇报说，港人对共产党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们有时感到前途暗淡。＇1774＇他还说，香港华
商的主流意见是，他们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怀疑北京是否有能力为香港提供良好的领导。此外，很多在 1949 年以后
逃离大陆的香港商人认为绝对不能再相信共产党。他们见识过共产党在 1950 年代曾承诺善待与之合作的工商界人士，
然而后来却自食其言，对他们进行迫害，没收了他们的企业。＇1775＇许家屯的报告让李先念深感不安，他说，要把重新赢
得香港的民心作为头等大事。＇1776＇
许家屯的报告如同醒脑剂，但它并没有改变邓小平要收回主权的全面计划。在无果而终的第二轮谈判后，中国公
布了为 1997 年后的香港制定的十二条原则，意在提醒英方谈判人员，如果在 1984 年 9 月之前达不成协议，中方将单
「1997 之后会是什么」这个谜语在当时的港人中间不胫而走，谜底则是「1998 而已」。
方面准备自己的方案。1983 年 9 月 10 日，经过第三轮仍陷入僵局的谈判之后，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他对
希思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他说，他希望戴卓尔首相和英国政府采取明智态度，不要把路走绝
了，因为任何事也阻挡不了中国在 1997 年收回香港主权。邓小平希望，英国在下一轮谈判中应该改变思路，和中国一
起制定出保证平稳过渡的方案。＇1777＇
第四轮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随后港币币值跌至历史最低水平，商店出现了抢购潮，大量资本开始从香港流向
海外，有钱的家庭纷纷在加拿大等地购置房产。很多人认为，这是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柯利达徵
得戴卓尔夫人的同意后，建议在一个有条件的基础上，探讨中方提出的应该在 1997 年后做些什么的问题。在第五轮谈
判中，中方对英国表现出一定灵活性感到高兴，但仍然怀疑英国是在耍花招，谈判依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1778＇
柯利达在第六轮谈判中表示，英国真诚希望搞清楚中国在 1997 年以后的政策，如果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安排，英
方愿意在 1997 年之后放弃治权。这成了谈判的转机。第六轮谈判之后，中共的媒体不再抨击英国的立场。现在轮到中
方提出他们的方案了，但是他们在第七轮谈判中尚未准备提出新建议。从 1984 年 1 月 25 至 26 日展开的第八轮谈判
开始，双方的会谈变得更有成效，英方提供了他们如何治理这个全球化城市的详细分析，中方把其中的很多内容纳入了
他们的文件。＇1779＇ 随着谈判的进行，虽然双方尚未就主权问题具体达成一致，但中国将在 1997 年收回主权这一点上已
经日趋明朗。
第 12 轮谈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杰佛瑞？贺维（Geoffrey Howe）飞到北京，在 1984 年 4 月 18 日跟邓小平
会谈了两小时。邓小平强调了一些基本的关注，例如如何阻止英资公司和港英政府从香港撤资，如何阻止港英政府批租
土地。邓小平建议双方成立一个联合机构，随时了解香港在 1997 年之前的形势；成立一个北京、伦敦和香港官员的联
络小组，共同处理一切问题。邓小平对贺维外相明确表示，虽然香港的制度在 1997 年之后不会改变，但中国将在香港
派驻军队。＇1780＇ 他为此也作出了一些程序上的让步，希望由此可以在 9 月之前达成协议并且得到英国议会和中国全国人
大的批准。贺维外相在从北京去香港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早就明白的事情：「想达成一个能让英
国在 1997 年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虽然港人情绪低落，有些人甚至感到意外，但商业界还是松了一口
气，不确定因素终于被排除了。＇1781＇
然而，显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了邓小平的具体意图。1984 年 5 月 25 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时，许
家屯告诉他，一些干部说了一些不符合他的政策的话。前国防部长耿飙对香港记者说，1997 年后中国军队不会驻扎在
香港。邓小平听后勃然大怒。他立刻接见了出席全国人大的香港代表和采访大会的香港记者，向他们澄清任何可能的误
解。邓小平厉声说道：耿飙是在胡说八道，他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言论不是中央的意见。中国会向香港派驻军队。
既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驻军？＇1782＇ 邓小平很快又在电视上极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1997 年后
中国将在香港驻军。香港的大众媒体一向把邓小平视为务实的温和派，这次却被他的强硬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