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两极。一方以「建设派」（the builders）为中心，他们热衷于引进新的工厂和基建项目；另一方以陈云为首，可以
称为「平衡派」（the balancers）， ＇15＊1＇他们行事谨慎，力求资源能被用于所有国家重点项目。
从 1977 年开始，一些建设派领导人着手选择可供引进的外国工厂，使其在中国安家落户。随着经济的开放，这
些项目负责人利用 1950 年代中国引进苏联新型工业和建设项目的经验，从日本和西方寻找各种方案。建设派看到日本
和「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南韩、台湾）采用西方技术建设新设施，取得了世界上最快的增长率，也想如法炮制。
1978 年谷牧访欧之后，引进外国工厂的呼声越来越高，上层干部，主要是主管工业和交通运输的部委，在那些想使项
目落户当地的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列出了未来几年希望获得的各类工厂项目的清单，然后派干部去欧洲选择可以提供技
术和资金的合作伙伴。
谨慎的平衡派集中在财政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各大银行。与其他国家处在同等位置的人相似，主管财政的
官员把平衡预算、确保有足够的外汇偿还外债、控制通货膨胀等视为自己的责任。在制定经济计划时，他们尽力保证重
点经济领域能够得到必要的原料、技术和人力，保证消费品不至于短缺。＇152＇
和华国锋一样，邓小平内心里属于希望看到快速进步的建设派。他喜欢项目管理者，因为他们能在逆境中完成重
大项目，让人看到切实的进步。对细致的计算没有多少耐心的邓小平认为，平衡派虽然必要，却很烦人。
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时，最著名的项目管理者群体是从 1950 年代开始就在一起共事的「石油帮」，邓小平在
1952 年到 1966 年担任分管能源和重工业发展的副总理时曾与他们亲密合作。「石油帮」的头号人物余秋里因领导开
发大庆油田而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但他在文革中被打成「邓派」成员。＇153＇ 1975 年邓小平负责国务院工作时，余秋
里继续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任，这让平衡派颇为不满，因为这一要职长期以来一直由他们的人担任。毛去世后余秋里继
续担任这一职务，华国锋也是依靠他领导从国外进口工厂设备的工作（关于余秋里，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
人物〉）。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余秋里和其他项目管理者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在发达的经济体中，新项目的管理者
可以依靠别人提供必要的设备和基础设施，而中国的项目管理者必须自行应付未经训练的工人、设备缺陷、零部件短缺、
能源不足和所需供应拖延等各种问题。成功的项目管理者都是集奉献、坚毅和机智于一身，能够应付各种难以预料的问
题的人。
毛泽东去世后，随着华国锋开始推动经济发展，项目管理者的工作量骤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其他相关部委
的干部忙得团团转，他们要确定优先引进的技术、与国外公司谈判、为工厂选址、计算所需原材料的数量、作出运输和
人事上的安排。此外，很多干部是在文革离职多年后刚返回工作岗位的，而邓小平在 1975 年启动的整顿和选拔新领导
班子的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他们仍然要在政治斗争中与那些文革时提拔起来的大势已去的无能干部周旋。自毛去世后，
以余秋里为首的项目管理者就开始仓促地编制打算引进的技术清单，他们确实无暇认真分析引进工厂并使之运转所必需
的步骤。
毛去世后不到一年半，华国锋不顾平衡派提出的问题，根据余秋里等项目管理者开列的清单，向五届全国人大提
交了一个包括大约 120 个大型建设项目的清单。＇154＇ 这些项目预计需要 124 亿美元，超过中国全年的出口总值。华国
锋宣布，这个计划要求每年经济增长率在 10％以上。＇155＇ 他在 1978 年 2 月称，这些计划符合他的十年规划，而这个十
年规划则是邓小平 1975 年所提规划的一个自然结果。＇156＇
华国锋交给余秋里的一项具体任务是开发新油田，以期从 1973 年石油危机后的高油价中获利。华国锋的设想是，
生产更多的石油，通过出口石油赚取外汇，支付全部进口项目。然而事与愿违，尽管付出了艰苦的钻探努力，并没有发
现新的大油田。
在选择和引进项目的热潮中，各部委和地方官员的项目意向清单，很快就成了与外国公司签订合同的基础。后来
批评华国锋的人说他是在搞「洋跃进」枣向部下施压，仓促上马各种计划，想通过显示以此带来的经济进步巩固自己
的权力。他的支持者则反驳说，华国锋是在困难条件下尽心尽力，加紧为中国建立现代工业。
邓小平完全支持余秋里，且和他同样热衷于引进外国工厂。1978 年中，平衡派无力抵挡进口现代项目的热潮，
转而向陈云寻求支持，尽管陈云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召开三周之后，未被邀请到会的陈云给
李先念写信，表达了他对于一些同志过分热衷于向外国借钱和引进工厂的担忧。在他看来，他们没有首先保证中国能够
提供落实这些计划所必需的训练有素的人力、基础设施和配套工业。陈云建议扩大务虚会的范围，使不同的意见都能得
到充分讨论。然而，会议的组织者并不想这样做。在当时，关于国家未来是否会具有对那些计划中的新项目的偿付能力，
人们普遍持乐观估计，陈云是唯一对此提出公开质疑的高层领导人。＇157＇
1978 年 12 月，当党内高层依赖邓小平提供全面领导、并具体主管外交和军事事务时，他们依赖陈云提供高层
人事问题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领导。他们相信，陈云能一如既往地提供最好的经济建议，他是新时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头脑
最清醒的人。
1978 年 12 月 10 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会上发言，对已经波及党内最高层的那种失控的狂热表示担
心。就像大人管教过度兴奋的孩子一样，他列举出十年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他语气中透着威严，暗示他已经知道自己就
要进入中央政治局。他说：「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
＇158＇
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一直站在大干快上这一边，但当陈云于 1978 年 12 月发出缺少周密计划的警告后，邓转
而支持陈云。1979 年 1 月 6 日，三中全会刚结束两周，邓小平把与他共事的主要项目管理者余秋里、康世恩和谷牧叫
来，对他们说，陈云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他们应该降低一些计划指标。要避免外贸债务过重，在制定计划时
首先要核实并确保必要的原材料供应，要优先选择投资回报快、能扩大就业的项目，为了避免陷入债务，实施项目之前
要先积累资本。＇159＇简言之，那个时候的邓小平完全支持陈云的稳健立场。（陈云后来责备华国锋草率签订引进项目的
合同引发了诸多问题。而邓小平之前一直支持华国锋盲目冒进的做法，却从未被要求过为此作检讨，邓在与华为伍时所
起的作用被简单地忽略过去了。）
为什么邓小平会从支持建设派转而支持以陈云为首的平衡派呢？邓认识到新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当年 12 月得出的年度经济数据已经反映出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只有 4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出口赚取的大多数外
汇收入已被预付，却已经签订了超过 70 亿美元的购买外国设备的合同。＇1510＇这种出超比起十年后的外贸数字固然微不
足道，但在当时却高得足以让谨慎的官员感到害怕，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较小的数字，并且担心这种债务会成为资本主
义国家手中的把柄。当时陈云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邓小平也愿意与他站在一起反对华国锋。但同时还有一件事影响了
邓对于经济的考虑：他正在准备几周后入侵越南，这将使财政状况进一步紧张，削减其他开支当为明智之举。
到 1979 年 3 月，陈云收集了更多数据，作了更多分析，准备系统地提出建议，以削减引进外国工厂的合同，降
低未来几年的经济指标。他的一些方案，甚至是其中的用语，都跟他在大跃进后恢复时期所推行的紧缩政策极其相似，
但他没有用过去的「紧缩」一词，因为它听起来太消极，而是用了「调整」一词。3 月 14 日对越战争已近尾声，陈云
和李先念可以对它的花费作出估计了，于是他们提出了在未来两到三年间进行调整的方案。他们建议在国务院下面成立
一个新的机构，即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计划和财政工作。陈云被任命为这个财经委的主任，而过去几年里负
责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将担任副主任，在他这位过去的导师手下工作。
陈云对他的同志们解释说，他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从前，只能做一些最必要的工作。他会提供全局性的指导，但
是他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做的具体工作，只能靠手下人去落实了。被任命为财经委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人，是陈
云最为器重的经济干部姚依林。
在 1979 年 3 月 21 日至 2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对调整方案的必要性作了说明：
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我们还很穷，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大家都想实现现代化，但问题是我们能做到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均衡发展。搞
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想生产更多的钢，问题是 1985 年搞 6；000 万吨钢根本做不到。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些人笑话谨慎的人，让人觉得似乎他们是专门主
张搞少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确实，我们需要借外国人的钱，需要外国人的技术，但是人民银行有多少钱还账，你有把握吗？必须有把握还上钱才行。究竟需要多少钱，
没有很好计算。地方工业跟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我们在工作中是犯过错误的，我们仍然缺少经验。要我做工作，我只能量力而为。
＇1511＇
陈云对计划的基本态度是平衡：平衡收支、平衡贷款和偿付能力、平衡外汇收支。他还要平衡在消费品和生产资
料上的投资，平衡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1978 年重工业在中国的工业产出中占到 57％，轻工业只占 43％。
＇1512＇像很多干部一样，陈云认为自 1958 年以来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食品和消费品为重工业作出的牺牲超出了人民
的承受能力。在他的指导下，1980 年重工业只增长了 1。4％，轻工业增长了 18。4％；1981 年重工业下降了 4。7％，
轻工业增长了 14。1％。＇1513＇
宣布调整政策后不久，在 1979 年 4 月 5 日至 28 日召开的无锡会议上，地方干部和各部委官员都抱怨中央的经
济计划控制得太严。陈云也愿意让下面的市场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他坚持以计划为主。这难免让那些希望在当地建新厂
的人感到不快。一个天津代表的发言反映了会议的主要情绪：「我们正情绪高涨，现在却突然提出要进行调整，这是在
泼冷水，打击我们的热情。」＇1514＇胡耀邦向地方干部们保证说，中央仍然希望推动工业发展。赵紫阳则表示支持调整，
他解释说，调整能够为以后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谷牧的欧洲之行曾让人欢欣鼓舞，但此时他也加入其中，解
释了调整的必要性。赵紫阳和谷牧一开口，会议气氛也随之发生变化，地方干部不情愿地同意了支持调整的会议报告。
＇1515＇邓小平也像赵紫阳一样解释说，为了给今后的发展创造稳固的基础，调整政策是必要的。
受到调整政策约束的地方干部想出各种对策，避免使投资和开支降到陈云所希望的水平。当时，陈云的工作受到
他本人生病的拖累。1979 年 10 月 24 日他在杭州做了结肠癌切除手术，在医院一直住到 12 月 4 日。回到北京后，他
又住院覆查，从 5 月 20 日住到 29 日。到 1980 年后期陈云重返工作时，预算赤字大增，为建国以来最多的一年。问
题之严重使陈云痛下决心进一步加强管制，也使他争取到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更多干部的支持。赤字的增加不仅是因为
对越战争的支出，还因为对农民提高了粮食统购价，减少了农业税，以及重新安置下放农村的返城人员所产生的花费。
此外，中央政府为刺激地方积极